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区域空间复合多元、借势成形
聚落区域是指聚落居民的聚居区，表现为多种类型关系的空间环境，包括一定空间范围内的自然环境以及相对集中的历史人工环境，它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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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耕作半径
2.逐地而居
（以邵阳隆回县崇木凼村为例）
3.逐水而居
（以益阳安化县江南镇黄沙坪村为例）
4.临路而建
（以益阳安化县东坪镇唐家观村为例）
5.因业而兴
（以邵阳绥宁县乐安铺苗族侗族乡天堂村为例）
6.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布局
（团块型典型聚落：武冈市双牌乡浪石村；曲带型典型聚落：安化县江南镇洞市村；阶梯型典型聚落：安化县江南镇梅山村；散落型典型聚落：新化县奉家镇下团村）
7.街巷空间底界面
（以唐家观村、洞市村、黄沙坪村、江南镇传统乡村聚落为例）
8.街巷空间侧界面
9.街巷空间顶界面
（以唐家观老街、黄沙坪老街为例）
10.街巷空间平面形态
（树枝状典型聚落：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桃林村；棋盘网格状典型聚落：武冈市双牌乡浪石村；鱼骨状典型聚落：安化县江南镇洞市村；无规则状典型聚落：新化县奉家镇下团村）
11.街巷空间尺度
（以唐家观村、洞市村、黄沙坪村、江南镇老街为例）
12.邵阳绥宁县关峡苗族乡大园村节点空间
（古驿馆、凉亭里、后龙山广场、鼓楼与古柏、寨门、老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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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节手绘图由张雯提供）
■临路而建
■建筑接地形式
■逐地而居
本小节对于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环境空间层次的分析，参照齐康教授在《城市建筑》中对于城市景观结构轴、核、群、架、标志物的认识，以及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城市意象》中提出的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五要素构成，分别从聚落空间分布、聚落布局形态、簇群空间、街巷空间、节点空间几个方面对聚落区进行构成解析，以全面了解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的构成情况（图2-3）。
图2-3 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环境空间层次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一）聚落空间分布——因地制宜
在不具备能力改造自然的阶段，资江流域先民的聚居场所选择总是与区域地理区位特征密切关联，山川河流的走向形态直接规限着聚落空间的分布与布局。因此，早期聚落选址体现了因地制宜、随形就势的朴素生态观。通过对资江流域大量传统乡村聚落的实地走访，笔者发现无论是位于山地坡面地带的山地型聚落，还是地处河谷地区的平坝型聚落，在进行聚落选址时都会将整体自然环境以及水源、耕地资源是否充足作为最基本的考虑因素，并与周围的山、林、水、田等要素形成良好的呼应关系（见55页二维码内图1）。
1.逐地而居
传统乡村聚落是以地域性土壤为基础而“自然生长”的产物，它总是与一定的具体地点相联系。不管是宏观地理、中观地景还是微观地形的民居，无不体现了对土地的依附。资江流域土地肥沃、气候适宜、江河水系发达，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农业耕作区。从纵向时间维度来看，历史上资江流域人民过着渔猎、游牧式迁徙生活，及至春秋前期才慢慢开始农业生产，由于此阶段耕作技术有限，农业耕作主要区域均集中于城区周围。宋元时期人口增加，迫于生存压力，资江流域先民逐步向河谷两侧有坡度的沟壑山地发展，以便寻求更多的生存空间。到了明清时期，“四川填湖广”的移民运动促使资江流域人口再次激增，原有沿江平坝、丘陵等稍微平坦之地均已开垦完毕，人们转而逐步向大山腹地进行旱地开垦，农业人口的聚集导致大片农业型聚落覆盖整个区域。而在资江流域地形复杂的山区，耕地资源十分稀缺，特别是旱作农业只能“靠天吃饭”，因此大部分聚落均呈现出掠夺性利用土地的状态，最终演变为“逐地而居”的分布格局（见55页二维码内图2）。从地理空间维度来看，资江流域不同区位适合农业产业发展的土地资源、光热条件、动植物资源差异较大，因而聚落分布与规模也大不相同。资江上游由东北—西南走向的许多带状山体组成，海拔一般多在750—800米，谷地多低丘与平坝，海拔约305—500米，丘谷相间，适合农作物生长；中游多为丘陵，由于区内砂岩倾角平缓，当地村民利用山丘土层深厚的特点，把梯田一直开垦至山顶，也是传统农耕区；下游多为平原，土壤松弛肥沃，开发较早，是资江流域农业与人口集中的地方。
