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以来之鸟篆
《夏承碑》，即《汉北海淳于长夏承碑》，又名《夏仲兖碑》。东汉建宁三年（170年）立。碑文为八分书，其中有鸟书，如“庶”“前”，前者“廿”下就是鸟形—头昂起，长长的身体，宽大的尾羽；“止”字尾笔也是长尾鸟形。依据古文字的传统，鸟书不必整片皆是，字形中有鸟形即可，据此，《夏承碑》可以称为鸟书碑。《汉甘陵相尚府君碑》，简称《甘陵相碑》《袁博碑》，碑残，仅存两块：一块残高145厘米，存文五行，一块高162厘米，存文六行，行皆三十字。无刻制年月，从字体看，当在东汉晚期。碑额残，仅存“甘陵相尚……府君之碑”，其中“甘”字仅存下部，“府”字缺上部三分之一。碑文八分书，篆额鸟篆，可见“尚”之上有成对长尾鸟。
图1-78 《夏承碑》鸟书
图1-79 《袁博碑》鸟书
《白石神君碑》为常山相南阳冯巡、元氏县令京兆王翊东汉光和六年（183年）所立。篆额题“白石神君碑”五个篆字，碑文隶书，共十四行，行三十五字。碑文内容前为序文，后为颂铭。此篆额为鸟篆体，“白”“石”之“口”两边鸟首尤其明显。
三国魏苏君之神道，全称“魏故骑督平寇将军关中侯广平曲梁苏君之神道”，年月不详，1915年前后出土于洛阳。鸟书“道”字，有长尾形，曲体形，风格与《白石神君碑》相似。
图1-80 苏君神道鸟书
图1-81 《白石神君碑》鸟书
甘肃省宁县发现残碑，篆额为“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颂”。北魏正始元年（504年），时任豳州刺史的山累，以他祖、父及本人的名义为孝文皇帝立追献寺，碑文称颂孝文皇帝“玄化迈于唐轩，道风超于三代”，“三趾九尾之瑞，嘉［禾］素乌之符，充集于庭苑矣”。三趾，即三趾乌；九尾，指九尾狐；嘉禾，指多穗之禾；素乌，指白羽之鸦：这些都是祥瑞之物。碑额上是鸟篆，鸟的数量为：“大”字两只、“代”字三只、“持”之至少四只、“节”字两只、“豳”字四只、“州”字至少三只、“刺”字四只、“史”字一只、“山”字三只、“公”字两只、“寺”字一只、“碑”字两只、“颂”字三只。一块篆额居然有至少三十四只鸟！这些鸟可能是素乌、三趾乌，这是可以确定的数字，尚有些鸟形不能确定，或许更多。
图1-82 “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颂”
北魏正光六年（525年）李遵志盖，全文为“魏故龙骧将军洛州李使君墓志”。该志盖结构奇特，十分少见，多角多刺，为鸟书。鸟儿多为全形，圆身，又有长喙鹤头之鹤书，为志盖之杂体书最具形象者。
图1-83 李遵墓志盖
公孙猗墓志，作于北魏孝昌二年（526年），在河南省洛阳市出土，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公孙猗墓志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公”字鸟书，“八”形为两鸟整体，鸟喙往下曲颈直下尾羽略略上翘，“公”竖起三竖，上有三个鸟头，“公”字有五只鸟，其中两个鸟首鸟体完整，曳长尾，特别要注意，鸟喙极为短 小，与鸠喙相近。
旧藏北魏武泰元年（528）元举墓志，盖铭为：“大魏故元君墓志铭”。鸟首有倒置，但是不甚清晰。
图1-84 公孙猗墓志盖鸟书
图1-85 元举墓志盖
永熙三年（534年）邢僧兰志文二十七行、七百四十六字，无重捺重撇，笔画娟秀，篆额“魏故李光州部夫人铭”。[119]因为鸟首可以倒置，一字之内增加的鸟形有：“夫”，字向上两个鸟首、两侧两个鸟首，向下撇捺两个鸟首；“州”字，上下有六个鸟首，中间三个鸟首；“人”上起笔一个鸟首，撇捺两个鸟首。下垂笔鸟首大大增加了鸟首的数量。
图1-86 李光州部夫人铭
北齐武平二年（571年）墓志铭为八分书，额为篆文：“齐故太尉公太保尚书令徐武安王墓志”。[120]
图1-87 尚书令徐武安王墓志盖
太原王家峰村狄湛墓出土墓志一合，志文为八分，志盖篆“齐泾州刺史狄公墓志”。狄湛在北齐河清三年（564年）入葬。[121]
图1-88 狄公墓志盖
图1-89 张海翼墓志盖
天统元年（565年）修建的太原北齐张海翼墓出土墓志一合，志文为真书式八分，盖篆“齐故司马苌安侯张君墓志铭”。张海翼卒 于北齐天统元年（565年）。[122]
大象元年（579年）北周安伽墓出土墓志一合，志盖篆刻“大周同州萨保安君之墓志记”，阳刻，篆文多加变形，笔端圆形。[123]
1977年山东历城出土武平七年（576年）司空赵公墓志盖，墓志文已失，仅存志盖：“齐故使持节都督齐兖南青诸军事齐州刺史尚书左仆射司空赵公墓志铭”，为剔地阳文，有界栏。[124]志盖鸟书大致严正，稍有盘曲延伸。
图1-90 安伽墓志盖
图1-91 司空赵公墓志盖
河北平山两河乡西岳村崔氏家族李丽仪墓出土墓志一合，志盖有俗篆体“范阳公故妻李氏志铭”，志文皆楷书。据志文载，墓主卒于北周天和六年（571年），隋开皇 五年（585年）迁葬于西岳村墓地。[125]
开皇九年（589年）《赵罗墓志》志文二十一行，满行二十一字，有阳文篆额“故河阴功曹 赵君之铭”。[126]篆额中的形体大部分与小篆不合，如“河”的“水”部中断，“阴”之左右皆为省体，“曹”字上部两个“東”形体不全，“赵”字“走”形讹等。其笔画多用方折，亦非等粗圆线，而是两头略粗尾端出锋，为后期鸟书写法。
图1-92 范阳公故妻李氏墓志盖
图1-93 赵罗墓志盖
开皇十一年（ 591年）尔朱公墓志志盖篆刻“隋故车骑归化郡开国公尔朱公墓志铭”，篆盖鸟书严正，形体大致正确。[127]
图1-94 尔朱公墓志铭盖
图1-95 郁久闾可婆头墓志盖
隋开皇十二年（592年）隋郁久闾可婆头墓志志盖的鸟书肥硕。
《曹植碑》，又称《曹植庙碑》《陈思王碑》《曹子建碑》等，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立，石在山东东阿西八里鱼山祠内，有二十二行，行四十三字。字体多 杂体，其中鸟书之鸟为鸟之自然，与唐武则天《升仙太子碑》相同。
图1-96 山、岁、使（《曹植碑》）
