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文化

第一节 中医药文化

宕昌县人民医院领导们为了加强医院中医医学在临床实际中的应用,努力提高中医人才对祖国精深博大的中医药文化的深刻了解、融会贯通,组织职工在“历史长河中的中医药文化”“中医药学和阴阳学说的密切关系”“中医药与五行学说的关系”“中医药与藏象学说的关系”“中医药与五运六气学说的关系”“中药理论”“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倡导养生,未病先防”等内容进行了学习,争取使医务工作者对中医药文化深度理解,倡导医院中医专家们进行中医科学研究,加强中医师承有序进行和加强中医管理科室和临床科室的中医药工作。

历年组织职工学习中医药文化的详细内容是:

历史长河中的中医药文化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祖国劳动人民在劳动实践中历经几千年来和疾病抗争经历中逐渐孕育形成的防病治病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思想理论和方法体系,是中医药学服务人类的内在精神和思想基础。

习近平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上古“原始群”时代,人类为了同疾病作斗争,在采集野果、种子和植物根茎的过程中,经过无数次的尝试,逐渐认识了一些植物可以治病,初步积累了一些植物药的知识。

进入氏族公社以后,人们在狩猎和捕鱼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些动物具有治疗疾病的作用,使人类再次认识了一些动物药。

氏族公社后期,人类由于定居生活,原始农业有了较大发展,人们对农作物和周围植物进行长期细致的观察和尝试之后,又认识了更多的植物药。例如“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药食同源”就是中医药早期产生的一种文化精髓。

夏代(约前2070—前1600)酒和商代(前1600—前1046)汤液的发明,为提高用药效果提供了帮助。

西周时期(前1046—前771),开始有了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的分工,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春秋战国(前770—前221)时期,扁鹊总结前人经验,提出“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基础。

秦汉时期(前221—公元220)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系统论述了人的生理、病理、疾病以及“治未病”和疾病治疗的原则及方法,确立了中医学的思维模式,标志着从单纯的临床经验积累发展到了系统理论总结阶段,形成了中医药理论体系框架。

东汉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同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概括论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合和、四气五味等药物配伍和药性理论,对于合理处方、安全用药、提高疗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中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东汉末年,华佗创制了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

西晋时期(公元265—317),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系统论述了有关脏腑、经络等理论,初步形成了经络、针灸理论。

唐代(公元618—907),孙思邈提出的“大医精诚”,体现了中医对医道精微、心怀至诚、言行诚谨的追求,是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医药中的集中体现,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

明代(公元1368—1644),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世界上首次对药用植物进行了科学分类,创新发展了中药学的理论和实践,是一部药物学和博物学巨著。

清代(公元1644—1911),叶天士的《温热论》,提出了温病和时疫的防治原则及方法,形成了中医药防治瘟疫(传染病)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清代中期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一些学者开始探索中西医药学汇通、融合。

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医药不断吸收和融合各个时期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不断创新发展,理论体系日趋完善,技术方法更加丰富。

中医药学和阴阳学说的密切关系

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阴和阳两个方面,阴阳的对立互根、消长转化规律是推动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根本。中医学借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用以诊断和治疗疾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指出阴阳四时气候变化是万物生长、变化、毁灭的根本,对人体来说也与生老病死密切相关,也与精神活动相依,故曰:“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因此,调节阴阳自然变化为治病之根本。《灵枢·岁露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故天人相应,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观点,是中医学考虑致病之因,防病之法,辨证用药治疗之根基。

《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说明阴阳平衡对维持机体生命的重要性。在病理方面则应其制衡性,如“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极则伤阴,阴胜则伤阳,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类经·疾病类》提出:“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

中医药与五行学说的关系

五行学说认为世界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构成,它们之间相互滋生、相互制约,体现了事物间的整体联系和协调关系。中医学借以说明五脏的属性及自控调节的整体观念,补充了阴阳学说在解释病理方面的不足。《素问·五运行大论》中“气有余,则制其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的论点,揭示了脏腑病变传变规律,对预测疾病、指导治疗有重要意义。

