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环境肌理破坏
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的人工环境大多成形于两宋、明清时期。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影响，加之缺乏维护，聚落人工环境的风貌普遍遭到严重破坏。
（一）聚落空间肌理破碎化
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是一种空间相对封闭与独立的社会单元，在交通不便、信息不发达的时期，聚落并无严格的空间布局、结构的预先设定，其营建都是以现有地形为基础，民居建造直接取材于自然，聚落与自然环境形成和谐、稳定的适配关系。长期以来，聚落在与当地自然环境的“相适”“相融”“相辅”“相生”的过程中创造出了形态各异的建筑形式以及自然亲和的人居环境，并逐渐演化成一个个极其复杂的“生命”系统，在外表“随意、无序”的意象下，潜藏着有序且丰富的空间组织逻辑。例如以方便生产、生活为向导，将居住与农业生产空间交叉混合布局的空间组织逻辑（图3-4）。在一定时期内，这种逻辑促进了传统乡村聚落文化特色的形成与稳定。然而，在当前规划的模式中，大多是脱离传统乡村聚落自身特质，生硬地照搬城市聚落的组织逻辑，严重破坏了原有聚落结构的内在秩序。[119]而这种秩序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磨合方能形成，因而在短时间内生成的新的空间秩序无法与原有聚落空间秩序对接，造成聚落的肌理形态变异，肌理功能逐渐衰退（见104页二维码内图6）。[120]
图3-4 安化县马路溪村空间布局
图片来源：熊莹提供
其次，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聚落内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面对聚落基础设施落后、环境脏乱、环卫设施严重缺乏、电力电信设备覆盖率低等问题，村民不是大量外迁，就是在原址基础上自主进行大规模新建。
由于农村经济日益发展，农耕及渔猎不再是村民唯一的经济来源，因而民居建设逐渐脱离农耕生产方式对基址选择的规限，打破原有自然山水相融相生的布局模式，不断向交通便利、经济发达、水运方便的地带靠拢，呈现集中式膨胀分布趋势。究其原因，笔者在问卷调研中根据对问题“如果新建房屋，您倾向选择的地段位置是？”的回答情况统计发现（图3-5），这种“边界效应”来源于居民在选址意愿上的倾向：周边区域交通便捷且适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容易形成商业氛围，带来经济效应。这样不仅导致村域格局秩序受损，也会因为道路交通系统缺乏合理规划，导致聚落空间肌理破坏，宅群肌理秩序走样。
图3-5 资江流域乡村聚落居民对宅基位置的选择倾向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二）建筑风貌片段化
资江流域所具有的独特地形地貌、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在聚落建筑营建过程中必然得到物化与显露，表现为建筑个体建设遵循区域共同的价值取向、文化认同以及对环境的理解等准则。正是因为这些准则的产生，形成了聚落统一的建造语汇，从而在特定的区域内体现出外部表象匀质的特征，形成一致的场所认同。然而，由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与信息交流，乡民的文化审美情趣与价值观念逐渐变得多元。面对现代科技与时代观念的双重冲击，传统理念逐步退让，新的居住文化正在形成。于是各种传统、现代，地域、外来的文化元素、空间风格不断交融，在聚落空间中发生碰撞。特别是许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在经济条件上有了一定的基础后，对生活环境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无法忍受传统民居的潮湿、采光不良，从而将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古建筑粗暴地拆除。而新建建筑以方盒子形式的混结构的水泥建筑为主，甚至还出现大量洋式建筑，这些形制不但与传统建筑风貌形成生硬的对比，也对农村生活空间欠缺考虑，所布局的功能空间与乡村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完全脱节，整体风貌特色丧失殆尽。例如，安化县黄沙坪村，由于近些年来人口剧增，村民的居住空间需求得不到满足，村民普遍拆掉传统建筑进行重建。笔者于2016年在绥宁县长铺乡做过调研，根据数据统计，该乡镇平均每个村落约有60%的建筑为平屋顶；而且据跟踪情况，平屋顶建筑的比例正在逐年增加，出现了明显的“边界效应”，还有的将坡屋顶改为平屋顶并加建二层住宅。抬梁式木屋架、三角钢木屋架不再普遍使用，致使屋顶形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同时，相对于传统砖与土的粗糙质感，现代农村民居的外观以瓷砖的光洁建筑表皮为代表，预制空心楼板和实心黏土砖从根本上改变了民居形式，也改变了建筑空间尺度和组合关系（见104页二维码内图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