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虫食叶书
虫食叶书首见于南朝梁之书论，南朝梁庾元威《论书》云：“余经为正阶侯书十牒屏风，作百体，间以 采墨，当时众所惊异，自尔绝笔，惟留草本而已。其百 体者：悬针书、垂露书……虫食叶书、科斗书……”[85]此说为唐人承袭。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广知》：“百体中有悬针书、垂露书……虫食叶书、胡书……”[86]虫食叶书亦简称为虫书。唐乔知之《长信宫中树》诗：“余花鸟弄尽，新叶虫书遍。”唐杜甫《湘夫人祠 》诗：“虫书玉佩藓，燕舞翠帷尘。”仇兆鳌注：“虫蚀如字书。”
虫书像虫啃啮树叶留下的痕迹，有不规则弯曲的条痕，这使得笔者想起岣嵝碑。
岣嵝碑原刻在湖南衡山岣嵝峰上。明人吴道行在《禹碑辨》中说：“考《吴越春秋》，载禹登衡山，梦苍水使者授金简玉字之书，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处。”[87]《吴越春秋》为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原文意为禹登山求神，得“金简之书”（所谓“禹碑”），吴道行误读为大禹刻石，皆扑朔迷离，荒诞不经。清代朱彝尊《书岣嵝山铭后》叙其事：
古今杂体书势，韦续述之，凡五十六种。只云夏禹作钟鼎书，不言有《岣嵝铭》。然见于《吴越春秋》、《南岳记》、《湘中记》、《南岳总胜集》。刘梦得《寄吕衡州诗》有云：“尝闻祝融峰，上有神禹铭。古石琅玕姿，秘文螭虎形。”昌黎韩子《谒南岳庙兼赋岣嵝山》诗，上言：“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 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拿虎螭。”下言：“事严踪迹鬼莫窥，道人独上偶见之。千搜万索何所有，森森绿树猿猱悲。”是韩子仅得之道人之口而铭文仍未之见也。地志称：宋嘉定中，有何贤 良致于祝融峰下，樵子导之至碑所，手模其文以归，奉曹转运彦约。时人未信，致遂刊之岳麓书院。鄱阳张世南作记，事 或有之。[88]
岳麓山云麓峰左侧峰峦上著名的禹王碑，即宋嘉定年间（1208—1 224年）何贤良的摹刻本。此碑字形奇特，九行，共七十七字，字体奇古，称似 蜷曲蝌蚪。明代长沙太守潘镒寻到此碑，传拓各地，自此禹碑名闻于世。明董谷《碧里杂存》卷上“南岳碑”云：“南岳岣嵝山碑，神禹治水告成之文也。”又云：“嘉靖丁酉余于白下新泉书院睹焉。盖甘泉宗伯刻之贞石，译以楷书，然后可识。凡七十七言，始以‘承帝曰嗟’，终于‘鼠舞征奔’，末有隶书‘帝禹刻’三字，想秦汉间人所增刻者，亦佳甚。盖山崩得于碧云峰下，泯灭数千载，一旦出我大明之世，固为是碑喜而重为尼父憾云。”[89]
岳麓山的“岣嵝碑”属摩崖石刻。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长沙太守张西铭建了护碑亭；明崇祯三年（1630年），兵 道石维岳重修亭台，增 建石栏；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周召南、丁司孔重修；1935年周翰以宋刻明拓本为底本重修，并增刻“禹碑”额。
明清时期全国各地翻刻岳麓书院拓本，云南大理、四川北川、江苏南京栖霞山、河南禹州、陕西西安碑林、浙江绍兴、湖北武汉均有翻刻。浙江绍兴禹庙有岣嵝碑亭，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绍兴知府张明道把岳麓书院碑文摹勒于此，即大禹陵岣嵝碑，碑高2.85米，宽1.38米，建亭保护。
图1-74 绍兴大禹陵岣嵝碑亭
图1-75 绍兴大禹陵岣嵝碑
2000年10月，在南京栖霞山中峰山道的施工中发现了岣嵝碑，由三块石碑拼接而成，据说是明代少宰杨时乔所立。[90]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湖南衡山县福田铺乡云峰村发现了一块巨石，重十几吨，面上可见人工凿痕，因无人辨识，此石被农户砌进了墙体。2007年湖南省文物局组织专家实地考察，发现此石与史料记载吻合，初步确定是失踪千年的禹王碑母本。[91]
图1-76 岣嵝碑
图1-77 岣嵝碑旧拓本