中医药与藏象学说的关系

藏象学说是一种独特的生理病理学理论体系。藏象学说以脏腑为基础,脏腑是内脏的总称。按脏腑生理功能特点,可分为胜、腑、奇恒之腑三类:肝心脾肺肾称为五脏;胆、胃、小肠、大肠、膀膀、三焦称为六腑;奇恒六腑即脑、髓、骨、脉、胆、女子胞。五脏共同生理特点,是化生和贮藏精气;六腑共同生理特点则受盛和传化水谷。脏病多虚,腑病多实;脏实可泻其腑,腑虚者可补其脏。藏象学说具有许多特点,但其主要特点则是以五脏为中心的系统整体观,主要体现在:其一、以脏腑分阴阳,一阴一阳相为表里,脏与腑是一个整体;其二、五脏与形体诸窍联结成一个整体,藏象学说的整体观认为,五脏各有外候,与形体诸窍之间各有特定的联系:如心,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开窍于舌;肺,其华在毛,其充在皮,开窍于鼻;脾,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肉,开窍于口;肝,其华在爪,其充在筋,开窍于目;肾,其华在发,其充在骨,开窍于耳及二阴。

中医药与五运六气学说的关系

“运”指木、火、土、金、水五个阶段的相互推移;“气”指风、火、热、湿、燥、寒六种气候的转变。古代医家根据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种十天干以定“运”;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十二地支以定“气”。并结合五行生克理论,推断每年气候变化与疾病的关系。

运气学说是中国古代研究气候变化及其与人体健康和疾病关系的学说,在中医学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运气学说的基本内容是在中医整体观念的指导下,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运用天干地支等符日作为演绎工具,来推论气候变化规律及其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影响的。在现存中医书籍中最先论述运气学说的见于《内经》的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等七篇。他如六节脏象论,《黄帝内经素问遗篇》的刺法论、本病论等也有论述。运气学说涉及天文、地理、历法、医学等各方面。

中药理论

中医学认为,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都是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而致机体阴阳偏盛偏衰、脏腑经络功能失调的结果。因而,药物防病治病的基本作用,不外乎祛邪去因,扶正固本,协调脏腑经络功能,从而纠正机体阴阳偏盛偏衰,使其恢复阴平阳秘。药物之所以能够针对病情,发挥上述基本作用,是由于各种药物各自具有若干特性和作用,前人也称之为药物的偏性,意思是说以药物的偏性纠正疾病所表现的阴阳偏盛或偏衰。古人未能对药物作用的物质基础进行深入的探究,以药物的偏性来解释药物作用的基本原理,这是对药物作用的高度概括。清代医家徐洄溪总结说:“凡药之用,或取其气,或取其味……或取其所生之时,或取其所生之地,各以其所偏胜而即资之疗疾,故能补偏救弊,调和脏腑,深求其理,可自得之。”则不仅指出了“凡药之用”“各以其所偏胜而即资之疗疾”,而且进一步对药物的各种偏性作了探求。

中药治疗疾病的偏性是多种多样的,将其复杂的性质与功能概括起来,主要有“四气、五味、升降浮沉、补泻、归经、有毒无毒”等方面。这些性能理论,是历代医家在长期医疗实践中,根据药物的治疗作用,在中医的阴阳、脏腑、经络等理论指导下总结出来的。它是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

整体观念:

中医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人体内部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脏器、组织、器官在生理上相互联系,保持协调平衡。正常的生理活动一方面要靠脏腑组织发挥自己的功能,另一方面又要靠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的协同作用和相反相成的制约作用,才能维持生理平衡。人体各个部分是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有机地联系起来,构成一个表里相连、上下沟通、协调共济、井然有序的统一整体。因此,中医认为,人体局部的病理变化往往与全身脏腑、气血、阴阳的盛衰有关。诊断时,可以通过外在的变化,判断内脏的病变。治疗时,对于局部的病变,也从整体出发,确定治疗方法。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性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自然界存在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同时,自然界的变化(如季节气候、昼夜晨昏、地区方域等)又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而机体则相应地产生反应。属于生理范围内的,即是生理的适应性;超越了这个范围,即是病理性反应。因此,人要主动地适应环境。在治疗上,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也就成为重要原则。

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是中医学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也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它包括了病位、病因、病性以及正邪关系,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因而它比症状更全面、更深刻、更正确地揭示了疾病的本质。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体征,通过分析、综合,判断为某种证。论治,就是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中医治病首先着眼于证,而不是病的异同,因此,同一疾病的不同证候,治疗方法就不同;而不同疾病,只要证候相同,便可以用同一方法治疗,这就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种针对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的法则,就是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

倡导养生,未病先防

中医学历来强调以养生为首务,即所谓“上工治未病(养生保健),中工治欲病(调理亚健康),下工治已病(医疗干预)”。中医养生,包括生理的保健与营养,心理的疏导与调养,道德的教育与培养。如岐伯所说“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做劳”和“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与当今倡导的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如出一辙。