“逐地而居”为聚落耕地的开拓提供了原始动力，随之耕种区域日趋广拓，聚落格局也逐步分散。为了满足个人利益，确保各处都能享用相对均衡的生产环境，各家各户均采取了靠近耕地居住的方式，并使聚落具有一定的区域腹地，以确保聚落充足的生活资料供应和发展空间。如安化县江南镇梅山村，村内以山地地形为主，地势较为复杂，由于地形影响，梅山村尽管占地面积较大，但村落成片不连贯地散布于洼地间，由万家村、龙溪水街、山秧溪、碧溪村四大块组成。建筑群各自成片，整体错综复杂。由于村落以水稻种植为主，种植周期长、工量大，而村落人多地少，为加强田间管理、减少劳作往返距离，农户需要就近居住，因此村落形成200—400米的间隔距离均衡式布局。
2.逐水而居
基于近水地区具有多样独特的优势，人类诞生之初便近水而种、濒水而居。水资源也是资江流域生态系统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基于微观视角来看，水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必备资源。因此，自古就有“地近水耕”“非灌不植”之说。灌渠犹似人体血脉，而通过灌溉用水更是令不同片区的聚落建立了联系。灌溉水利的本质特点决定即使再小的工程，也需要一群农户合作。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传统农业型聚落结构的发展与完善，得益于丰富的水资源。资江流域水系发达、大至名江名河，小至未名小溪，穿插交织，从主要河流两侧线性空间逐步向两翼纵深地带延展，为聚落发展创造了物质前提。也因此，部分聚落便形成了沿水系两侧分布的格局，一方面方便生活用水以及发展小型渔业，另一方面也为聚落营造了一道天然的安全屏障。
从宏观角度来看，在资江流域山川阻隔、交通封闭的地理环境因素制约下，古代交通往来以水运为便。因此，流域内大部分商贸集镇伴随着区域间交通路径以及水陆通廊等各种码头、驿站的发展而形成，并逐渐形成以水系为辐射，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乡村聚落。如安化县黄沙坪村，水路发达，是过往马帮必经之路，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黄沙坪自明代开始，便成了万商云集的热闹埠头（见55页二维码内图3）。
3.临路而建
尽管资江流域“其地四塞、山川重阻”，但一直有先民在崇山峻岭的孔道上不断开拓要道，用以联系区域内外。在区域各级郡、县行政单位之间联系着的还有“城际驿道和官道”，地区村落间则依靠简单的民道联系。省域的驿道、区域的官道以及民道共同组成资江流域陆路交通网络。这些交通沿线不仅设有亭、驿等服务性设施，并且四通八达，担负着资江流域内外商贸联系的关键职能。随着商贸往来日益密切与频繁，处于驿站或重要交通节点，主要为往来客商、马帮服务的“幺店”也随之诞生。在发展初期，这些“幺店”仅仅只为过往的马帮、商贩与官吏提供落脚点，久而久之，依托这些“幺店”逐步产生了一些比较固定的贸易集市。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村落由最初的临时性居住点逐渐集聚，并凭借便利的交通，逐步成为交通枢纽，承担了物资集散、接力转运的功能，集镇聚落也得以快速发展并形成一定规模。这类集镇通常由两条主要道路贯穿整个村落，作为其空间骨架而存在。如安化县东坪镇唐家观村，是古时安化从陆路通往外部的重要通道，随着经贸活动的不断繁荣，各路客商云集，逐渐形成一个商品集散中心。由于洞市自古又是安化茶叶主产区，古时大量茶叶原料以及加工产品都要运进送出，洞市老街自然也成为安化茶马古道的一部分，至明清时期已经演变成一条颇具规模的商业街（见55页二维码内图4）。
4.因业而兴
