先秦之云书
云纹是一种古老的图案，呈涡旋状线条的纹样，本为圆形，也有方形变体，习惯上称圆形的为云纹，称方形的为雷纹；多用作衬托主题纹饰的底纹。云纹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在各种器皿上，商周时期进入繁盛时期，在青铜鼎彝器、玉器等上得到充分使用，在日用器皿、家具、服饰中也是不可或缺的装饰纹样。
传统的说法是将云纹和雷纹合称为云雷纹，它是单线或复线往后自中心向外环绕的图案，或说是模仿手指的纹理而成的。它由两个中心对称或轴对称的旋纹组成。商代早期已有带状云雷纹出现，商代中期云雷纹构成兽面，商代晚期及西周早期云雷纹常为主纹的陪衬。春秋战国时期云雷有了一些变化，沿用不衰。宋代王黼《宣和博古图》卷五“周斜方云雷鼎”：“然云也，雷也，为其有泽物之意，故后世又加之雨以著其义焉。至聂崇义《礼图》，凡当作雷者既莫之设，而所谓云者亦无回转下垂之象，使见三代鼎彝所以为云雷者，当褫气丧胆而自愧其谬矣。”[1]所谓云雷者，实为云纹。
图2-1 西周云雷纹陶鼎（吴城）
图2-2 葛陵楚墓玉璧
古人又有云气之说。宋代王黼《宣和博古图》卷四“周盘云饕餮鼎”：“有鼻屹然而起，间作云气盘郁之象。”[2]又卷五“汉浮云鼎”：“体间饰以云气，作下垂之势。”[3]三代礼器的云气纹过于抽象，难以判断。战国秦汉流行的云气纹由云朵与气流组成，十分生动形象。云纹由柔和的回旋线条形成云朵状花纹，再演变为流云纹，以云朵拖曳气流，成为往返盘曲的流云，也即云气纹。古人对云纹的偏爱有深厚的渊源，云纹在民俗与政治方面具有多种重要的意义。
云气是上天的征象，沧溟浩渺，空无一物唯有祥云，所以苍天可见者云，故称云天。《庄子·大宗师》：“黄帝得之，以登云天。”成仙驾云可以升天，享受不老之身。《史记·秦始皇本纪》：“真人者……陵云气，与天地久长。”晋葛洪《抱朴子·知止》：“若夫善卷、巢、许、管、胡之徒，咸蹈云物以高骛，依龙凤以竦迹。”
云纹是真人所御，升天是人们的精神追求和寄托，云气是祥瑞符号。
观云气能知吉凶。马王堆3号墓在西汉初年文帝之时，墓中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图文结合，以朱墨两色绘出了云气、恒星、彗星等各种天象图像二百五十幅，每幅图下都纵向排列有说明文字。这是观云气的专书，说明观云气在当时是专学，有巫师从事观察天象云气以占验吉凶。《史记·天官书》：“凡望云气，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余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属地者三千里。”[4]
云为龙之气象。先秦鸟虫书呈现出祥云陪伴龙凤飞舞的景象，龙与云两者密不可分，龙驾云，云从龙。战国玉器常以云纹为题材，将龙作为主体。
淅川徐家岭战国墓出土云龙纹玉佩，器身为两条相向的龙盘踞回转，龙身麟纹，间以卷云纹。
图2-3 战国云龙纹玉佩（淅川徐家岭11号墓出土）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侧身立龙韘，龙身是S形卷云，而头顶、嘴、三足雕琢成五朵卷云。战国交龙纹玉佩，是俯视的两条盘曲相交的龙，龙身多处雕琢旋云纹。
图2-4 战国侧身立龙韘（上海博物馆藏）
图2-5 战国交龙纹玉佩（上海博物馆藏）
汉代王褒《圣主得贤臣颂》：“龙兴而致云气。”龙为四灵之一，是圣主的象征，龙飞动，祥云相伴。此类景象在各种图画上出现。陕西绥德东汉画像石中出现云纹图画，云气来回上下拖曳，流云连绵不断，有金乌、白虎、龙居中央。云纹布满画面，龙悠游其间，一幅祥瑞之景。
图2-6 绥德东汉画像石
“云”的象形字在商代已见端倪。甲骨文字“云”—
（《合》13396）、
（《合》13418）、
（《合》21021）都是云的象形字。当然甲骨文“云”字虽然像云，但还不能称作云书。因为云书是一种装饰性的美术字，甲骨文是实用文字，与其他象形字同理，并没有经过特殊的处理。同样，春秋晚期吴越兵器“工䱷大子姑发剑”中，
显然强化了云之涡旋，但恐怕也不是云书。在春秋中晚期的淅川王子午鼎的铭文中，变形弯曲的长体已经出现云书了，“永”字呈现流云之状。在战国时期云书发展成为基础性美术字，既有以云纹单独组字的云书，也有与鸟兽混合组成的云书。
单纯云形的字形被称为云书，它的形体就是云的形象。根据云的种类，有弯曲延绵的流云和涡旋的云朵两种。前者是从春秋以来的云气纹样发展而来，因为形体比较简单，线条化的形体比较容易与古文字的笔画融合，所以在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云书。