突出“治未病”。中医“治未病”核心体现在“预防为主”,重在“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中医强调生活方式和健康有着密切关系,主张以养生为要务,认为可通过情志调摄、劳逸适度、膳食合理、起居有常等,也可根据不同体质或状态给予适当干预,以养神健体,培育正气,提高抗邪能力,从而达到保健和防病作用。

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

中医管理科建设:

中医药管理科于2010年建科,2010年12月21日苏晓玲任中医药管理科主任,科室工作人员2人。2010年至2016年期间马镇江副院长分管中医药管理工作,2017至今由张远忠副院长分管。

师承教育工作:

1994年齐军侍诊于甘肃针灸名医金安德,刘福喜老师。尊崇研习针灸大家郑魁山学术。2017年被世界著名针灸专家、国医大师、中科院院士石学敏教授收为亲传弟子。

2011年师从中国工程院院士石学敏教授和中国芒针学科带头人杨兆钢教授及武连仲、王舒、付立新等十几位全国著名的针灸专家,得到了他们的悉心指导。

2012年南下上海,投师“软组织外科创始人”宣蛰人教授门下研习“宣氏推拿”及银质针技术,并得到上海中医药大学针推学院沈学勇院长,赵毅教授的指点面授。

2013年参加小针刀的学习,得到了庞继光、柳百智、王海东等专家的悉心指导。

特色科室建设:

宕昌县人民医院康复科成立于2013年12月,其前身为针灸理疗科,成立于1970年4月。2009年,针灸理疗科为适应医院功能需要,更名为康复科,设在原门诊部一楼。至2019年,有医生15人,其中主治医师2人,医师1人,助理医师3人,医士7人,康复理疗师1人,床位54张。齐军针灸主治医师担任康复科科主任,杨天浩康复理疗师担任科秘书。截至11月19日,科室收治门诊人次211人,科室门诊收入93810.14元,住院人次2309人,科室住院收入7455583.92元。2019年6月科主任齐军赴郑州省中医院学习“痛王”弧刃针技术。2019年8月在科主任齐军的主持下开展了新业务“弧刃针疗法”治疗颈椎病、腰椎病、腰腿四肢关节痛、肩周炎、颈肩综合征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尤其在软组织疼痛方面疗效显著。

科室专业诊治,填补医院空白。

(1)“醒脑开窍法”治疗中风后遗症。治愈了众多卧床不起的偏瘫患者。(2)银质针配合密集型刺法治疗腰间盘突出合并梨状肌综合症。(3)“宣式”强刺激推拿配合颈夹脊针刺治疗颈源性头痛。(4)特制银质针在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中的临床应用。(5)浮针疗法结合口眼特殊点刺法治疗陈旧性面瘫的临床应用。(6)小针刀治疗颈型颈椎病的临床应用。(7)弧刃针在颈肩腰腿剧烈疼痛中的止痛临床应用。(8)芒针定向透刺治疗前列腺炎(增生)临床应用。(9)火针治疗冻疮、中风、带状疱疹、风湿病等病的临床应用。(10)星状神经节埋线技术临床应用。(11)冬病夏治穴位敷贴、艾灸、照射治疗老慢支、肺气肿、月子病等的临床应用。(12)针灸减肥、针灸美容、埋线等治疗肥胖、妊娠纹和一些老年性慢性疾病及对亚健康状态人群的调理,也起到防病保健的临床良好疗效。

陇南名中医评选:

2016年11月28日,杜培俊、宋义清二位医生被陇南市卫生和计生委员会、陇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评选为“第二届陇南市名中医”。

医院中医专利药物开发利用:

医院职工、名中医宋义清经过20多年的临床实践,研制的中药配方“一种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中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并于2018年4月17日授权。

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DPN)是指在排除其他原因的情况下,糖尿病患者出现与周围神经功能障碍相关的症状或(和)体征。远端对称性多发性神经病变是DPN最常见的类型。病情隐匿,进展缓慢,主要症状为四肢末端麻木感、刺痛、感觉异常,通常呈手套或袜套样分布,多从下肢开始,呈长度依赖性,夜间加重。体格检查示足部皮肤色泽黯淡,汗毛稀少,皮温较低;痛温觉、振动觉减退或缺失,踝反射正常或仅轻度减弱,运动功能基本完好。是糖尿病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是糖尿病患者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糖尿病患病率急剧上升,在过去20年中上升了4倍,年龄≥20岁以上人群的糖尿病患病率高达9.7%。以此推算目前中国有近1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糖尿病患者最多的国家。据最新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中国糖尿病中DPN(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患病率为60.3%。据此估计宕昌县约有糖尿病周围神经病患者(29万x9.7%x0.6)16878人。据中国国家改革与发展委员会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提供的专题研究报告,我国近几年每年糖尿病患者的医疗费用均在800亿元以上。糖尿病已经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社会负担。糖尿病以及慢性并发症已经成为我国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因此,更加积极的防治糖尿病已是迫不及待的重大任务。