在资江流域，由于山川阻隔，传统乡村聚落生成初期主要依托其所处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而发展。在相关资源蕴藏集中的地区，聚落文明得以率先发展。作为我国矿产资源的重要分布区域之一，资江流域矿产资源种类繁多、矿产储量丰富，分布的地域性也相当明显。由于矿产资源的开采依赖于技术水平与社会需求，所以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开采条件、分布特征以及市场需求等也决定了传统乡村聚落的兴起与分布（见55页二维码内图5）。资江流域矿产资源主要有锑、锰、铅、锌等，集中分布于新宁、新邵与新化县。这些矿源分布地区的乡村聚落因矿产的开发利用而逐步兴盛，形成了明显的聚落兴建的矿源导向格局。此外，资江流域由于地形海拔高差变化大，气候与物种具有垂直地带性分布特征，山地地区森林植被繁茂，许多地区聚落产业以林业为主。如绥宁县乐安铺苗族侗族乡天堂村，属丘陵、山地地带，四周被龙宝山、洞人寨、白虎头等群山环绕，村内群山逶迤，地势起伏较大，山体形态保护较好，且各山体历史植被较多，以杉树、楠木和松树为主，由于村落耕地面积较少，一直以来村落以林业为主要产业。
（二）聚落布局形态——随形就势
聚落形态是指聚落的平面展开方式，主要表现为用地的几何特征。它受自然环境、经济、社会以及民俗民风等诸多因素影响，体现的是人类生产生活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31]资江流域由于长期受水流冲击，形成缓坡阶地、平坝、沟谷等复杂地形地貌，尤其是在传统生存模式下，水系以及地形地貌都会对聚落形态特征以及空间布局产生重要影响。因不同地形地貌与水系会促使聚落交通格局、空间组织采取不同的适应方式，如此一来，聚落便呈现出形态迥异的外部形态特征。根据该区传统乡村聚落平面形态与山水格局的契合与关联，主要有团块型、曲带型、阶梯型、散落型（见55页二维码内图6），涵盖了“点”“线”“面”“体”四种形式。
1.团块型
团块型聚落用地规整，土地成片分布，其形态普遍近似不规则多边形或矩形，聚落内部空间布局紧凑、主次分明。由于传统乡村聚落发展初期，建设规模较小，人地关系的矛盾并不突出，这种集中紧凑的空间结构模式可以有效地组织聚落的生产和生活。在资江流域，地形地貌以及聚族而居是团块型传统乡村聚落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前者属于自然因素，而后者属于社会因素。
团块型聚落形成的自然因素之一便是土地充裕以及地面平旷。这两个条件，促使聚落人口逐渐聚集，规模变大。在资江流域，团块型聚落多位于河谷盆地或平坝之上、土地平坦且面积较大，灌溉便利，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得房屋沿四周铺展开来，因村落格局在小范围内不受地形限制，故平面形态比较规整。如绥宁县东山侗族乡东山村，位于青山环绕、溪水潺潺的湘西南山区，村落四周被金子岭、松树岭、栗子塘等环绕，中部地势平坦用于建村，随着人口的不断繁衍，村落逐渐集聚，并逐渐形成建筑紧凑、巷道规则且平面布局较为规整的集团式村落。此外，在资江流域山区地带，为适应地势变化或少占耕地，常分组团建造房屋。规模比较小的团簇型聚落则多坐落于山谷或山腰台地，这种布局方式形态紧凑，不但利于防御，也便于将更多的土地留给耕种以发展农业。这些位于山谷或山腰上的大型团块型聚落，通常山寨互抱，建筑顺山势变化呈无序蔓延状态。如安化县南金乡将军村滑石寨位于规则的山谷上，聚落房屋成团簇拥布局，空间形态规整而又富有变化。
团块型聚落形成的社会因素是传统宗族观念。在我国传统乡村，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关系网络，是宗法制度世代传承的产物，并由此建构了聚落基本的组织单元。作为聚落人口聚结的基本支撑，宗族观念也促使聚族而居成为乡村地区生活的基本模式。在早期社会，严酷的生存环境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使人们不得不以家庭为单位团结互助。在这一时期，同族聚居不仅通过“同族相恤、疾病相扶、守望相助”来抵御外来的侵扰，也为聚落人们的生活提供了组织保障。在以上因素共同影响下，一方面，由于聚集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同族成员其血统组成通常有着严格的限定，表现出强烈的团聚性特征；另一方面，聚落也对外乡人口的流入有着严格的控制，即便有少数外乡人能够在这里落户定居，他们的整体数量以及规模大小也会受到严格的限制。长此以往，聚落本村人员的情感认同也会在强烈的血缘性下得到逐步强化，并促成聚落封闭性特征的形成。
受宗族制度影响，传统单姓村落易形成单中心的组团村落。在资江流域社会变迁历程中，即使各家族、各阶层，甚至各区域发生再大变革，其家族成员在区域或特定地点聚族而居的分布格局，也并不会产生较大的变化。这些聚落往往会以家族姓氏命名并承续至今。以血缘为纽带构成的宗族聚落，在横向空间上往往表现出由内向外的扩展痕迹，同时还会在纵向时间上表现出较强的连续性特征，同一宗族分支繁衍、瓜瓞绵长。如武冈市双牌乡浪石村在古时为家族体系，为王氏家族聚居之所。村落坐落于四周环山的小盆地中央，山峦起伏，群山环抱。整个村落坐南朝北，规划有序，布局合理。多个组团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再次聚集，形成典型的组团结构，巷道纵横交错，共同组成浪石村“山—水—村—田”的环境特征。其间民居均依山而踞，建在较缓的山坡上，由山脚向山腰层层递进，渐次展开，前后宅院连而不通、邻而不扰，既保持了传统礼制的内向、私密，还营造了较为开放、和谐的邻里环境。