隋仁寿三年（603年）墓志志盖有篆文：“隋汉王司法萧君墓志铭”，有界栏，线刻字形，其中“隋”“汉”“法”“萧”“志”均违背篆字结构。[128]
洛阳龙门新村隋墓出土大业九年（613年）隋故记室卫侗墓志，志盖鸟篆文为“隋故记室卫君墓志铭”，其“隋”字从肉，像“月”形加花，成为杜撰结构。[129]
图1-97 汉王墓志盖
图1-98 隋故记室卫君墓志盖
山西太原生态工程学院校园发现唐代墓葬，1号墓出土开元十五年（72 7年）赫连山及夫人墓志一合，顶边长33.5厘米、底边长57厘米。墓志志文满行二十二字，共四百七十一字，皆为行楷。志盖篆文为：“唐故赫连君墓志之铭”，为鸟篆，其“唐”字为飞帛书。2号墓主赫连简，为1号墓赫连山之弟。
赫连简墓志盖顶同样有三行阳刻篆书，文作“大唐故赫连君墓志铭”。志石方形，边长54厘米，楷书阴刻，自右向左共二十三竖行，满行二十三字，计四百八十二字。[130]
图1-99 赫连君墓志盖
图1-100 大唐故赫连君墓志盖
鸟篆之形体，以鸟头为标志。先秦到西汉初尚有鸟身；后汉 以来鸟身画为笔画，有鸟喙，有的线条弯曲、延长呈现鸟尾，有的没有；北魏鸟形为 圆体；隋代起鸟喙逐步省略，仅为圆首，同时又出现了完形之鸟，如鸟之剪影。宋代以来鸟书逐渐失传，后世所传皆为宋元人自拟。明代潘鸿渐《三十二篆体金刚经》有鸟篆，飞白为体，加鸟首，可为代表。
【注释】
[1]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7、68、66页。
[2]郭沫若：《殷
中图形文字之一解》，载《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10页。
[3]雒有仓：《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不同于一般铭文的特点》，《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2期。
[4]刘敦愿：《商周文字、纹样与绘画的关系》，载《美术史论》第2辑，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5]蒋善国：《汉字形体学》，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版，第78页。
[6]张飞莺：《论“错金鄂君启铜节”的文物内涵及书法意义》，《书法丛刊》2003年第3期。
[7]安徽省博物馆编著：《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出版1956年版，第8—9 页。
[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文峰塔M1（曾侯与墓）、M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凡国栋：《曾侯与编钟铭文柬释》，《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
[9]赵晓军、蔡运章：《我自铸铜铍及其相关问题》，《文物》2011年第9期。
[10]沂水县文物管理站：《山东沂水县发现工
王青铜剑》，《文物》1983年第12期。
[11]晋华：《山西榆社出土一件吴王 发剑》，《文物》1990年第2期。
[12]陈千万：《湖北谷城县出土“攻
王
此
”剑》，《考古》2000年第4期。
[13]吴镇烽：《记新发现的两把吴王剑》，《江汉考古》2009年第3期。
[14]戴遵德：《原平峙峪出土的东周铜器》，《文物》1972年第4期。
[15]马道阔：《安徽庐江发现吴王光剑》，《文物》1986年第2期；李家浩：《攻敔王光剑铭文考释》，《文物》1990年第2期。
[16]郭沫若：《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17—318页。
[17]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1972年第3期。
[18]吕大临等：《考古图（外六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213页。
[19]赵诚：《关于“鸟虫书”》，载《古文字研究》第28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19—320页。
[20]张彦远辑录：《法书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0页。
[21]容庚：《鸟书考》，《燕京学报》第16期（1934年）；《鸟书考补正》，《燕京学报》第17期（1935年）；《鸟书三考》，《燕京学报》第23期（1938年）。
[22]容庚：《鸟书考》，《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1期。
[23]陈直：《读容庚氏〈鸟书考〉书后》，载《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40、341页。
[24]张颔：《万荣出土错金鸟书戈铭文考释》，《文物》1962年第4、5期。
[25]刘敦愿：《商周文字、纹样与绘画的关系》，载《美术史论》第2辑，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
[26]陈直：《读容庚氏〈鸟书考〉书后》，载《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42页。
[27]方去疾：《鸟虫书起源探索》，《书法》1987年第5期。
[28]马国权：《鸟虫书论稿》，载《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9—176页。
[29]林素清：《春秋战国美术字体研究》，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1本第1分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1年版，第38—39页。
