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精神情感需要积累，新编历史剧是记录这种精神情感的一种方式
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会造成两个结果；一是人的外部自然的发展和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作用和意义。另一个是人经过各种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人自身所产生的变化，如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人性情感的不断丰富，心灵世界的不断拓展，精神境界的不断提升等等。这些精神情感性的东西，尤其是情感性的东西，由于它通常是在思想和感性事物之间游荡，既不是一种明确的意识，也不是一种纯粹的感性事物，其形态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变化多端的，用其他方式是不便记载或无法记载的，只有通过艺术，给它以定性，使其成为一种感性化了的形态，使感性事物成为一种渗透了精神情感的感性事物，从而把它记录下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指出；
诗（指包括戏剧在内的所有艺术作品）“要把人引导到另一境界，即内容意义的具体显现或其他有关现象。因为在诗里应该独立出现的正是这种实际具体事物，一方面固然是要借此表现内容意蕴，一方面也是要借此摆脱抽象内容意义的拘束，把注意力引到显现内容意义的实际具体事物上去，使生动的形象对认识性的兴趣成为主要目标。”[17]
这就是说，艺术作品把人引导到的这个“另一境界”，是一个具体显现的境界，是一个现象的境界，但这种具体显现和现象的境界，是有“内容意蕴”的。其特征就是要用具体形象来显现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所获得的精神情感，借此来满足人的“认识性的兴趣”。了解了这一点，也就了解了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新编历史的原因。比如；
传统经典剧目《桃花扇》，作者将明末侯方域与秦淮艳妓李香君的悲欢离合同南明弘光朝的兴亡有机结合在一起，借男女之情，写兴亡之感。正是在这里，出现了特别需要指出的一个关键环节，即这种爱情自由也罢，兴亡之感也罢，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们必须在生活实践中找出与其相适应的生活形态并将其展示出来。这也就是说，自由的抽象概念，兴亡之感的抽象概念，在实践中是以一种活生生的生活形态存在着，没有这种活生生的生活形态，这种追求自由的精神情感，山河破碎的兴亡之感，是不能被人所认识的，于是就需要戏剧以生活形态的方式将这种自由的精神情感记录下来，以便使人“借此摆脱抽象内容意义的束缚”，具体地认识到这种自由的精神和兴亡情感。
再比如；
新编历史剧《贞观盛世》，描写唐太宗李世民和忠臣魏徵围绕后宫三千佳丽展开一系列矛盾冲突。作者为什么要新编这段历史，就是因为这对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体现了一种超越了各个时代的普泛意义和情感。这种普泛意义和情感，是有永久保存价值的。同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普泛意义和情感，仅仅以哲学思维的方式总结出来是概念化的，不能使人感同身受的，只有用与这种普泛意义和情感相适应的有机的生活形态展示出来，才能被人所观照。正是在这里，新编历史剧显示出它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实践意义。
其实，只要我们认真考察一下中国数以万计的传统剧目，从剧目创作的当时来看，多为新编历史剧。在大量剧目中，人类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凝聚的优秀精神情感，都是依托与其相适应的历史生活形态记录下来的。历史进程中人类自身的精神情感的进步，是新编历史剧表达的主要对象，也是历史需要新编的根本原因所在。同时，新编历史剧这一艺术创作现象，本身就是我们人精神情感进步的一个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