2.曲带型
曲带型聚落平面形态呈带型延展，大都沿河流、顺沟谷、依公路等环绕成带或顺势延伸，并以直线或曲线作为空间构成的主轴贯穿于整个聚落。曲带型聚落的成因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形规限；另一方面是水系或道路影响。资江流域的西北地带主要为山区，大多聚落落成于山谷地带。这些聚落，由于受山地地形限制，无法沿纵深方向发展，故只能沿着山谷走向形成带状聚落。主道通常平行于等高线随形就势而设，次道则会采取斜交或垂直主道布局，主次结合，层次分明，从而建构了与自然环境和谐相生的交通系统。如安化县江南镇洞市村，村落由山区洼地向上生长，两侧青山围绕，东南为蜡烛山，西南为黑岩山，麻溪河由南往北从村庄前面流过，自然生态环境相当优越。由于村落周边山势较高，洞市老街房屋依山而建，分布在青石街道两侧，灵活布置的宅院与道路相邻，一条呈“S”形的青石板古道贯穿全村，村落为典型的曲带型聚落。
影响曲带型聚落成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水系和道路。在深山中建村，除了需要考虑聚落交通的可达性，水源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资江流域，有河流水系流经的山区，只要其地形较为平坦，具备肥沃的土壤，可以让村民们在此繁衍生息，那么便具有产生聚落的可能。这些聚落选址之初通常优先选择背山面水的向阳坡地，后续又逐步沿水系呈带状平面展开形成条带状聚落区。如新化县奉家镇上团村，处于岩屋界、对角山、石门坳围合的河谷小盆地，村庄周围群山逶迤，背山面水，隐逸于两山交会的河谷中，卯溪从河谷中穿过，两侧为农田，农田外围地势较高的地方为村庄建设用地以及园地，形成了人居河谷、田环山下，山、田、村落层次分明的山谷聚落景观。民居沿卯溪河畔而建，河流成弧形包围建筑，成“玉带水”之势。
3.阶梯型
阶梯型聚落是带状聚落的一种演化变形，也是资江流域特殊的聚落类型，其用地坡度一般都大于30度，较为陡峭。因聚落地势所限无法延展，聚落建设基本沿等高线依山就势逐层分布，居住建筑层叠而上，最终形成鳞次栉比、错落有致的沿江聚落景观。资江流域阶梯型聚落主要分布于资江及其支流两侧的河谷区，尤其是在资江与其支流所形成的交叉位置，同时还包括新化梯田地区。依此模式建造的聚落多顺应自然地形高程横向展开，同时，由于山势不同，会逐步形成内凹型以及外凸型两种类型的聚落。前者多位于山坳处，呈现出内聚、向心的特点，而后者则位于山脊处，呈现出发散、离心的特点。阶梯型聚落河道滩地较少，多为坡耕地，耕地呈现出块状分散分布状态。如安化县江南镇梅山村，村落位于大熊山腹地，由于村内地形以山地为主，山高林密，特殊的地形使得聚落建设基本与山地坡度和山势融合在一起，所以该村落多顺坡地、沿等高线布局，充分体现了村落营建的生态意识。
4.散落型
散落型聚落主要是指建筑零散布局或几户成团，院落房屋不拘定向，聚落内部没有标志性或足以影响聚落布局空间秩序关系的公共建筑物，呈现出孤立、分散的特点。这类聚落多分布于坡陡的丘陵地区或山谷洼地，其成因一方面主要是其腹地内耕地数量极少、分散不连片，为了尽可能地接近自家耕地，居民采取分散布局的方式构建房屋。资江流域山地环境崎岖复杂，为适应地形，聚落营建常零星地散落于各处山坳中，或被密如织网的河流水系阻断而成散珠状，如此布局不但能更好地契合地形，也有效利用了土地以及保持了山体原有的风貌。另外，这类聚落类型通常出现在族群文化体系不够发达、文化观念影响较弱的地区。因缺少权威制度约束，尽管在一定地域内相对集结，但人群等级以及空间秩序并不突出，社会结构较为简单，其空间也相对松散。如新化县下团村，在村落形成之初，村民主要从事山地牧耕以及猎耕，流动性比较强，因而相较于稻作农耕民族而言，为了适应灵活的生产生活模式，其聚落布局多随等高线分布，集中度较低；巷道较宽，多在2米到4米之间。
（三）簇群空间——高低错落、主次分明
“簇群”是指具有非常紧密组织关系的群体要素。对于传统乡村聚落而言，簇群是聚落中观层面具有功能相关性、形态同构性的建筑物与空间环境等要素在一定空间范围内聚集组合而成的有机单元体（图2-4）。就形意关系来看，簇群分别以规模、肌理与形态作为符码语言。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的簇群有如下特点。
