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全是新的

在毕达哥拉斯后2100年，在哥白尼后100年，伽利略仍然不敢告诉人们地球是圆的，他不是担心会受到宗教的迫害（人们普遍认为他会担心这一点），而是害怕会遭到人们的讥讽。

患有肺结核的法国农民依旧关紧他们的窗户，唯恐让新鲜的空气进入室内而令他们的病情更加糟糕；大约30年以前，我们所有人都不相信空气可以治愈“重感冒”（肺结核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这样），我们总是被告诫不要让外面的空气进到屋内——房子还有什么别的功能吗？

从获得一种知识到对这一知识的普遍接受之间存在着一个时滞，肺结核知识的这个时滞要比天文学知识的这个时滞短一些，因为肺结核知识的应用对人们来说更具实际意义。而保持货币稳定这一问题的实际意义则居于上述两者之间。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货币的不稳定是引发贫穷以及与贫穷相伴而生的一些疾病（包括肺结核）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同探究天文真相一样，由于受到一种看似非常有把握的判断但其实是错觉的影响，人们也没有太多的动力去探究货币的真相。但总体来说，全球国家朝着一个完善且有保障的货币单位的目标所取得的进展已经非常令人满意了。虽然我们还没有彻底实现这一目标，但要知道我们才刚刚为一目标努力了一百年而已。

1824年，约翰·鲁克（John Rooke）[1]建议应该调控黄金的价格以抵消农场工人工资的变动（即使没有指数也很容易察觉这种变动）。

1879年，著名天文学家，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经济学专著的作者西蒙·纽科姆（Simon Newcomb）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价值的标准（The Standard of Value）”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详细介绍并大力推荐了一直以来人们所讨论的“美元补偿”计划。

1888年，瑞典经济学家科努特·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2]提出了一个调控贴现率的详细计划。为了论证他的观点，他引用了韦斯（Weiss）的一部更早的著作。1887年，英国杰出的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对美元补偿计划以及其他稳定货币的计划进行了阐述。其中有一项计划在实质上和公开市场政策是基本相同的。1898年，博物学家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l Wallace）建议通过采用一种有管理的货币的方式来实现货币的稳定。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如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查尔斯·吉德（Charles Gide）以及E.本杰明·安德鲁斯（E.Benjamin Andrews）都早就预见到了凯恩斯教授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与“有管理的货币”相关的一些提案。

今天，尽管对于采取何种方法还没有达成充分的一致，但稳定世界货币单位的必要性已经得到了如下一些经济学家和商界人士的认同：

（在英国有）乔赛亚·斯坦普爵士，过去是经济学教授，现在是英格兰一家大型铁路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以及英格兰银行的董事；雷金纳德·麦克纳（Reginald Mckenna），曾担任英国财政部（British Exchequer）大臣，现在是联合城和米兰银行（the Joint City and Midland Bank）董事会主席；洛德·达伯农（Lord D'Abernon），银行家，过去曾是英国驻德国的外交使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代表英国参加了《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并预言了该和约将会产生的经济后果；尊敬的佩西克-劳伦斯（Pethick-Lawrence），前国会议员；（在德国有）舒尔茨-加沃尼茨（Schulze-Gaevernitz）教授；（在瑞典有）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 Cassel）教授，曾担任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官方顾问；（在挪威有）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在美国有）凯默勒（E.W.Kemmerer）教授、约翰·康芒斯（John R.Commons）教授及其他一些人士。

1919年，美国成立了稳定货币联盟（Stable Money League），它就是稳定货币协会（Stable Money Association）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