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策的视角出发

编剧面对所描写的生活事件，先入为主，用政策来考量。符合政策的就是正确的，需要褒扬的，予以肯定的；相反，不符合政策的就是错误的，应予批评的。于是，代表正确的一方就成为作品的主人公，代表错误的一方就成了主人公的对立面。在此基础上，展开正确与错误的矛盾与冲突。似乎如此一来，作品便有了新意，便贴近了生活，反映了时代精神。殊不知，它把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活生生的生活样态，人与人之间极具个性化的人际关系，全转化成为一种简单的正确与错误的对立，人物只不过是这种对立的傀儡而已。傀儡当然是没有生命的。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具体创作中，许多作品一般不会像上述那么平庸，那么俗气，他们会把这种对立描述得较有生活气息，搭眼一看，貌似生动，很有可看性。其实，仔细品鉴，韵味淡薄，作品从骨子里是以人为的生动外表掩盖了浅薄甚至虚假的内容。这类作品有时还颇受青睐，在各级各类艺术赛事中屡屡获奖的也不少。对此，不能不引起警惕，因为，它涉及真正戏剧精品创作的导向问题。创作戏剧作品的目的是要塑造活生生的舞台人物形象，并通过舞台人物形象与观众进行推心置腹地对话，从而达到陶冶人的性情的目的。用政策处理题材的视角，潜藏着使人物成为政策的传声筒的危险，其与戏剧艺术的本体完全是分道扬镳的。从政策出发，其实也就是一种宣传意识在作怪。鲁迅先生说；

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1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告诫我们，文艺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传声筒会使得文艺作品沦为某种舆论宣传的工具。包括我们经常挂在口边所讲的，戏剧是高台教化，都有必要进行反思。戏剧怎么能够成为教化的工具呢？戏剧具有教化作用，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它的教化作用应是审美效果的副产品。黑格尔在他的《小逻辑》中引用《马太福音》基督的话说（《圣经》是一部宗教经典，《马太福音》是圣经中的一部书，记载的是耶稣的生平等等）；

首先要寻求天国，别的东西也会加上给你们。

如果说，艺术的审美效果就是神圣天国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艺术（当然包括戏剧）自有其本身的绝对价值，但同时别的目的（包括宣传教化作用在内），也可以通过艺术的审美功能而得到促进和实现。一部优秀的戏剧作品，宣传作用是包括在审美功能里面的。戏剧所追求的目的比宣传教化作用要高，包括宣传教化的目的在内。如果我们的眼光只盯着宣传，就会把真正属于艺术本体的东西忽视了。

政策当然很重要。毛泽东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就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但政策不能成为创作的出发点。比如老舍的话剧《茶馆》；

1956年8月，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等人听老舍朗读《一家代表》剧本时，曹禺就敏感地注意到其中第一幕茶馆里的戏非常生动精彩，而其他几幕相对较弱。经过商量，曹禺他们认为不妨以茶馆的戏为基础发展成一个多幕剧，通过茶馆反映整个社会的变迁。带着这个想法到了老舍家中，老舍听了以后，最初只是习惯性地反应一下：“那就配合不上了”（指就配合不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了）。

老作家林斤澜介绍说，老舍先生服从政治，一直保持紧跟姿态。他听到曹禺、焦菊隐他们的意见，一开始还是为难、犹豫。配合不上这句话，很快在北京文艺圈小范围内传开了，成了当时一句经典的内部名言。

不管如何，老舍对于曹禺他们的提议最后还是满心欢喜，连连说道：“好！这个意见好！”说着说着，老舍添上一股豪爽：“我三个月以后给你们交剧本。

这部戏意外的成功，老舍本人恐怕不会感到始料未及，虽然他回国以后创作非常丰富，但他已经渐渐感觉到以前写的那些配合的戏在艺术上的弱点究竟在哪些地方。《春华秋实》是他在创作《茶馆》之前用力最勤的剧本，前后修改了十多次，却越改越不满意。他在《我怎么写的〈春华秋实〉剧本》中对这样的创作做了深入的反思：既想用思想与政策串起事实，就不能不时时刻刻惦记着它，不能不一有机会或甚至故意去造机会，交代它们，这就必成为八股文章。这样的创作方法———也正是我3年来因怕被指为不懂政策而采取的方法———是不大健全的。他还说：以前，我总多少抱着这个态度：一篇作品里，只要把政策交代明白，就差不多了。于是我在写作的时候，就束手束脚，唯恐出了毛病，连我的幽默感都藏起来，怕人家说我不严肃，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就只是一些什么影子，而不是有血有肉，生气勃勃的艺术品^[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