[30]丛文俊：《春秋战国青铜器铭文书论析（上）》，《中国书法》1991年第1期。
[31]丛文俊：《鸟凤龙虫书合考》，《书法研究》1996年第3期。
[32]曹锦炎：《鸟虫书通考》，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
[33]严志斌：《鸟书构形简论》，《华夏考古》2001年第1期。
[34]罗卫东：《鸟篆与东周南方文化》，《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第2期。
[3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淅川县博物馆：《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124页。
[3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淅川县博物馆：《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124页。
[37]张懋镕、张小兵：《陕西洛南冀塬一号战国墓》，《文物》2001年第9期。
[38]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4卷，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431页。
[39]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浙江绍兴凤凰山战国木椁墓》，《文物》2002年第2期。
[40]曹锦炎：《记新发现的越王不寿剑》，《文物》2002年第2期。
[41]秦士芝：《江苏盱眙出土的蔡侯剑》，《文物》2003年第4期。
[42]曹锦炎：《自铎铭文考释》，《文物》2004年第2期。
[4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台市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市葛家庄10号墓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2期。
[44]湖北省宜昌地区文物工作队：《湖北当阳县金家山两座战国楚墓》，《文物》1982年第4期。
[45]张春龙、胡铁南、向开旺：《湖南出土的两件东周铜器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5期。
[4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襄荆高速公路考古队编著：《荆门左冢楚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75、234页。
[4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48]湖南省博物馆、益阳县文化馆：《湖南益阳战国两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49]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4卷，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376页。
[50]黄光新：《安庆王家山战国墓出土越王丌北古剑等器物》，《文物》2000年第8期。
[51]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4卷，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377页。
[5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编：《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下册，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彩版六、彩版七。
[53]肖蕴：《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银鸟虫书铜壶》，《考古》1972年第5期；张振林、周萼生、何学今：《关于满城汉墓铜壶鸟篆释文的讨论（三篇）》，《考古》1979年第4期；张振林：《中山靖王鸟篆壶铭之韵读》，载《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7—194页。
[5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43页。
[55]曹锦炎：《法国伯希和旧藏西汉鸟虫书铜壶铭文研究》《文物》2015年第11期。
[56]王凯梅：《伯希和的箱子—伯希和私人收藏之西汉鸟篆文铜壶的发现》，《文物天地》2015年第4期；李宝才：《法国伯希和旧藏西汉鸟虫书铜壶》，《文物》2015年第11期。
[57]曹锦炎：《法国伯希和旧藏西汉鸟虫书铜壶铭文研究》，《文物》2015年第11期。
[58]曹锦炎：《法国伯希和旧藏西汉鸟虫书铜壶铭文研究》，《文物》2015年第11期。
[59]《中国文物精华》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文物精华（1993）》，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页。
[60]徐孝忠：《淮南市出土战国西汉文物》，《文物》1994年第12期。