糖尿病患者由于长期高血糖状态导致一系列代谢紊乱,干扰了神经组织的能量代谢,使其结构和功能发生改变。主要表现为:①多元醇代谢通路活性增多。②蛋白质糖基化使神经细胞结构和功能受到损害。③糖尿病患者在高糖刺激性可导致微血管结构异常,表现微血管内皮细胞增生,基底膜增厚,从而引起末梢神经缺血、缺氧导致神经营养障碍和变性。

早期强化血糖控制可显著减少糖尿病患者微血管并发症发生的危险。纠正高血糖及代谢紊乱,并长期使所有代谢指标达标(包括血糖、血脂、体重、血压等)均有益于纠正糖尿病神经病变的多种病理生理异常。

现代医学对该病的主要措施有控制血糖、调整代谢等,常用静滴硫辛酸、依帕司他片(唐林)、胰岛素、甲基维生素B12等治疗,临床效果欠佳。

宋义清通过古今国内大量文献资料分析,并通过大量临床资料及用药疗效分析认为:该病多发于糖尿病后期,病机以肝肾亏虚、精血耗损、脉络瘀阻为主,治疗采用补益肝肾、滋养精血、化瘀通脉为主。宋义清拟定的“佛手通神饮”切准病机,经临床大量运用高效、安全,未见明显毒副作用。治疗组有效率90.90%,对照组75.75%。数据经统计学处理,P<0.01,具有统计学意义。通过比较,该疗法的治疗效果明显高于国内相关文献的临床疗效。该疗法为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开创了一条新的治疗路径。该疗法可缩短住院日程,减轻患者经济负担,该疗法节省了医疗资源,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较好的社会效益。

本发明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的中药复合物以红芪、生地黄、黄精等补益肝肾气血为君药,太子参、枸杞、当归、桑椹、石斛滋养脏腑精血为臣药;葛根、鸡血藤、三七等活血化瘀,通络止痛为佐药;威灵仙通行十二经,既能袪风湿,又能通经络而止痛,并能消痰逐饮为使药。上述药物配方严谨,切准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病机:肝肾亏虚、精血耗损、脉络瘀阻。针对主要病机共同发挥补益肝肾、滋养精血、化瘀通脉的功用。通过大量临床资料验证,该方临床疗效确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及毒副作用。

本发明精选当地优质中药材为主,确保临床疗效提高。宕昌县地处甘肃省南部,当地气候湿润,盛产多种中药材,所产中药材品质优良,远销国外,如红芪、黄芪、当归、黄精等。具体用药如下:

红芪为豆科植物多序岩黄芪的根,为黄芪的一个亚种,是黄芪中的上品,仅产于甘肃的岷县、武都、宕昌等地,因其皮色红润故称红芪。自古与黄芪通用,因为其产量稀少,药性纯正,自古以来大多征作贡用,只在宫廷御方上出现。红芪为甘肃的道地药材,早在《神农本草经》上就有记载,应用历史十分悠久。味甘,温。归肺、脾经。具有补气固表的功效,用于治疗气虚乏力,血虚萎黄,内热消渴,慢性肾炎蛋白尿,糖尿病等疾病。红芪主要活性成分红芪多糖(HPS)能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从而起到增强免疫力、抗衰老、增强淋巴因子活化杀伤细胞(LAK)对肿瘤细胞的杀伤和多种生物效应,可调整血糖。国内学者研究证实:红芪组方在增强脾细胞增殖能力、提高T-SOD活性,降低衰老细胞数方面优于黄芪组方。

黄精味性甘,平。归脾、肺、肾经。具有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作用。《日华子本草》:“补五劳七伤,助筋骨,生肌,耐寒暑,益脾胃,润心肺。”《本草纲目》:“补诸虚……填精髓。”现代研究证实:黄精能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和促进DNA、RNA及蛋白质的合成,促进淋巴细胞转化作用;能降血脂及减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对肾上腺素引起的血糖过高呈显著抑制作用;还有抑制肾上腺皮质的作用和抗衰老作用。