图2-4 簇群肌理图示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1.簇群规模层级化
建筑簇群在平面空间以及三维空间内的大小，即簇群规模。依据前文所析，在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中，氏族社会为控制自身发展规模而导致簇群裂变成多个簇群组团。其相互间在空间规模层次上形成了明显的等级特征，并呈现出清晰的结构与有序的肌理。如在绥宁民族型村寨中，这种因簇群母子裂变而形成的簇群规模层级差异化景观尤其明显。
2.簇群肌理结构化
簇群肌理即簇群中建筑、环境、空间等景观要素间的物理距离以及由此形成的图底关系纹理，它是相应簇群职能与社会关系及其分异程度的状态表征。由于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内部要素组合形式多样化，其簇群地段肌理也变得较为复杂。基于聚落肌理构成的复杂性，簇群地段的结构也逐步变得清晰而有序，并体现出系统化的组织关系。一般而言，宗祠建筑以及寺庙建筑，多位于簇群建筑群的中心，这些建筑与民居肌理大相径庭，因此在其结合过程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系统构成的聚落肌理。以安化县唐家观村为例，人们在村后的山腰处建造庙宇建筑群。随着经济发展以及佛教文化的传播，在一些富有虔诚信仰的聚落中，神庙以及宗祠成为聚落簇群空间不可缺少的元素，并对聚落簇群空间的演变及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聚落居民往往会围绕寺庙建筑聚集成组，逐步建立以庙宇为核心的宗教簇群空间。由于庙宇建筑簇群肌理与庙旁民居建筑依附街道的线性肌理彼此关联，从而形成鲜明对比。再如，在商贸集镇中，早期围绕簇群与集镇最初聚合的市场与码头区域，在长时间的发展演变中，成了以街市、码头以及相关职能建筑所共同组成的簇群空间。以洞市老街码头地段为例，簇群地块的门户空间为码头，其同样也是聚落内部交通、水路与景观视线转换并沟通的节点，而位于村落的会馆建筑，则为统领、组织码头簇群地块的核心空间，提升了整个商贸空间的凝聚力。
3.簇群形态层次化
簇群形态是簇群地段在自然地貌条件与人文动力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内部人工元素与自然元素、人工元素相互之间以及实体对象与虚空间之间，通过叠合、错落、映衬等不同构成处理方式组织而成的。随着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簇群肌理的结构不断明晰以及规模层级的逐步拉开，簇群形态变得更加富有层次。作为簇群聚核重心的地标在群体格局中也随之脱颖而出。例如在上文中所提到的洞市老街码头地段，码头是整个聚落的门户，会馆以及码头驳岸是聚落簇群的视觉重心。簇群建筑的视觉焦点，由于会馆的存在而得以强化，同时，其地缘文化的吸引力与空间的开放性增强了对周边相关建筑的凝聚力，使其簇群形态越加稳定。另一方面，围绕宗庙建筑的民居簇群，则通常与前者构成明显的空间主次关系。作为簇群聚结的寺庙时常被建构于簇群地块的高处，利用山势的烘托、民居建筑的衬托而凸显其重要性，进而逐步成为聚落地标以及景观视线的核心体。
（四）街巷空间——序列清晰、空间丰富
街巷是由地面及连续建筑立面所界定的线性空间，是聚落区域发展的空间脉络，具有独特的结构与形态。街巷作为传统乡村聚落的骨架，是对外联系与交往的主要场所。街巷按平面尺度可分为街道和巷道两种，街道相对宽阔平直，公共性较强，主要在以商业为主兼顾农业的聚落；而巷道相对窄小陡弯，主要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聚落。
在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中，除进村主要道路之外，多数街巷皆为依据环境自发形成，并与人们利用其进行社会、文化、经济活动的客观需要相适应，是一种无意识的择优行为。而这种尊重生态、依山就势自发组织形成的“内部秩序”，从外部形态到内部场所精神，更能体现村落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以下笔者从街巷空间界面、形态与尺度等几个方面来分析其空间特征。
1.界面要素取之自然
街巷空间是传统乡村聚落中重要的公共空间，人们对于街巷的空间感受均源自对其界面元素的感知。其界面主要分为底界面、侧界面与顶界面。
