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装饰器物成为风尚[1]
宋代以来汉字走向生活，作为日用器物的装饰成分越来越受到推崇。人们继承传统，用吉祥的文字书写在日常用品上。汉字是表意文字，具有优美的形体，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把意愿、向往的字句装饰在日用的器物上。山东莱州元丰七年（1084年）墓壁画中三名侍女各持扇子，一掌扇上写“富贵日兴”，一团扇上写“金车入门”，一掌扇写“齐寿”，都是表达对富裕豪华生活、长寿的愿望。[2]
图7-1 “富贵日兴”扇子（莱州元丰七年墓）
陶瓷器皿是日常使用最为频繁的器物，宋代改变了以前花纹装饰的习惯，将内涵丰富的文字书写在上面。既长寿又富余显贵，语出《旧唐书·姚崇传》：“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宋以来成为祝颂词。元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一：“美妇援出，满眼皆桃花。钦叔梦人与桃符二，上写：‘宜入新年，长命富贵。’”江西吉安博物馆藏北宋吉州窑碗残片，有剪纸菱形图案，四角内有“长命富贵”四字。山西博物院收藏金代白瓷红绿碗“清”字碗，碗中粗细两道圈内写一个大行楷“清”字，字外有粗细两道方框，紧贴边框画三朵云纹，再向外有四边花瓣，极富于装饰性，是一件具有民间色彩的美术字作品。此“清”字指“河清”，黄河水清。历来黄河浊浪滚滚，洪水泛滥，人们盼望黄河水清、天下安宁。《易纬乾凿度》卷下：“天之将降嘉瑞应，河水清三日。”汉代张衡《归田赋》：“俟河清乎未期”。唐代吕延济谓：“河清喻明时”。因而，古人把黄河水清作为嘉瑞、生活安乐的征兆。
图7-2 北宋褐釉“长命富贵”吉州窑残片（吉安博物馆藏）
图7-3 近代白瓷红绿碗（山西博物馆藏）
图7-4 南宋青釉寿字纹（东乡淳祐十年黄广墓）
江西省博物馆收藏的南宋青釉福寿纹扁花瓶，正反面开光内分别有“福”“寿”字，两侧有云纹，寄托了健康长寿的愿望。
南宋、元瓷瓶都用堆泥工艺，与金代白瓷彩绘装饰工艺类似，皆以多变云纹包围字纹，具有时代的典型特征，形成字、纹紧密结合的新美术字。
最常见的“福”字戳印出现很早，浙江金华铁店村瓷窑中出土类似钧窑的产品，其中三足鼓钉洗，内外施釉，有一件内底有戳印，在双圈内有一阴文“福”字。此类戳印可以大量制作，瓷器都可以打上“福”字，可见宋代器物上“福”已经流行开了。[3]吉林扶余岱吉屯元墓出土“福”字款缠枝番莲纹碗，胎质洁白致密，釉面莹润。腹壁绘四朵缠枝番莲，碗心绘双重圈，内画一朵番莲，足底用青花勾双线方栏，内有一“福”字。它的“福”字位置比较特殊，明清以来外壁碗底是朝代款的专用位置。[4]
图7-5 元青白釉“寿山福海”玉壶春瓶（首都博物馆藏）
图7-6 “福”字碗（扶余岱吉屯元墓）
图7-7 “家常富贵”镜
鲁荒王妃戈氏墓发现的龙泉窑豆青釉“福”“寿”双耳瓶，印花装饰纹样，腹部外框内，一面是一笔书“福”字，另一面是“寿”字。外框外装饰牡丹花江崖海水纹。这种外框后成为开光，是瓷器纹样设计中常用的形式。由此可见宋代以来把文字当作其他图画一样看待，这是美术字的一种新形式。[5]
图7-8 龙泉窑豆青釉“福”“寿”双耳瓶
汕头金砂细沙层中出土碗二十八件，其中瘦高一件，器外直书青花字：“□□□□枝枝秀，□美芙蓉朵朵鲜，寿山不老年年茂，福海无穷岁岁□。”有三“喜”花卉碗六件，其中五件内写“大明成化年制”[6]。
