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体字起源与流行
花书的说法，最早见于唐代韦续《五十六种书》之五十六：“花书者，河东山胤所作。”山胤，河东人，南朝宋书法家，善草书。花书是指草书花押。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四：“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书其名以为私记，故号‘花书’。”押字就是以花书之的意思，就是把字形画成某种花样，花书是画押之来源。
日本圣武天皇（724年至749年在位）生于武则天掌权年间，终生浸润于盛唐文化之中。圣武天皇在位正值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全面引入大唐的制度、文化，造就了天平文化盛景，至今尚有众多文物可作见证。藏于正仓院的羽毛粘贴文字屏风，用鸟羽毛贴在纸背，为圣武天皇御物。文字内容为治国箴言，是模仿唐太宗列屏书的做法。[40]笔画贴羽毛装饰很可能是大唐工艺，不容易保存，中原目前还没有发现唐代的遗物。羽毛贴字是花书的先声。
图8-49 羽毛粘贴文字屏风
花字是对文字的装饰，只要有装饰的需要，它会出现在各个场合、各种物体之上。现在见到的花字以明代万历年间为早，装饰文字的字面、笔画内加以花饰的现象不晚于明代万历朝出现。雕漆作品以吉祥文字做主纹进行装饰，明代嘉靖万历朝多见“福”“寿”字，清初增加了“禄”字。此件福字盒是剔红雕漆，其母本应该是嘉靖时期的福字盘，清代乾隆皇帝多次下令进行仿制，其样式有所变化，但是字画之内加饰纹样是清代的创新。乾隆年间，文字字面、笔画装饰，进入鼎盛的时期。从小型实物拓展到日常生活用品。故宫博物院收藏清乾隆剔红“福”字子母口圆盒，高8.7厘米，口径19.6厘米。盖面以“卍”字锦纹为地，上雕大“福”字，合称“卍福”（万福），笔画内刻暗八仙、杂宝、松竹梅、祥云等常见纹样，寓意喜庆吉祥以及洁身自好的文人品格。
麻姑象征长寿，在民间不断被演绎传说，到了明代即有画家作《麻姑献寿图》，作为寿礼。大多画美丽的年轻女子，手捧仙桃、佛手或酒壶，身边有鹤、鹿为伴，并有青松、福海为背景。一般而言，送花给女性祝寿的是麻姑，给男性祝寿的则是南极仙翁。麻姑捧着百花而来祝寿，百花与“寿”字不可分割，祝寿少不了百花，这是花书的主 要来源。
图8-50 清乾隆剔红福字盒（故宫博物院）
清代余集（1738—1823年），钱塘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进士，官至侍讲学士。工书及诗画，时称三绝。余集以仕女见长，他的《麻姑献寿图》尤其精美，影响很大。画内左面是麻姑仙，身负花篮，露出牡丹花和桃花。右面南极仙翁手捧桃子，同来祝寿。据传麻姑仙的百花形象来自 宋代李嵩《花篮图》，百花样本来源于此，百花寿字构思与余集之作有关。
图8-51 清代余集《麻姑献寿图》
图8-52 宋代李嵩《花篮图》
清代晚期的织绣常见一种样式独特的“花寿”，在“寿”字的笔画轮廓中织出或绣出各种纹样，产生画在字中的奇妙装饰效果。“寿”字内的纹样内或为神仙人物，或为吉祥花卉，皆视觉效果极为华丽，刘远洋称之为“花寿”。[41]晚晴的“花寿”为大幅中堂，有宽裕的空间布置各种花果等吉祥纹样。“花寿”字的制作有织、绣、绘的创作办法，或者同时采取两种技术完成作品。
晚清的红缎绣牡丹“寿”字图[42]，以大红缎为地，彩绣出一株完整的牡丹，根、干、枝、叶、花，由下而上绣出，牡丹不仅花形硕大饱满，外观美丽，秀色可餐，而且象征富贵，为常见的装饰花卉。整株牡丹，首尾完整，也是象征人生长寿，幸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缂丝大寿字挂屏，在本色地上缂织出大红“寿”字，“寿”字的笔画缂织五彩吉祥花卉：玉兰、牡丹、兰花、梅花、玫瑰、水仙、海棠等，这些花卉均只有外部轮廓，然后以色笔绘花叶细节，整幅作品色彩明丽。清代缂丝融合了刺绣和绘画工艺，根据不同的表现内容将缂、绣、绘三者相结合，多种技术加强了织物的装饰效果[43]。
图8-53 同治御笔百花寿字
图8-54 红缎绣牡丹寿字图
图8-55 缂丝大寿字挂屏
在新年里，每个家庭都会在门上贴上“福禄寿喜”门贴，上面是字，下面是人物画。纸上字对应的神灵，福神、寿星、禄星、喜神。四字笔画内均布满花朵[44]。
图8-56 “福”“禄”“寿”“喜”花体字及配置的人物画
上海旧校场义盛斋清末年历画“福寿双全”印本，上以十二花神、十二生肖为背景，双钩“福寿双全”四字，“福”内画天官赐福，其余“寿”“双”“全”，字内画梅花、菊花等。图画双边内六十甲子、“十二花神应时春牛图”字样。[45]
清代漳州红色斗方，印刷双勾“福”字，笔画内画盘曲古梅，为年画之用[46]。
图8-57 “福”“寿”“双”“全”花福人物版画
图8-58 “福”字梅花版画
清代凤翔瑞符印本“百福”“百忍”图[47]，二图上部是字，笔画内画出花朵和花叶，下部是文字。“百福”图画福、禄、寿三星下凡，福星双手展开“天官赐福”条幅；“百忍”下画三位官员，中间张公，膝下一小儿手举一个圆形的”忍”字盘，两侧二位官员一位手持“事事要忍”，另一位手持“忍字为高”。
图8-59 “百福”“百忍”人物版画
花书添上鸟儿就称花鸟字，而龙凤书也会画上花朵，也称龙凤书，本书把它归入龙凤书。
皮影工艺吸收古代绘画、画像石等的优点，造型细腻、生动，形象夸张，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其制作选择上等牛皮，经过削薄、磨光、着色等二十四道工艺，镂空雕刻数千刀而成。体现源远流长的所谓中国风格艺术。道教秘字“招财进宝”合写，寓意求财富、保吉祥，使用最广，后来成为民间喜闻乐见的吉祥字。“招财进宝”合写镂空字内布置了梅花、莲花等花饰，分布了九个铜钱，充分表达了合体字的寓意。
图8-60 “招财进宝”花体皮影字
【注释】
[1]本节参考引用了笔者《汉字民俗史》之“汉晋文字织锦”一节，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340—343页。
[2]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第51—52页。
[3]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
[4]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6期。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且末县文物管理所：《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第l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且末县加瓦艾日克墓的发掘》，《考古》1997年第9期。
[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5号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1期。
[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995年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6期。
[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第53页。“胡王”的说法见于史书，匈人之王。《史记·吴王濞列传》：“燕王、赵王固与胡王有约。”又《李将军列传》：“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
[1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