①底界面。街巷底界面包括巷道路面及其附属空间，其主要作用是为行进在街巷中的人们提供积极的引导，并联系街巷两侧的建筑。底界面是承载居民日常活动的重要界面元素，对其分析的要点主要包括铺装材质、色彩和地形高差变化。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底界面的形成多为自发行为，部分自然路径在无法满足使用要求时，采用就地取材的方式进行铺装。铺地材料采用加工为条石的岩石，或来源于水中的卵石，皆保持原有形态，具有浑然天成之趣（见55页二维码内图7）。界面砌筑方法综合运用了平砌与立砌等方式，所铺装的卵石与板石相间，不但增强了街巷空间的亲切性与趣味性，也使得巷道的空间肌理、质感、色彩与周围环境完美统一。资江流域因山形水势的分割，地形高差起伏极大，其街巷不仅有水平方向的曲折蜿蜒，还有垂直方向上的起伏叠落，从而创造出起承转合、高低错落的巷道形态。也因资江流域聚落依山就势而建，巷道起伏多变，为了与山地地形和谐共融，通常将台阶与坡道两种方式结合，进而赋予空间丰富多变的层次。
②侧界面。侧界面是传统乡村聚落街巷空间的主要构成要素，通常由围墙等实体界面围合而成。在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中，巷道两侧的民居建筑，往往是巷道空间垂直界面的主要类型。由于地形地势影响，其民居多呈“三段式”分布：第一段为建筑底层，大多民居底层与独特的吊脚形式结合成为生产活动层，也有很多民居将底层用土石堆置夯实，稳定围合底层空间；第二段为居住层，一般用竖向的木板围合而成，给予界面一种向上的纵深感；第三段为建筑阁楼和屋檐，为了通风，建筑阁楼一般不设隔板，建筑屋顶为挑檐式屋顶。由于资江流域传统民居形制依据不同使用功能均有一定模式要求，具有典型的地域特色，因而凭借这些显著的形式特征，街巷空间也具有明显的指涉性（见55页二维码内图8）。
其次，大门同样是街巷侧界面构成的重要元素。在资江流域，民居院落大门主要为八字朝门，在风水层面上将其称作“气口”，所以屋主往往会对装饰以及形式给予重点关注，从而进一步增强街巷空间的景观层次。除了民居建筑与大门，院墙同样也是街巷空间界面构成的一大要素。通常而言，院墙建造都会略晚于或同步于建筑，起到了重要的连接作用。由于其功能比较单一，因此一般就地取材，多用自然石材、砖或素土砌筑。行走于街巷，空间视野也因此得以不停变化与转换，加上街巷空间的线型与收放，营造出聚落鲜明的地域特色。
③顶界面。聚落街巷中的顶界面是指街巷的两个侧界面顶部边线所限定的天际范围。作为街巷界面唯一的开放要素，其开敞程度也决定了行走于其中的人们对街巷空间感知的心理基调，也是人们对于建筑顶部轮廓与周围环境形态的情感体验。综观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的街巷，多数缺乏标识性较强的构筑物以及高大的建筑单体，但民居屋前院后都栽种了许多果树，果树繁茂的树冠能够缓解线性空间所产生的单调感，还巧妙地通过树木遮掩形成障景，扩展了顶界面的范围，营造出幽静深远、曲折多变的空间氛围（见55页二维码内图9）。
2.空间形态顺应地形
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大都处于山地环境中，其街巷空间是自下而上自我生成的有机整体，正是这种无意识的择优行为，使得街巷与环境在长时间的博弈中变得更加契合。综观街巷整体形态，大致可分为树枝状、棋盘网格状、鱼骨状和无规则状（见55页二维码内图10）。
①树枝状。山地聚落受地形地貌影响，其街巷空间多沿主街道拓展，其他次要巷道则垂直于主街呈树枝形状延伸，街巷空间布局灵活、层次分明，这是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街巷空间最普遍的布局形式。如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桃林村的右侧为主巷道，次要道路与主巷道平行，且有多条巷道联系，这些巷道彼此相交，形成多个活动场地，并建构了局部循环式道路交通体系。
②棋盘网格状。团块型聚落的街巷往往具有棋盘网格状特点，这种规整的聚落多位于平原地带或山间盆地。通常而言，棋盘网格状街巷由多条街道构成聚落主街，许多背向生长的小街巷多是由这些主街延伸而成，这些小街巷相互交联，构成次要道路。如武冈市双牌乡浪石村，其骨架为南北、东西相交的主要道路，形成纵横交织的网状道路系统，村落整体布局规整，秩序井然。这种街巷空间具备较强的通达性，多采用五道口、“十”字形、“丁”字形交接方式，为行人提供逗留以及交谈的空间。
③鱼骨状。该类型由一条或两条主路构成平面骨架，然后再由该骨架生出不规则方向次路连通主要道路及建筑主体。为了尽量不对地面进行开挖填平，减小土方量，通常主路顺应地形发展，次路则承担连通功能，支巷基本垂直于主道，巷道主次分明、层次清晰。如绥宁县乐安铺苗族侗族乡天堂村、安化县东坪镇唐家观村、安化县江南镇洞市村等均采用该形式的路网体系，村落主道沿河流延展，若干支巷与其相交，民居建筑依山地地形逐层而建，该路网格局使得村落行人视线通透、交通顺畅。