图7-9 明代三喜碗（汕头三喜碗）
在古代，铜镜是一种奢侈的生活用品，铜镜的高档往往体现在精美的镜背纹样装饰上。汉魏镜铭采用的垂芒、云书，文字内容显露出向往长寿、子孙繁衍、做高官、长相思等，体现世俗的幸福观。唐代的镜背装饰主要用花鸟、人物，有的有少许的文字注释。宋代铜镜镜背装饰丰富多彩，图文并茂，文字铭内容富于文学色彩，字形常常采用传世古文。元代镜背装饰风格一变，镜铭走上世俗化的道路。例如河北涿州元代壁画墓出土的铜镜就是一个标志。此墓发现了“长命富贵”“家常富贵”两枚铜镜，“长命富贵”为楷书大字，“家常富贵”与八个鸟纹相间，置于内外双圈之内。[7]
在明代镜群中除仿制汉唐铜镜外，也具有自身特点的铜镜，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铸造的云龙镜和带有吉祥语的铭文镜，如“五子登科”“喜生贵子”“状元及第”“一品当朝”等镜。[8]明清间吉祥文字镜以其通俗内容和楷书字形获得了镜铭的主体地位，这与宋代瓷器铭文以及其他器物的装饰铭文一脉相传。这些字一如宋代的“福”字有双圈外框、元代“福”字有正方形方框，明清所谓镜铭文字一般采用楷书，每字都加正方形外框。通用的楷体字不具装饰性，难以认为是一种美术字，所以特地加上外框，用最简单的处理，作为一种美化的标志。
图7-10 十堰市博物馆藏铜镜
清代几乎完全继承了明代镜铭文字装饰。字形装饰完全相同。宋代邵雍（1011—1077年）为著名哲学家。他提出“四喜”：“一喜长年为寿域，二喜丰年为乐国，三喜清闲为福徳，四喜安康为福力。”清代瓷器有双喜纹，遗址流行到近代。清宫记录有双喜纹、三喜纹：《清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有双喜白玉杯、有汝釉四方双喜樽。[9]
笔者收藏清代四喜镜，镜背铸有方框内的“喜”字，分布在上下左右共有四个，满足了四种“喜”字的纹样。
图7-11 清代四喜镜
文字装饰不再消极地贴在器物之上，独立自成体系，甚至改造对象。明清“福”字壶即是一个例子。
明代《天水冰山录》是记录抄严世蕃家的器物记录，逐行记载器物名称，中有“金福字壶一把”“金百福字壶一把”。明代用“福”字、“百福”字装饰器具。
康熙朝是瓷器艺术大发展时期，美术造型瓷器中出现了汉字形器皿，有福字壶、禄字壶、寿字壶等，堪称奇葩，是瓷器工艺中别致一派。传世的“福”字壶，采用行草书，一边连成一体。前者为存于故宫的康熙朝制品，后者为德国纳高2005年11月拍品，两者皆以“福”字为形，“福”字为壶之主体，中间镶嵌一幅人物画，字外附加壶嘴和壶柄，笔画中有海水和百花纹。
图7-12 故宫藏福字壶
图7-13 德国纳高福字壶
文字装饰扩大到了建筑物，这些装饰主要集中在大门、照墙之上，在窗棂、格扇上则多以图案化的文字作点缀。精美窗棂有山西昔阳县赵壁镇楼坪村李贵乾院正楼窗棂，为木构囍字[10]，这种装饰流行至今。传统的大门有木结构门楼、砖雕砖砌门楼和砖木结合为一体的门楼，上面是文字装饰的重要处所。南京市博物馆陈列的清代门楼砖雕两侧为云纹，中间拱托了一个圆形的“福”字，这个将原来的左右结构变为上下结构，“示”两笔向下延伸，包住了“畐”，这样安排“福”字为对称性结构，更加富有图案意味。“福”字周围雕有四个蝙蝠，可读作“四福”。四福，即福禄寿喜。总括了人一生的幸福。
照墙体量较大，壁心装饰砖雕文字，中心大多有砖雕的大大的“福”字，这几乎成为建筑程序，全国大型住宅皆有此安排。
图7-14 清代秦大士门楼砖雕（南京市博物馆藏）