[1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I号墓地M8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1期；于志勇：《楼兰—尼雅地区出土汉晋文字织锦初探》，《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6期。
[12]于志勇：《楼兰—尼雅地区出土汉晋文字织锦初探》，《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6期。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201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4年第4期。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上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页。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上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10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上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136页；《定陵》下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彩版41—44。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上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上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03—104页。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上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106页。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上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114页。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上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110页。
[22]铜川市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明内官监太监成敬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5期。
[23]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6页图4。
[24]李贵龙、王建勤主编，绥德汉画像石展览馆编：《绥德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8、9、101页。
[25]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山东汉画像石选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图326。
[26]胡彬彬：《山居的细腻与精致—寻访湘西南民居木雕》，《文物天地》2002年第5期。
[27]“缘定今生”，《青年报》2004年4月23日。
[28]朱恒易书画工作室博客：《花鸟纳字：又画又写，书画融合》，2011-03-06 21：35：21。
[29]任泽雨：《民间艺术花鸟字源流与发展探析》，《艺术生活》（《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30]吴山主编：《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江苏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501页。
[31]李湜：《故宫博物院藏张凯、梁德润、张维明合笔〈群仙祝寿大寿字图〉轴》，《文物》2015年第8期。
[32]沈惠兰：《扬州木刻年画的产生、发展与艺术特色》，载《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3辑，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427页彩图79。
[33]王树村编著：《中国民间年画史图录》上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页。
[34]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 咒术概观》，程群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页。
[35]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 命相占卜》，陈海燕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第80页。
[36]常州博物馆编：《常州博物馆五十周年典藏丛书》（《漆木·金银器卷》），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77页。
[37]王树村编著：《中国民间年画史图录》下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785页。
[38]吕胜中编著：《中国民间木刻版画》，湖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58页。
[39]王树村编曲著：《中国民间年画史图录》下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739页。
[40]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版，第48页。
[41]刘远洋：《明清织绣中的“寿”主题装饰》，《文物天地》2020年第5期。
[42]刘远洋：《明清织绣中的“寿”主题装饰》，《文物天地》2020年第5期。
[43]刘远洋：《清代缂丝艺术浅析》，《文物天地》2011年第1期。
[44]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 命相占卜》，陈海燕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0—82页。
[45]王树村编著：《中国民间年画史图录》上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385页图403。
[46]王树村编著：《中国民间年画史图录》上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398页图414。
[47]王树村编著：《中国民间年画史图录》上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169页图169、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