④无规则状。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中的无规则状路网结构的形成同样是受地形的影响。其路网先由坡度较缓的主路形成大致网格，再由次路随弯就曲相互连通，形成“大环嵌套小环”的有机整体。无规则状街巷类型常出现于规模较大、选址坡度较小的聚落。该类型聚落受地形制约相对较小，因此路网的发展为分散趋势。绥宁县乐安铺苗族侗族乡李家湾村就是这种街巷类型的代表。
以上几种形状的路网平面，次路走向均可分为两种情况，即垂直于等高线展开和与等高线成一定角度展开。当地势坡度较小时，次路直接垂直于等高线连接上下空间，与主路形成“丁”字或“十”字形交接；当坡度较大时，次路与等高线形成一定角度，与主路形成“之”字衔接。但无论哪种巷道平面形式，它们的整体原则都是顺应地势，尽量减少土方量。这种因地制宜的路网结构也正是资江流域人民对自然环境尊重和崇拜的体现。
3.空间尺度耦合环境
空间尺度是感知传统乡村聚落街巷空间形态的核心。在此援引芦原义信的理论，传统乡村聚落街巷空间比例尺度，是利用街巷两侧建筑的高度H与街巷的宽度D之比进行分析的。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的街巷空间尺度层级清晰，尺度亲切宜人，具体可以分为主街、次街与巷道。通过对该区域街巷空间的实地测绘，发现主街宽度D一般为3—6米，两侧建筑多为一层半到两层，高度H控制在4.2—12米之间，加上檐廊变化，能够营造出连续变化的空间尺度以及空间比例；次街宽度控制在2—5.4米，从建筑物高度来看，次街与主街并无明显差异，但是由于其宽度较小，因此相比于主街，显得较为逼仄；巷道比较狭小，其宽度范围在1—2.5米之间，营造出一种幽深与私密的感觉，因而巷道的“收”与街道的“放”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地形影响，道路两侧通常为房屋、农田或山体，空间界面的规整性和封闭性比较弱，不断出现的开放空间和界面断点也减轻了窄小街道的压迫感，即使聚落的人行小路D∶H值小于常规舒适范围，也不会产生逼仄的感觉，反而给人一种幽静、安全之感。以唐家观老街为例，其主要道路空间的D∶H值在0.5到2之间，次路的D∶H值主要集中在0.9到2.2之间，巷道空间变化与地形走势一致，层次丰富，收放自如（见55页二维码内图11）。
综上所述，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街巷空间从平面形态看，无论是平坝还是山地型聚落，其街巷总体呈现出不规则的有机形态。这种形态并非偶然，而是聚落区域所在地形、水系走向以及建筑布局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从剖面形态来看，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街巷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显得更加窄小，而街巷越窄则改造地形越少，从而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建筑工程量，也节省了一定的用地面积，这些空间特性共同反映了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建设过程中对其所在地域环境的适应。
（五）节点空间——借势成形、仪礼凸显
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的节点空间主要包括入口空间、街巷节点空间及村落交往空间。作为交通沿线上的突变区域，节点空间不但控制着聚落整个内部空间结构的组织秩序，且对居民的聚居行为也产生影响。
1.聚落入口空间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聚落的入口空间包含多层次意义，它不仅表明了领域界限，也反映了地域的人格与拥有者的身份，因此入口空间也常被视作识别聚落的标志物与聚落空间环境的起始点。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的入口空间标识大多为寨门，如绥宁县关峡苗族乡大园村、新化县水车镇正龙村均建有寨门。寨门作为建筑的简化形式，具有多方面功能。首先，由于该类型建筑形制形体高大，形式处理隆重，表现出了较强的引导性以及标识性，从而丰富了聚落的视觉层次，并构成了独特的景观节点。其次，在突发情况下，寨门可以起到一定的防卫作用。再次，寨门建筑上层通常供奉神灵，用以祈求神灵保佑，从这个层面来说，寨门不仅是一种特殊的宗教建筑，具有积极的心理暗示，同时也具备门户屏障功能。
2.街巷节点空间