文字装饰范围不断扩大，文字也出现了符号化的进程，字形结构从复杂转换为简单，从非对称转换为对称，这种样式的文字更加符合图案的要素，更能图案化，更具有装饰效果。
道教文字是汉字中的宗教文字，形体独立发展，与通行汉字若即若离。宋代皇家尊奉道教，道教文字逐步走出神坛，向世俗渗透。宋代出现的“寿”字的图案化变体就是一个颇具影响的例子，，开拓了一个美术化的新元素，它与通行体“寿”字一并作为使用广泛的装饰性文字。永厚陵是北宋第五位皇帝英宗赵曙的陵墓，宋永厚陵铜雕花饰“寿”字，左右完全对称，上下基本对称，此字形离开原来字形距离很远，几乎找不到原来形体的影子。道教字形本来变化非常随意，这就是一个例子，明清以来这个字形当作“寿”字美术字的变形基础。梵文中的卐，原为一种符咒，是胸部的吉祥标志，汉文意译“吉祥海云相”。卐字由佛教传入，南朝已经把它纳入汉字之内。唐代武则天于长寿二年（693年）规定音同“万”字，唐释慧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卍字本非是字，大周长寿二年，主上权制此文，著于天枢，音之为万，谓吉祥万德之所集也。”中唐以来大量的日常用品中开始装饰有卍字纹（左旋右旋不限），卍字纹铜镜的流行是这种发展趋势的标志。
图7-15 “永寿”铜镜拓片（陕县刘家渠唐墓）
镜纹以双凸线饰“卍”字。关于“卍”字的解释有诸种。“卍”字在梵文中意为“吉祥万德之所集”。武则天崇佛，把卍字纳入武后新字，把“卐”字放在一个“○”里边成为“月”字，“
”外廓为满月，“卍”寓意如意。卍字铸入镜背，与镜缘也组成一个
字。万字镜在唐镜中也属一类，至晚在唐代中晚期。益阳市赫山庙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唐墓出土卍字镜14.5厘米见方，厚0.15厘米。半球镜钮，背面有卍字纹。[11]益阳市大海圹一号唐墓出土卍字镜，13.8厘米见方，厚0.2厘米。[12]刘家渠开成三年（838年）唐墓出土卍字镜，卍字四侧嵌入“永寿之镜”四字。[13]
湖北襄樊文物处征集到一枚[14]，鄂城的洋澜湖电排站出土一枚[15]，两者万字的方向相反。
图7-16 铜镜（襄樊文物处征集）
图7-17 铜镜（鄂 城的洋澜湖电排站）
图7-18 五代墓葬出土铜镜（“卍”字左旋，间有“太平万岁”四字）
金代出现圆形万字镜。北京市海淀区南辛庄2号金墓出土一件卍字圆铜镜，直径15.6厘米，圆钮，以钮为中心装饰有双勾线卍字纹图案，其外为两圈细弦纹。[16]
万字纹镜不是装饰铜镜，江西玉山渎口窑址曾有卍字瓷盒，盖缘下沿有乳钉状装饰，盖面有卍字镂空。口径8.4厘米，底径8.6厘米，通高3.8厘米。渎口窑始于晚唐，终于北宋，参考卍字镜，卍字盒当在晚唐烧造。[17]
图7-19 （渎口窑址卍字盒）
图7-20 元代窖藏的菱格卍字纹织物
图7-21 南京博物院藏清代团龙寿字库金缎
宋元起，图案化汉字和梵文“卍”替代“万”字。前者见于北宋陵墓石刻，后者见于河北鸽子洞元代窖藏的菱格卍字纹织物，南京博物院藏清代库金缎，“万寿”二字由“卍”与图案化汉字组合成团纹。这些可以作为图案的简单符号大大方便了装饰文字与被装饰物体的融合。
图7-22 宋永厚陵铜雕花饰“寿”字
明清与西洋等海外地域建立了贸易关系，与周边民族形成了朝贡关系，西亚、南亚的宝石不断输入中国，大大丰富了装饰器物的装饰材料。这些红蓝宝石、祖母绿、碧玺、翡翠、猫眼、砗磲等与中国原有各色玉、绿松石、水晶、玛瑙、珊瑚、珍珠等组成璀璨的光色效果。这些宝石不仅用于装饰衣物，也直接镶嵌于文字形体，使得字形美轮美奂，高贵典雅。万历帝定陵帝后织物和金饰生动地体现了这种风尚。嵌宝金饰物干脆以万字为主体，有大“寿”字簪、“佛”字簪、“万寿”字簪，并在字面上镶嵌名贵宝石。
