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萌芽期——适从应变

优越的自然条件，为资江流域先民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据考古资料记载，早在石器时代，资江流域就已出现了永久性定居和农业。如经考古发掘的湖南新宁白面寨遗址、安化城埠坪遗址、城步西岩遗址、桃江许家州遗址等。先民在共同生息繁衍与开发进程中，为流域内聚落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先决条件。至战国时期，资江流域归入楚国版图，大批楚国移民迁入，带来了中原地区大量先进的文化与技术，促使了流域内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战国后期，步入铁器时代，铁农具的普及与牛耕的推广使得原本板结的土地更易耕种，大型农田灌溉工程相继兴建，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自然也促进了聚落地理空间的拓展和分化。到了唐代，特别是安史之乱之后，北方的农业生产因长期战乱受到破坏，人口逐渐流向南方，为资江流域人口和聚落的增长奠定了基础。尤其是此时期稻种耕作技术体系的成熟，使得流域内小型水利工程星罗棋布，梯田、架田、涂田等新的土地利用方式逐步发展，从而加速了传统乡村聚落的孕育与发展。社会性是人类的本性，当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形成社会性组织，聚居生活便随之产生。诚然，聚落即为聚居的物质载体。[99]

在此阶段，由于工程技术非常落后，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较低，加之该区域多为移民，外来势力时常入侵，而资江流域地形复杂，山形水势对区域的防御及交通有很大的规限，因此聚落文明在发展之初对区域资源条件有很强的依赖性，聚落选址首要考虑的是基地是否能保证居民有效而安全地从事农业生产、健康富足地生活。在依赖区域范围内自然资源形成一些聚落之后，农业及手工业物资的剩余会促进区域间物资交换。于是，便于沟通、交流，能提供交通便利的驿道、水路沿线，逐渐形成了一批为往来客商提供中途休憩、物资集散与接力转运的聚落。该阶段，对于资源的依赖和安全防御的考虑是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兴起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方便的交通运输是促使聚落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资源集中、安全防御、交通要冲的区域条件便成了发展初期聚落与生俱来的区位格局特征（图2-8）。

图2-8　聚落初生格局形成机制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由于此时期聚落大多是以相同的血缘关系聚集而成，其功能格局相应也较简单。也因初期受交通与田地耕作半径影响，聚落的水源与田地只能满足少量居民的生产生活需要，规模较小，分布随机而松散。聚落空间生长主要停留在格局框架层面，作为内部“血肉”填充的簇群空间在该阶段并未得到相应的发展。由于聚落之间的联系较少，也尚未形成明显的路网格局，聚落节点地标多以生产性、防御性构筑物为主，形态质朴，实用为先，极少出现文化性与纪念性的节点地标。囿于当时的经济状况，在这一时期，大多数的建筑仅能够满足日常居住，是一种“生存型住宅”。综上所述，在初生阶段，资江流域传统乡村聚落择址定基，都基于不同区位发展动机，聚落从无到有，逐渐从最为原始的迁徙状态转向农牧耕植为基础的定居状态。在此过程中，尽管不同类型的聚落诞生、发展的因素大不相同，但由于此阶段工程技术水平落后，人们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有限，聚落初期格局受自然环境因素影响显著，更多体现出顺应自然、有机灵动的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