岣嵝碑字形奇古，难以依照现成今文、古文来识读。明代杨慎有《禹碑歌》称之：“神禹碑在岣嵝尖，祝融之峰凌朱炎。龙画傍分结构古，螺书匾刻戈锋铦。”[92]这样的“天书”，竟然有人能作出释文：
承帝曰咨，翼辅佐卿。洲渚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余伸禋。郁塞昏徙，南渎衍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93]
明 代杨慎自称是从梦中得释文，很可能是依据神禹的传说由道士提供的释文，不能从字形分析来解释。其后不断有人解释，稍有不同，大致以杨慎释文为基础。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卷二二：“禹碑释文，杨殿元、靖阳生俱有刻矣，但十余字不同……殊不知字特奇古，非秦、汉以下碑文之可证，不过拟其形似者释之耳。”[94]实际上识读没有多大根据。岣嵝碑本是天书，凡人释文只能连蒙带骗。清朱彝尊《书岣嵝山铭后》：“是铭，考古家率以为伪，只因笺释者太支离，故疑信相半。蒙著于录下，配坛山之石，不亦可乎！”[95]
近代古文字学兴起，岣嵝碑研究有进展。曹锦炎对此碑研究具有独到的眼光，认为此碑根据战国“鸟虫书”的变形规则、笔画的装饰性局部地改变了字形结构，使得字形难以辨认，并指出能找到字形的本体。
曹 锦炎根据《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认为当时衡山已有古刻存在，进而确定“岣嵝碑”是先秦越国的鸟虫书，并重作释文[96]：
隹（唯）王二年六月丁酉，承
（嗣）戉（越）臣
（憲）亘朱丩（句），凡
（以）
（惄）巛（顺），氒（厥）日登。余
（盟）于此，曰：“虔宔（主）山鹿（麓），女（汝）弼益畐（福），利灷（朕）四行，王生（姓）禾（和）
（攸），卑（俾）帀（师）长黍。”
（揚）王。夙夕裒赏，穆用工，
（期）允有乍（作）。南夆（ 峰）
（淵）百（陌），匕（曲）则（侧）丘田，烟艸（草）鼏寍。用拜光灷（朕）。
曹锦炎的释文依然不可靠。从字形看，去掉装饰部分，主体部分不甚明了，需要加以人为的补充和变形，主观成分太多。[97]前文已经说明先秦并无成体系的鸟虫书，岣嵝碑没有明确的鸟形、龙形，甚至没有云纹图案，亦无美术字的对称、纹样修饰，它当然不是鸟虫书，甚至不是象形书。而且《吴越春秋》驳杂，非汉人之言，古来就被怀疑是伪作，今人然从古越言文入手，乃是徒劳。
其实，叶昌炽早就指出：“祝融峰铭，实道家之秘文。”[98]名山南岳与道教有很深的渊源。据传张道陵在东汉末年（190—220年）云游南岳。明代彭簪《衡岳志》记载，天师张道陵曾经“自天目山游衡山，谒青玉、光天二坛，礼祝融君之祠”[99]。这种说法没有载入正史，只能作为参考。东汉以来原始道教日益兴盛，至南北朝时期，道教礼仪制度完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出现了德高望重的道士，与朝廷关系日趋密切，得到帝王的礼遇。所以，岣嵝碑当是魏晋以后的道巫杰作。
宋文莹《湘山野录》卷上记载：
景祐中，景灵宫锯佣解木，木既分，中有虫镂文数十字，如梵书旁行之状，因进呈。仁宗遣都知罗崇勋、译经润文使夏英公竦诣传法院，特诏开堂导译，冀得祥异之语以忏国。独净焚天香导译逾刻，方曰：“五竺无此字，不通辨译。”左珰恚曰：“请大师且领圣意，若稍成文，译馆恩例不浅。”而英公亦以此意讽之。净曰：“某等幸者若蠹文稍可笺辨，诚教门之殊光，恐异日彰谬妄之迹，虽万死何补。”二官竟不能屈，遂写奏称非字。[100]
光梵大师惟净，解 五竺国梵语，仁宗要求惟净翻译。内臣明白告知这是皇帝希望得到吉兆，说上 几句好话就可以了，且恩赏不会少。惟净没有超能，称“五竺无此字，不通辨译”，自然会引起不满。如果召道士，肯定能解释天意了。笔者觉得，岣嵝文有点类似秘文，只能由制作者来解释。
道教特别善于利用古代的杂体书，创造本教的特有秘文，为传教布道服务。道教的云篆就是古代云篆的延伸，而岣嵝文选虫食叶书，虫啮的破残痕迹恰好可以当作天书哄人。秘文对汉字做了特殊处理，存其梗概而为之，字形千变万化。道教靠秘传释读秘文：熟悉秘文书写的原则，同时也要教授秘文内容，依靠已知的内容倒过来识字。岣嵝碑虫食叶书不同于其他道教文字，似乎并无规律，依靠内传内容来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