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发展期——多元平衡

北宋时期，湖南政治相对稳定，统治阶级施行“休养生息”、奖励农耕的制度，吸引从事开垦的移民，尤其是邻近地区无地的农民纷纷前来湖南定居。到了南宋，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北方人民大量南迁，其间也有大量经济能力较好且文化水平较高的汉族移民不断迁入，使得汉文化与土著文化不断碰撞融合，从而极大地推进了湖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技术的长足发展。因外来移民增加，资江流域聚居点的分布由沿江两岸向内地丘陵与山地迅速发展。与此同时，流域内纺织、井盐、瓷器等手工业及商业已比较繁荣，在农业较发达的地区以及水陆交通要道，许多农村聚居点逐步发展为“因滩成市、因市兴镇”的“次生聚落”。至元代，大规模流民运动对两宋以来形成的僵化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冲击与破坏力，从而削弱了落后的封建劳役制，生产要素资源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之间的配置得到优化，进一步促进了聚落的发展。在此阶段，各传统乡村聚落的基址已基本稳定下来，并且在日益强劲的原生发展动力以及外来注入的新兴动力影响下，资江流域人口与产业加速增长，传统乡村聚落的功能日趋多样化与复合化，逐渐由原生有机特点向多元制衡趋势转变。

此阶段，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加强了对自然山水环境的干预，也超脱了生存、防御的原始层次。随着聚落资源开发规模的不断扩大，一部分居民逐步从生产性资源加工劳动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相关产业物资贩卖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服务活动，进而促成了一些比较固定的运输性地段、场所的形成。由于外力因素交叉影响，聚落在规模拓展的同时不断分裂（图2-9）。在此过程中，聚落逐步出现不同功能的单元，其功能结构关系从初生阶段的单一化转向多种功能组团的复合关系，初生阶段三五成群、零星松散的组群构筑物逐渐演化为数幢构筑物的紧密组织。当扩张至一定范围与规模时，环境资源对聚落的支撑关系就会发生转变，由此，血缘相对比较亲近的家族分支逐渐脱离原有的聚落母体以应对聚落人口剧增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因簇群地段开始出现分化，簇群地段的聚集特征更加凸显，肌理也变得越发紧凑（图2-10）。随着聚落功能的分化与明晰，聚落交通关系逐渐稳定，为后续路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多种动力因素影响作用下，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的标志性建筑物日益多元，地标逐渐显现。此阶段的建筑材料除了常用的天然材料，还出现了红烧土；墙体工艺流程也有了立骨架、支模、浇筑、抹面等；建筑功能分区更加细化。这一时期的农宅为“基本生活型农宅”。

图2-9　聚落规模演变规律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2-10　聚落簇群演变规律图示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