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衰落期——萧条破败

鸦片战争是我国步入近代社会的标志性事件，此时期也是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发展所面临的一个转折点。当时，连年的战乱与社会动荡，对该流域内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特别是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使得传统宗教礼法赖以生存的两个基础（即自然经济与血缘关系）遭受巨大的冲击。国家制度与政策的不断调整，也给资江流域乡村地区聚居模式带来了很大影响。首先对聚居结构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5]。公社制度促使乡村聚落与行政建置紧密挂钩，导致传统聚落规模与空间分布产生严重分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大量被视为“封、修、资”的历史文化遗产如庙宇、祠堂、戏台等被严重捣毁，而许多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楹联、石雕、木刻、绘画等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摧毁，聚落发展陷入了严重失衡状态。改革开放后，一系列土地改革使得人民公社体制约束的坚冰被撞破，聚落又恢复了原来的自组织演变状态，由此诱发了聚落空间形态的巨大嬗变，也牵动了聚落各个系统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资江流域城镇化进程加速，城镇与农村边缘融合度越来越高，许多聚落伴随着城镇规模的迅猛扩张而被兼并，大规模征占建设用地迫使大量传统聚落被摧毁，聚居模式演变越发激烈。特别是随着近代交通体系的建立，以往处于驿道沿线的聚落逐步走向没落，聚落慢慢步入衰败阶段。

此阶段，在规模与容量的需求下，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的新建建筑规模体量不断增长，打破了聚落空间山村和谐相生的格局。随着聚落格局的改变，传统街巷道路网络在与现代交通系统对接过程中遭受巨大的冲击。为了适应现代的交通方式，许多道路线形改曲成直，道路宽度不断拓展，致使聚落整体路网遭受颠覆性破坏。同时，传统社会所形成的街巷场所也因空间形式与尺度逐渐无法适应现代化的交通与职能需求，被迫遭到拆除或自然坍塌。由于聚落整体结构秩序混乱、簇群空间规模萎缩以及大量建筑经久失修而致塌陷，聚落空间肌理日趋裂变。此外，生活方式的转变更替、审美文化的日趋多元，导致了现代城市建筑形式对乡村的入侵，越来越多的村民选用钢筋、混凝土作为建筑材料，传统式、现代式，甚至欧陆式等多种风格的建筑同时存在，形成新旧并存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