长度显示出高巍、静穆，使文字更加具有美感。文字笔画未免呆板、单调，自然而然地把直线反复弯曲，刚性变为柔性，刚直化为婀娜，摇曳才能多姿。曲线笔画的出现晚于长体，随州义地岗曾公子去疾墓出土铜器四十七件，其中礼器十件，在铜鼎、铜簠、铜斗、铜缶有“曾公子去疾”字。字体又分两式，一为修长规整体，一为不规则散体。如簠、斗、缶铭文属于前者，鼎、壶铭属于后者。图2-7铜簠底铭文为“曾公子去疾之登（升）簠”。曾公子去疾墓约建于公元前5世纪之前半期，铜器为春秋晚期之物。[5]铭文由加曲逐步发展为增加曲线，柔美的线条反复缠绕，如祥云游动。
图2-7 曾公子簠
上海博物馆藏春秋晚期蔡公子加戈，其字形修长，字长数倍于字宽，可知是有意为之，是云书。错金铭文“蔡公子加之用”，字体是经过美化处理，首先加曲，“加”之上笔、“蔡”“子”之尾笔皆左右往复盘桓。其次是延长垂直线，“公”之“八”形本不是直线，书者加以变形，把曲线集中到中部和底部，而引出直线延长，让人感觉主体由直线组成。“子”自尾部曲折之后引出垂直线，“蔡”字不能完全变成直线，却处理成接近直线。
图2-8 蔡公子加戈
淅川下寺春秋楚墓2号墓出土鄬子倗尊缶两件，盖内有云书两行六字：“鄬子倗之阝尊缶”。[6]2号墓还出土铜戟四件，皆有铭文。其中两件（M2：72，M2：84）为错金铭文“王孙诰之行戟”。
图2-9 蔡公子果戈
图2-10 鄬子倗之尊缶
图2-11 王孙诰之行戟
2号墓中有王孙诰甬钟二十六枚（M2：1-M2：26），钲部皆有铭文。字迹修长纤细，属于长体。
1号墓出土两件倗簠（M1：44、M1：55），盖与底 皆有铭，内容相同，底铭“倗之簠”。[7]与同墓鼎（M1：65）、8号墓鼎（M8：1）比较，字形差异明显：
“倗”，
（M1：45）、
（M1：65）。
“之”，
（M1：44）
（M1：65）。
“簠”，
（M1：44）、
（M8：3）、
（ 下M8：1）。
8号墓墓主以邓自称楚叔之孙，与王子午为同族，年代相去不远。墓内出土铜器鼎、簠（M8：1、M8：3）铭文清晰，匜铭皆为常体，鼎铭字迹浑厚，其他簠铭纤细。
曾侯乙墓出土了大量铜器，其铭文数量庞大，编钟铭文两千八百二十八字，礼器、用器铭文八百七十一字，装饰色彩浓厚。兵器的戈、戟、殳铭文中一部分是云书。戈铭有“曾侯乙之走戈”“曾侯乙之用戈”“曾侯乙寝戈”。墓中有三戈连戟，上下两戈错金，中间不错金，同是云篆铭文“曾侯乙之用戟”[8]；另有三戈常体篆文“曾侯乙之用戟”，最上戟内部阴刻龙纹“曾”字[9]。另有“曾侯戉阝之行戟”，有一戟头“析君墨□之造戟”[10]。云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流云，一种是涡旋云。流云也可以称为云气，它的特点是反复弯曲、绵延流长，如蔡公子加戈的铭文就是例子。因为需要把笔画拉长，受到字形限制，所以用曲笔往复盘桓。先秦部分流云纹还有一个特征，即肥弯。
图2-12 “曾侯乙之用戟”
表2 曾侯乙墓铜戈铭文对比
图2-13 鄬子孟青嬭簋
河南淅川徐家岭1号楚墓出土铜簠两件，形制相同，器盖内与器身底均有两行八字篆文，器盖铭文为“
子孟
青之飤 ”，器身铭文为“
子孟青
之飤
”，属于战国早期晚段或中期偏早时期。字形修长，笔画有装饰，“
”“子”“飤”弯曲处均有肥笔。“之”字的笔画加以截断，用S形云纹重新连接，肥弯特别明显，增强了装饰效果。[11]
湖北省天门市彭家山18号楚墓建于战国中期早段，出土四件席镇，铜质，半球形，平口，中空实以铅，顶正中有环。其中一件有铭文（释文略），两件有纹饰，一件为素面。M18：12顶边缘饰一周凸弦纹，其内阴刻一周、腹部阴刻二周铭文，计四十字，通高5.8厘米、口径5.4厘米、腹径6.6厘米；M18：15顶部边缘饰一道凸棱纹，其内阴刻一组、腹部阴刻两组灵鸟舞蹈图案，通高5.2厘米、口径5.5厘米、腹径6.5厘米；M18：13素面，通高4.7厘米、口径5厘米、腹径6厘米。[12]铭文转弯处加肥，实际属于流云纹之云书。
图2-14 M18：12铜镇及铭文拓片
图2-15 战国楚考烈王（前262—前238年）时期楚王酓肯盘铭文：“楚王酓肯作为铸盘以共岁尝”
涡旋云呈圆形，实际是浓缩的云朵。这是先秦常见的纹样。在玉器上可以见到的以双联涡旋云为多，是两个单云连在一起。
战国之利可能是某种青铜容器之盖，上有错金铭文（释文略），属于流云纹云书。[13]
涡旋云纹早在淅川下寺 春秋楚墓铭文中见到过，作为字的一个部件，如
（惠）。战国中山国出土
方壶，刻铭文字形排列整齐，字形十分优美，涡旋云也是改变字形内原来的笔画而来。[14]一种只在笔画端画成云纹，如
（氏）、
（明）、
（尓）、
（民）、
（外）、
（
）、
（走）、
（奔）；一种是整个笔画作云纹，如
（
）、
（虖）、
（夜）、
（参）、
（余）、
（为）；一种用云纹补白，如
（又）、
（祀）、
（
）、
（夕），不仅文字有云纹，而且在铺首周围也用涡旋云纹装饰。此鼎铭还有多种装饰手段，“鸟”字写作
是采用象形法画一只鸟，可以认为是鸟书，而且刻文坚挺如钢针，是最早的垂芒书。
图2-16 战国之利（鼎盖）残件
图2-17 中山王
方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