[61]吕健、杜益华：《江苏徐州黑头山西汉墓出土印章的几点认识》，载《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6辑，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274—280页。
[62]长沙市文物局文物组：《长沙咸家湖西汉曹
墓》，《文物》1979年第3期。
[63]转引自《汉语大词典》“恶”词条，下文中转引自《汉语大词典》的其他引文不再一一标注，特此说明。
[64]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腊山汉墓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8期。
[65]杨力民编著：《中国古代瓦当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页。
[66]周世荣：《长沙出土西汉印章及其有关问题研究》，《考古》1978年第4期。
[67]李吾铭、徐学标：《秦书八体之虫书研究》，《管子学刊》2015年第4期。
[68]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第25页。
[69]马国权：《鸟虫书论稿》，载《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8页。
[70]陈梦家：《中国文字学》，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2页。
[71]丛文俊：《春秋战国青铜器铭文书论析（上）》，《中国书法》1991年第1期。
[72]徐州博物馆：《徐州韩山西汉墓》，《文物》1997年第2期。
[73]陈松长：《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艺术概述》，《书法》1991年第3期。
[74]孙太初：《两年来云南古遗址及墓葬的发现与清理》，《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6期。
[75]陈久恒、叶小燕：《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
[76]杨勇：《云贵高原出土汉代印章述论》，《考古》2016年第10期。
[77]周世荣：《长沙出土西汉印章及其有关问题研究》，《考古》1978年第4期。
[78]罗福颐、王人聪：《印章概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8页。
[79]罗福颐编：《古玺印概论》，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80]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办公室：《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1995—199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9期；胡建：《岭南最早的美术字—南越宫署的“万岁”瓦当》，《文物天地》2013年第12期。
[81]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海幅寺汉代窑场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2003年第3期。
[82]姚生民：《汉甘泉宫遗址勘查记》，《文物与考古》1980年第2期。
[83]绥德汉画像石展览馆编，李贵龙、王建勤主编：《 绥德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40—41页。
[8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编：《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第149页、图版23。
[85]张彦远辑录：《法书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0页。
[86]段成式等：《酉阳杂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1—62页。
[87]欧阳厚均编：《岳麓诗文钞》，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437页。
[88]欧阳厚均编：《岳麓诗文钞》，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566页。
[89]董谷：《碧里杂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4—35页。
[90]炳国、王俊、明明：《栖霞山挖出明刻禹王碑—有望破解蝌蚪文之秘》，《扬子晚报》2000年10月24日。
[91]文永：《历史与空间：岣嵝碑重现人间》，香港《文汇报》2007年7月28日，http：//paper.wenweipo.com/2007/07/28/OT0707280010.htm。
[92]欧阳厚均编：《岳麓诗文钞》，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73页。
[93]欧阳厚均编：《岳麓诗文钞》，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414页。
[94]郎瑛：《七修类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232页。
[95]欧阳厚均编：《岳麓诗文钞》，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566页。