街巷节点空间的核心元素为街巷端头、交叉转折处和由于局部凹凸变化所形成的集散区域。后者多是由于所在地形局部放大或临街建筑的退让而形成的具有一定宽度的空间区域。其平面形式多呈“十”字形、“Y”形交叉口、五道口、“T”形交叉口等多种类型。街巷节点空间不仅具备基本的交通功能，同样还具有引导人流、建构交往活动的作用，尤其是“十”字形、“T”形交叉口街巷节点，更是人们交谈、停留最频繁的区域。由于在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人们共同活动的空间很少，因而许多聚落的街巷节点空间通常成为聚落空间重要的节点，更有甚者，甚至会将其视作村落的几何中心以及心理情感层面的标志性场所（图2-5）。
图2-5 街巷空间交接图示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3.村落交往空间
依据丹麦建筑师扬·盖尔（Jan Gehl）的研究，公共空间的户外活动可划分为如下三种类型，即必要性活动、社会性活动、自发性活动。[107]由于户外活动属性不同，因此对聚落公共空间环境质量的需求也有一定的差异。相比较而言，自发性活动表现出了与空间环境质量较强的相关性，其次为必要性活动以及社会性活动。从行为类型的角度来看，传统乡村聚落同城市一样，也有较为清晰的行为类型划分。必要性活动和生活生产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这些活动主要有田地耕种、石碾研磨粮食、井边打水等；社会性活动主要有赶集、祭拜神灵与看大戏等大型公共交往活动。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特别注重聚落公共空间营造。在聚落中，不仅有小型的休憩场所，还有大型的寺庙前场地，在此基础上又将其进一步划分为核心交往空间以及生活交往空间，前者以寺庙为核心，后者则以碾盘、古树、水井为中心。上述各项元素共同构成了聚落的公共交往空间体系。
①核心交往空间。传统聚落作为村民共同营建的“基本生存空间”，其发展演变必定依托于一个中心场所。村民在这个场所进行活动，达成心理共识，并逐渐形成聚落的聚合力。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看似自由生长，但是同样存在一个具备强烈感应的心理场，该心理场的形成以潜在的宗族关系为依托。通过寺庙这个正价点所具有的引力场作用，人们在此空间从事多种社会性活动，从而教化村民和谐共处，深化人际交往，营造了良好的人居环境。
②生活交往空间。传统乡村聚落的内在活力主要源自人们的户外交往活动。由于聚落村民的经济实力大致相近、教育背景基本相同、道德观念也近趋同，如此一来，村民间自发性交往活动的概率也相对较高。以上活动空间范围较小，贴近居民生活，因此将其称作生活交往空间。相比于核心交往空间，在以石碾、水井等为代表的物质实体等生活交往空间内所发生的活动，并不具备固定的时间。这些日常生活习作以石碾、水井、古树等为环境承载物，既支撑着村民们的基本生活，同样还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提供了空间环境。
古树：在我国许多乡村地区，古树都被列为聚落公共空间的核心。在资江流域内，古树并不罕见，在大多数传统乡村聚落中均有分布。这些古树除了其本身所具备的崇拜功能之外，还为当地村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纳凉场所，丰富了当地的空间环境。例如绥宁县乐安铺苗族侗族乡天堂村，以古树为中心设萨坛，构建了富有特色的公共活动空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庙宇以及古树，同样体现了极强的标志性特征，具有较强的识别性。
水井与石碾：水井和石碾之所以能够成为聚落公共空间的核心元素，均源于在村民日常生活中取水与研磨稻谷等必要性活动，也因此，以水井、石碾为核心的空间，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自发性的、交往性的活动机会。村民每天取水的活动使得聚落中的水井与村民日常生活密切关联，加之多数水井都具备较强的空间领域感，非常适合人们驻足停留、进行交流活动。村落中石碾比较常见，且这项活动的操作时间较长，因此村民们常常在此处长时间停留，无疑为村民提供了更多见面与相处的可能。
风雨桥与凉亭：资江流域水道溪河众多，为了方便村与村之间的联系，到处可见横跨于河溪之上的风雨桥，风雨桥内设坐凳，工作之余，人们可以来此乘凉、休息、观赏风景、谈天说地，因而这一半开敞式空间成为村民乐于在此交往的场所。村民们在各大佳节身穿盛装，在桥上聚集观看各式各样的艺术表演以及民俗竞技活动。此外，资江流域聚落区山高路远，先民们就在山坳半山腰处、山间小道以及聚落风口视野开阔之处修筑凉亭，供人休憩。这些凉亭男女老少皆可入座，不但是聚落村民组团的日常交流场所，也是调节聚落密度、舒缓生活空间的重要节点（见55页二维码内图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