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生成发展的社会人文环境
文化生态学的观点一致认为：文化与经济之间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变量，并非经济活动的直接产物。河流与山脉等自然条件的规限，先前的社会价值观，现实生活所流行的新思想、新观念，以及社会、社区发展趋势等，都给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场合与情境。[94]从中国文化分区来看，资江流域处于我国水田稻作以及旱地农业文化区之间，如此具有连接性的区位关系，赋予了资江流域社会文化两大基本特征，即高度异质性以及高度不稳定性，从而使得该区社会文化形态异彩纷呈。作为一种特定的地域文化形态，资江流域社会人文环境是多种文化因子彼此融合、彼此交织的结果，构成极为复杂。其中主要包括资江流域经济产业、地理文化等要素。
（一）依存关联的产业经济
1.农业领域
资江流域既有高山峻岭，亦有山谷盆地，加之流域内为红壤分布区，土壤结构均匀、松散易碎，利于原始农业开垦，开挖水井、水渠进行灌溉，为先民提供了良好的生产条件。纵观资江流域农垦开发史，早在四千多年前，流域内原住居民在洪水线以上就已开始锄耕；春秋战国时期，楚人将中原一些耕种技术带到南方，资江流域人民结合已有稻作农业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稻作农业发展；东汉时期，牛耕和铁器农具的普遍使用，推动了资江流域农业由旱地作物转向水稻栽种；到了唐宋，中国经济中心南移，南方发展速度加快，资江流域的粮食生产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明清以后，全国出现了大规模移民现象，两次“江西入境湖南”，洞庭湖大面积围湖造田，加之政府鼓励垦山种稻，无疑为水田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逐步构建了别具一格的水旱农田垦殖并举的产业格局。[95]新中国成立以来，资江流域水稻生产经历了水稻种植制度改革以及栽培技术和主栽品种改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高，粮食供求关系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向总量平衡的根本性转变。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流域内桃江、隆回、武冈等县成了湖南雪峰山生态优势区生产基地，区内有“天龙”等稻米加工龙头企业，是规模生产高端优质稻的理想区域。稻作农耕对自然气候环境依赖度较高，因此稻作农耕文化也具备两项基本特征，即稳固性和统一性。因此，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存依赖，也是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产生的缘起，人们在定居生产的过程中，制定了长远的发展计划，群体意识得以固化，从而也进一步促进了聚落的发展。
2.工商业领域
资江流域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是古代工业快速发展的基础。据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成果，在四五千年前，资江一带原始人类已由采集、渔猎逐步过渡到以作物栽培为主的定居生活。在此过程中，当地居民不断从其他地区学习新技术并进行自主创新，因而逐步建立种类繁多的工业门类，主要包括采矿、制瓷、纺织、金属制造、造纸以及印刷业等。特别是两宋时期，随着汉人的迁入，资江流域人口大增，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以“草市”为基础的农村集镇，农村集市网络逐渐发育完善，形成了依托于集镇的农村商贸体系，突出了明显的区域系统性。据《资水滩歌》记载，清末仅新化外运物资就达到40余种。在《新化文史》中记载，民国八年（1919年），县内输出木材1万两码子以上（一两码子合1.2—1.5立方米），煤炭20万吨，锑品1.2万吨，瓷器100多万件，夹板纸40多万扎，书写纸10万担，等等。这些数据从侧面反映了资江流域传统产业结构的构成。该时期工商业的发展促使资江流域可供交易的商品迅速增多，进而又推动整个历史时期资江流域的商业贸易发展。
3.交通运输业
资江流域古代交通运输包括水路和陆路两个系统。在水运方面，资江流域河流众多，5千米以上的河流821条，流域面积达28142平方千米，水路以其独特的优势自然也成了资江流域最为便捷的交通方式。水系的通航条件，往往会影响集镇的规模，而通航的集镇也因此发展为区域交通的枢纽。资江流域盛产茶叶，历史上“八大茶镇”（小淹、边江、江南坪、唐家观、黄沙坪、酉州、乔口、东坪）加工出产的茶叶，大都是走水路。也因如此，多数集镇都位于水运位置较好的码头附近或布局于江河沿岸。
在陆路交通方面，湖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南通两广、南海，西进云贵的中介地域走廊，同时也是从赣、皖、苏西进，以及从甘、陕、蜀南下的途经之地。因此历代王朝为了增强与这些地区的联系，弥补水运的不足，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驿道，大大提升了该区的交通条件。如在清代就修建了湖官大道，贯通湖北、广西与广东。另有东西向路线，即传统的湘川、湘黔官道和湘赣大道，这些驿道在资江流域境内均设有驿站。除了上述对外联系的驿道，流域内部还修建了联系长沙等中心城市的城际驿道。其中宝安益大道，始修于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章惇开梅山，置安化县”后，宝庆、新化、安化、益阳的道路交通沿资江流向连成一线，形成水陆并行之势。为了方便马帮运输茶叶等商品，从资江沿岸的唐家观始，经江南、洞市至新化，商家集资修建了数百里青石板茶马古道。