[96]曹锦炎：《鸟虫书通考》，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514页。
[97]从其字形分析表可以看出这一点，见曹锦炎：《鸟虫书通考》，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510—513页。
[98]叶昌炽著，柯昌泗评：《语石 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页。
[99]彭簪：《衡岳志》卷三，嘉靖戊子［1528］年刻本。
[100]文莹：《湘山野录·续录 玉壶清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101]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8页。
[10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8—259页。
[103]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9、260页。
[104]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43页。
[105]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30页。
[106]吴毓江：《墨子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7页。
[107]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84页。
[108]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5页。
[109]凤书，别名鸾凤书。唐韦续《五十六种书》之五：“少昊金天氏作鸾凤书，以鸟纪官。文章衣服，取象古文。”参见韦续：《墨薮》，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
[110]参见容庚：《鸟书考》，《燕京学报》第16期（1934年）；《鸟书考》，《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1期。
[111]马国权：《鸟虫书论稿》，载《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7页。
[112]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99页。
[113]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91—1992页。
[114]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12页。
[115]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116]陈直：《读容庚氏〈鸟书考〉书后》，载《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41页。
[117]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山东汉画像石选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24页。
[118]韦续：《墨薮》，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页。
[1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工作队：《河北赞皇县北魏李仲胤夫妇墓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8期。
[120]山西省 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0期。
[121]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狄湛墓》，《文物》2003年第3期。
[122]李爱国：《太原北齐张海翼墓》，《文物》2003年第10期。
[12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
[124]韩明祥：《释北齐宜阳国太妃傅华墓志铭》，《文物》1985年第10期。
[12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平山县博物馆：《河北平山县西岳村隋唐崔氏墓》，《考古》2001年第2期。
[126]王其祎、周晓薇：《洛阳新见隋代墓志铭辑释三种》，《华夏考古》2011年第4期。
[12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编：《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128]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隋代萧绍墓》，《文物》2006年第9期。
[129]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新村出土隋代墓志》，《文物》2009年第11期。
[130]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太原唐代赫连山、赫连简墓发掘简报》，《文物》2019年第5期。吴葆勤：《山西太原唐代赫连山、赫连简墓志校补》，《文物》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