生地黄性味甘、苦,寒。归心、肝、肾经。具有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的功效。《神农本草经》:“主折跌绝筋,伤中,逐血痹,填骨髓,长肌肉,作汤除寒热积聚,除痹。生者尤良。”《珍珠囊》:“凉血,生血,补肾水真阴。”

桑椹味性味甘、酸,寒。归肝、肾经。具有滋阴补血,生津润燥的功效。《新修本草》:“主消渴。”《滇南本草》:“益肾脏而固精,久服黑发明目”。

太子参性味甘、微苦、平。归脾、肺经。具有补气健脾,生津润肺。本品能补脾肺之气,兼能养阴生津,其性略偏寒凉,属补气药中的清补之品。现代药理研究证实太子参对淋巴细胞有明显的刺激作用。

枸杞子性味甘,平。归肝、肾经。具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作用。《本草经集注》:“补益精气,强盛阴道。”《药性论》:“补益精,诸不足,易颜色,变白,明目……令人长寿。”现代研究证实:枸杞子对免疫有促进作用,同时具有免疫调节作用;可提高血睾酮水平,起强壮作用;对造血功能有促进作用;对正常健康人也有显著提升白细胞作用;还有抗衰老、抗突变、抗肿瘤、降血脂、保肝及抗脂肪肝、降血糖、降血压作用。

当归性味甘、辛,温。归肝、心、脾经。具有补血调经、活血止痛、润肠通便的作用。《日华子本草》:“主治一切风,一切血,补一切劳,破恶血,养新血及主癥癖。”现代药理研究证实:当归浸膏有显著扩张离体豚鼠冠脉作用,增加冠脉血流量。麻醉犬静注本品心率无明显改变,冠脉阻力和总外周阻力下降,冠脉血流量显著增加,心肌氧耗量显著下降,心排出量和心搏指数有增加趋势。当归中性油对实验性心肌缺血亦有明显保护作用。当归及其阿魏酸钠有明显的抗血栓作用。当归水浸液给小鼠口服能显著促进血红蛋白及红细胞的生成。

三七性味甘、微苦,温。归肝、胃经。具有化瘀止血,活血定痛,补虚强壮的作用,《本草求真》:“三七,世人仅知功能止血住痛,殊不知痛因血瘀则痛作,血因敷散则血止。三七气味苦温,能于血分化其血瘀。”现代研究证实:本品能够缩短出血和凝血时间,具有抗血小板聚集及溶栓作用;能够促进多功能造血干细胞的增殖,具有造血作用;能够降低心肌耗氧量和氧利用率,扩张脑血管,增强脑血管流量;能够提高体液免疫功能,具有镇痛、抗炎、抗衰老等作用。

葛根性味甘、辛,凉。归脾、胃经。《神农本草经》:“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起阴气,解诸毒。”现代药理研究:葛根具有降血糖作用。

鸡血藤性味苦、微甘,温。归肝、肾经。具有行血补血、调经、舒筋活络的作用。《本草纲目拾遗》:“其藤最活血,暖腰膝,已风瘫。”“壮筋骨,已酸痛,和酒服……治老人气血虚弱,手足麻木,瘫痪等证。”《现代实用中药》:“为强壮性之补血药,适用于贫血性之神经麻痹症,如肢体及腰膝疼痛,麻木不仁等。又有活血镇痛之效。”

威灵仙性味辛、咸,温。归膀胱经。本品辛散温通,性猛善走,通行十二经,既能袪风湿,又能通经络而止痛,为治风湿痹痛要药。并能消痰逐饮,用于痰饮、噎膈、痞积。《本草汇言》:“大抵此剂宣行五脏,通利经络,其性好走,亦可横行直往。追逐风湿邪气,荡除痰涎冷积,神功特奏。”《药品化义》:“灵仙,其猛急,善走而不守,宣通十二经络。主治风、湿、痰壅滞经络中,致成痛风走注,骨节疼痛,或肿,或麻木。”

石斛性味甘,微寒。归胃、肾经。具有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的作用。《神农本草经》:“主伤中,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久服厚肠胃。”《本草纲目拾遗》:“清胃,除虚热,生津,已劳损。”《本草再新》:“清胃火,除心中烦渴,疗肾经虚热”。

十年来,医院通过文化墙、宣传资料、医疗下乡、学术活动、创办中医药工作简讯等多种形式,让中医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制作中医宣传栏、文化展板共计20余块,编纂《中医药简讯》4期。加强中医科室建设,设立中医药综合治疗室,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和中医药师承教育工作,举办“中医学经典,西医学中医”培训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