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市场上的早期苗头

股市崩盘后，大规模的债务清偿行为开始了。我不想武断地臆测美国的物价水平以及生产和就业水平在股市崩盘前就已经开始下滑的原因。许多人将美国在这场现在被认为是一次全球大萧条的浩劫中的损失归罪于欧洲。当时的欧洲同美国一样处于过度负债之中，它们在这次大萧条中的损失超过了我们。从欧洲物价水平（既包括股票市场价格水平，也包括商品市场价格水平）的下滑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之间的利益紧密相联，任何一方利益受损迟早都会波及另一方。但欧洲把萧条的罪过归咎于美国似乎就比较合理些。欧洲经济之所以会遇到困难，一部分原因在于其内部在政治上的相互猜忌以及一张关税的大网。这些困难并不完全是人们故意造成的，它们确实很难避免。我们没有帮助欧洲解决这些困难，而是从政治上抛弃了它们。然而我们并没有拒绝施以经济上的援手，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经济援助有时对于双方来讲是既有益又有害的。

遵循着政府债务就如同在杂货铺欠下的债务这样的信条，我们从经济上加重了欧洲存在的缺陷。我们在竖起关税壁垒的同时要求欧洲偿还债务。此外，英国在1922年通过回收国库券和英格兰银行券（Treasury and Bank of England notes），开始实施其灾难性的通货紧缩政策，准备按照战前英镑所代表的黄金重量重新采用金本位制（1925年）。结果，其物价水平被压制，工业被削弱，失业率上升。由于英国在世界贸易和金融领域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其物价水平的下降极大地加重了其他国家（包括一些欧洲国家和非欧洲国家）物价水平下降的程度。

除了这些对美国造成不利影响的非美国因素外，我们在一些基本商品，尤其是小麦、玉米、棉花、石油、铜、铁和其他初级农产品和矿产品领域都出现了过度生产的情况。过度生产还波及某些制造行业，最为明显的例子要数汽车、无线电和许多奢侈品行业。

但是在这个恶性循环中，哪个因素（商业银行的清偿行为还是物价水平的下降）率先启动是无关紧要的；同样，什么因素（无论远的还是近的）促发了它们的启动也是无关紧要的。它们甚至可以一同启动。但一旦启动，它们就注定要以一个恶性循环持续下去，而且彼此令对方加速。可以确信无疑的是，股票市场的崩盘会迫使我们整个债务体系的其余部分也进入清偿的轨道，而令人绝望的债务水平会使得经济体系的自我纠正变得异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