宝石常用于各种工艺的制作，在金银胎体中镶嵌各种宝石，形成金光灿灿、珠光宝气的综合装饰器物。万历帝的金丝编镶宝石“心”字带饰制作十分精彩[18]。整个楷书“心”字，由上下两层花丝组成，四壁为缠枝花纹，在三点一勾的笔画内，镶猫眼石一块，以及红、蓝、绿、黄宝石各一块，大珍珠三颗，长10.2厘米，宽6.4厘米。“心”字佩中间猫眼、上面的蓝宝石、左侧黄宝石、右侧红宝石，穷奢极侈，给后人留下珍贵的艺术品。
图7-23 镶嵌多种宝石的金丝“心”字（明定陵）
定 陵出土镶宝玉万寿字金簪。D112：5镶宝玉大寿字金簪扁锥形，主题 为 变形白玉寿字，其上镶以金托玉花，花内嵌红宝 石四块、蓝宝石三块、绿宝石一块、猫眼石三块。通长13.5厘米。D112：33周围镶嵌宝石，中心大寿字，是道教变形字，上镶宝石一颗，大寿字上方两个金卍字，合 称“万寿”[19]。D112：7有山形及花丝叶形 金托，上挂白玉雕出的“万寿”二字，在字上及叶形托内共镶红宝石三 块、蓝宝石两块[20]。D112：20扁锥形簪，顶部饰一白玉佛字，下部与白玉花形饰座相连，字中心嵌宝石一块[21]。
图7-24 各种嵌宝“寿”“佛”“寿”字D112：5，D112：20，D112：7（定陵）
图7-25 镶宝玉万寿变形字金簪（ 定陵D112： 33）
小首饰如鎏金银环镶宝石耳坠，下有“喜”字及蜜蜂的白玉坠[22]。
图7-26 “喜”字白玉耳坠（明定陵）
文字往往与纹样同时出现，汉代的文字织锦中吉祥文字用祥瑞动物、织物衬托。有的衬托纹样只是表达某种与文字无关的意义，如清代“福”字耳坠，金福字下挂一个翡翠楸叶，楸叶表示秋季，意味着这个“福”字在秋季节令佩戴。文字与纹样密切配合、互补大约从清代开始。
图7-27 喜字玉带板（明益定王墓）
图7-28 清楸叶福字耳坠（故宫博物院藏）
汉字用于装饰可以追溯到汉代织物纹样，以各种祥瑞的鸟兽、云纹等为底，上面有各种吉祥文字，这是中华纹样的特点。以字装饰器物一度沉寂，在一千多年后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在明代社会上层流行起来了。
故宫博物院藏清宫镶皮马褂，也是以字纹装饰品。
光绪帝时期的琵琶襟皮马褂，领、袖边镶饰青白肷嵌寿字貂皮边，在貂皮边上镂雕长“寿”、团“寿”的字纹，再嵌入青白肷皮，如自然长成的文字。[23]
图7-29 镶字皮衣（故宫博物院藏）
清百寿铜尊，上面铸造了五排共一百个道教变体“寿”字。
清代继承了汉字装饰的传统，文字与图样结合的风气不仅没有减弱，而且不断加强。《清宫造办处内务府档案·乾隆十三年》：“传旨：着照样做葫芦模子，其花样、字体俱要一样。钦此。（于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司库白世秀将做的葫芦模子四件持进。）”可知汉字装饰之风由社会上下互相呼应，迎来了汉字美术字的大发展。
图7-30 百寿铜尊（南京市博物馆藏）
至于常见的大量民俗美术字，各种喜庆的花书、花草、鸟首、神仙等，无不加彩描绘、套印，张贴在厅堂、农舍，其喜庆祥和之气充盈，增添喜悦之情，使人爱不释手。
图7-31 清康熙青花万寿大瓷尊（南京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