随着陆路与水路交通不断拓展，在技术以及自然资源优势的支撑下，资江流域产业门类逐步建立、完善，并在工商业、农业与交通运输业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
综观资江流域产业经济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其发展是多种经济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体现了较强的系统关联性以及资源依存性特征。
（二）丰富多元的地理文化
资江流域的核心文化为苗蛮文化。苗蛮文化是南蛮文化与三苗文化的简称。“三苗”是尧舜时期居住在中国南方的氏族部落。《战国策·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中这样记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该地相当于长江中游江西、湖北、湖南一带。[96]后来，三苗在尧舜禹的征伐下逐渐瓦解，其后人重新聚集形成南方强大的部落联盟，称为“南蛮”。苗蛮文化并非资江流域自然生长的文化，而是在上古时期经济、战争等诸多因素所致的大规模迁徙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多元融合的文化。[97]资江流域留下了新石器时代的多处遗址（表2-2）。而从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发现，当时资江流域的文化与中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江汉的屈家岭文化均有一定的渊源。说明资江原生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自我循环的文化类型，而是在早期就已融入了中原汉文化与荆楚文化。此外，资江流域地理区位较为特殊，自古就是“民族迁移的走廊”，外来移民以及土著居民逐步融合，不但给资江流域创造了包容并蓄的民族文化类型，同样还丰富了区域聚落的社会文化内涵。一方面，资江流域呈现出多民族聚居的状态，在历经移民垦殖、族群争斗等民族纷争与中央王朝强权开拓之后，各民族交错聚居，文化的相融交互现象相当普遍，从而让许多聚落的“文化亲缘关系”越发突出。另一方面，自两宋以来，资江流域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移民活动，伴随着移民的到来，各种外来文化渗透于当地文化之中，又逐步形成新的本土文化。如此往复演进，不断发展，进而形成资江流域复合多样、特色鲜明的文化样态。[98]
表2-2 资江流域遗址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1.民俗文化
所谓民俗，即人类在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历代相传所形成的传统风尚、习性及礼节的总和。英国文化进化学派的文化遗留说将其比喻为从猿猴进化成人后身上残留的尾椎骨，即民族文化发展到较高程度时仍然保留的习俗遗留物以及原始观念。[99]资江流域风俗习惯受梅山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其特色主要集中在礼仪习俗、生产习俗、岁时节日方面。
（1）礼仪习俗
礼仪习俗[1]如传统建屋习俗中有“包封”，即赠送礼金的传统。旧时修建新屋，均由村邻无偿帮工，新屋落成，东家需设宴酬谢工匠，并赠以“包封”。
（2）生产习俗
生产习俗[2]如农业生产中的各种禁忌：杨公忌日（正月十三、二月十一等“十三忌”）不宜下种；农历二月十五，宜替小牛穿鼻（耕牛为农家之宝，非老病不得宰杀）；夏至日剪纸钱，遍插田地祭祀土地神；等等。资江流域崇山峻岭、旷野荒蛮，为了适应闭塞险恶的生存环境，人们通过渔猎劳动形成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并在此生活基础上衍生出各种狩猎习俗。在资江流域一带，猎户通常被认为有“法”（巫术）。狩猎前，猎户择定吉日备上三升米酒、香烛、纸钱设坛祭拜，祈求神灵保佑狩猎顺利进行。整个狩猎是由赶山、收卡、段堂组成的集体行动，猎户之间依靠吹口哨、奏梅筒等方式传递信号。如果捕获了大猎物，便将带血的猎物毛发贴在枪口，以表谨记神灵保佑，并将兽头、蹄脚、兽尾砍下敬神，其余再由村民共享，体现了原始社会人类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原则，也暗喻了资江流域先民平均主义的社会理想。除了渔猎活动，农耕劳作也是资江流域重要的生产方式。资江流域农耕习俗大部分围绕五谷展开，基于“万物有灵”思想，先民们把五谷当作其生存依托，并将五谷视为“五谷大神”进行顶礼膜拜。因此，资江流域一年四季均有祭祀五谷的隆重礼仪活动：春季“耍春牛”、夏季“开秧田门”、秋季“木偶戏”、冬季“祭仓神”，极具地方风情。
（3）岁时节日
岁时节日的活动形式往往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适应，同时受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制约。它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特定时日，也是一种综合性文化现象。资江流域岁时节日以农历为纪年方式，按照四季顺序周而复始进行轮换，其多数建立在原始宗教信仰之上，寄托着人们五谷丰登、财运兴旺、健康吉祥等美好愿望。因此，岁时节日不仅满足了资江流域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也使得他们能够保持向心力和凝聚力。依据时间序列分类，资江流域岁时节日可分为春、夏、秋、冬节日。依照不同主题性质可分为宗教性、生产性、娱乐性节日及年节。其中宗教性节日与祭祀活动相关，兼有社会教化作用；生产性节日是在各类生产活动中伴随时令变换与生产习俗所传承的群众性活动，可起到调整生产、生活及联络大众情感的作用；娱乐性节日具有联欢属性，其目的在于加强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友好交往；年节寓意迎接新年，同时祈求来年丰收。[100]
2.民间艺术
资江流域民间艺术包含民间语言、民间文学、传统美术、传统音乐、民间制造技艺等（见37页二维码内图2）。其中“宝庆竹刻”“滩头年画”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名录，“黑茶制作技艺”“新化山歌”于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梅山傩戏”于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梅山武术”于2014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梅山剪纸”于2012年被列入湖南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包含了人类社会得以生存的诸多因素，既有社会结构，又有社会制度、价值观等文化最核心与深层次的内容，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及文化现象 。[101]资江流域特殊的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历程孕育了其颇具特色的宗教信仰体系，主要包括巫觋崇信、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
（1）巫觋崇信
因资江贯穿梅山地区中部，是古梅山文化的母亲河，受梅山文化濡染，资江流域人民最初信仰巫教（见37页二维码内图3）。该教以巫傩为底色的仪式活动，具有系统的神、符、演、会和教义，构成了一整套奇异且玄妙的法术，通过法术祭祀以求得神灵驱邪避灾和保佑家人安好、家畜兴旺、粮食丰收[87]，其信仰源自中国巫文化以及承袭自荆楚文化的巫觋崇信，具有浓厚的世俗意味，是一种准宗教的文化信仰形式。
（2）自然崇拜
在原始蒙昧时期，自然对人类而言既是赖以生存的根本，又是无法逾越的限制。在此阶段，由于人们认识自然及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他们对自然界的许多现象既不能理解，又怀有恐惧，总认为有一种超自然的“异己”力量主宰着这一切的运行，因而先民便产生了对自然的敬畏和信仰，并构建了以自然为核心的宗教体系。[102]资江流域自然崇拜（见37页二维码内图4）包括山石、枫树崇拜。其中山石崇拜是神山崇拜衍化微缩而成；枫树崇拜，主要是指在重大祭祀、集会活动时均要唱和《枫树歌》。相传始祖蚩尤被绑在枫树上杀害，鲜血染红枫叶，作为蚩尤子孙的苗族后人，将枫叶与红色运用在服饰上，以表达其深层信仰的心理传承。资江流域有在古枫树下建“梅山坛”的风俗，该枫树被称为“坛主树”，并被赋予保护、农耕、婚育等多种神格。[103]
（3）图腾崇拜
在氏族社会中人们相信本氏族与某种自然物有着超自然的神秘联系，并对其进行膜拜，这种自然物被奉为该氏族的“图腾”，具有一定原始宗教意味。资江流域的图腾崇拜主要表现为牛王崇拜与梁、柱崇拜（见37页二维码内图5）。
在传统农耕文化影响下，耕牛在资江流域先民生活中至关重要。在其地区民俗中，四月初八为“牛王节”，也称“牛神节”。相传蚩尤于四月初八兵败被杀，遂定这天为牛王节。每逢牛王节，都有祭牛神、拜牛王庙等活动。在新化大熊山一带有“四月初八牛归寨”的习俗，诸农户将庆贺完牛王节之后的耕牛交给一个“放牛郎”，由他将牛赶到大熊山主峰四甲山下放牧数月。在今日，资江流域一带亦有“柳枝鞭牛闹立春”的风俗，以寄托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是在鬼神崇拜的基础上，融合图腾崇拜的氏族寻根意识、生殖崇拜的传宗接代意识和后起的男性家族观念逐步发展而来。其主要表现形式是通过一定的仪式表达对祖先亡灵的追念，以达到祈福消灾、沟通感情和确认自己族群身份等目的。资江流域的祖先崇拜最初形式为始祖崇拜，然后又发展为宗祖崇拜、家祖崇拜等形式（见37页二维码内图6）。
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血缘相近的人聚集到一起才能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具有更好的生存能力，而凝聚一个氏族必然要有聚力的核心，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氏族中树立一个英雄式人物作为崇拜的对象，因此早期氏族的祖先形象一般都具备超自然的力量。[104]在资江流域，始祖崇信的泛神化神灵谱系是以梅山主神张五郎为中心，以天地万物魂灵为具象神格而构成的。除张五郎之外，蚩尤是梅山人崇信的另一始祖神祇，在新化县大熊山境内，发现了“蚩尤屋场”功德碑。民间流传蚩尤为大熊山的开山始祖，曾和黄帝在此一战，成功打败黄帝，守护家园。[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