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是人物我之为我的“过程”展示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阐述“理念”的丰富含义时，曾举了一个生动事例，大意是说，如果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分别在说同一条基督教义，其含义是截然不同的。那位老人所讲的基督教义，显然包含着他几十年的人生体验在内，而那个孩子所讲的基督教义，其内容无疑是十分空洞贫乏的教条。类似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也比比皆是。譬如讲诚信，一个在生意场上打拼了几十年的商人，和一个没有经商阅历的人讲出来的诚信，恐怕就是两回事情。那位商人所讲的诚信，是包括他几十年的生意人生在内的，而那个没有经商阅历的人所讲的诚信，其内容无疑是空洞无物的。再比如说战争，一位出生入死的老将军和一个刚入伍的小战士讲战争，无疑也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假如说，我们要把那位老人对于那条基督教义的理解表达出来，或者要把那位生意场上的商人对于诚信的看法真实而准确地表达出来，抑或要把那位老将军对于战争的感受表达出来，那么就得完整地展示出他们那方面的人生经历。
有的戏在舞台上用倒叙的手法，就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如某民营剧团曾排演过一个话剧叫《终身成就奖》，描写一位表演艺术家于85岁高龄之时，荣幸地获得某团体授予她终身成就奖。这是一份很高的荣誉，怎么来看这份荣誉的内涵呢？这份荣誉是怎么回事儿呢？这位老艺术家在激动之余，感慨万千，回望了她的艺术人生，一幕一幕地在舞台上向观众展示了她的演艺生涯。这种例子对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一台戏，其完整的精神情感概念是以一个完整的感性生活过程存在的，这个过程就是作品完整的精神情感概念的形态化，定型化。黑格尔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很多。他说；
理念本质上是一个过程[15]。他还说；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16]。他还说；
意义在于全部运动[17]。
美是理念，理念是感性显现，感性显现就是个过程，是包括全部运动在内的一个过程。黑格尔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他所讲的整个过程，当然是在精神领域进行的，不涉及具体生活内容，但他讲的这个道理，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至理名言。戏剧作品也同此理。一台戏，直观一个完整的精神情感概念，其对文本创作而言，全然依托的就是对一个“过程”的描述；对于舞台演出而言，演员的表演过程就是作品本身。演员演完了，作品的创作也就完成了。这个意思，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当中的一句话来表达，就是；
自我意识在它的本质成为对象性的过程中直接保持着自身。[18]
这就是说，演员在舞台上，把自己的内心唱出来，表演出来，外化出来，从而把自己所表达的精神情感概念保持在这个过程中。
粗看起来，这似乎是一句废话。有人也许会说，哪一个剧本不是在描写一个故事过程呢？哪一台戏不是在演一个故事过程呢？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此过程不同于彼过程。笔者所说的这个“过程”，指的就是作品自身的旨趣，就是作品自身的审美价值，就是作品之所以被称之为作品的本体所在。有的作品也在写过程，但是那个过程只是为了达到作品之外某种概念的手段，时常会将真正“过程”中有价值的东西过滤掉。仍以剧作家马健翎的小戏《十二把镰刀》为例（这个小戏，在讲戏剧创作要关注人自身的时候提到过，现在再从完整的精神情感概念表达过程的角度做一分析）；
该剧描写的是，铁匠王二和妻子桂兰，自愿连夜为政府打十二把镰刀的故事。其旨趣在于，要描写出小两口在解放区新的社会环境中，心情无比自由无比酣畅这一完整的精神情感概念。这么一个完整的精神情感概念，在具体作品当中会呈现为一个颇具情趣的劳作过程。作者在描写这个过程中，或者演员在表演这个过程中，就应把注意力放在小两口在打铁时的那种情绪的互动上。他们一会儿恼，一会儿好，一会儿撒娇，一会儿吵闹，就像王二所唱的：“夫妻们吵一会玩耍一阵吗，你恼我不恼喜笑颜开。”小两口打铁的过程，是一个十分开心地玩耍过程。在解放区明朗的天底下，小两口的那种自由心境，就体现在这个玩耍的过程中。
如果说，作者将该剧的旨趣定在以小见大，表现当时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上，夫妻之间那种自由情趣极有可能在大生产的表面现象上，于不经意间被疏漏掉，甚至会把它导演成大轰大嗡的八个人的舞蹈，那样，小两口之间的主人公意味会荡然无存。
再比如歌剧《白毛女》；
一般会认为，作品所表达的是，万恶的旧社会将人变成鬼，幸福的新社会将鬼变成人。这样讲，当然也不错，但不免将作品简单化了，政治化了，庸俗化了，好像作品只表达了一个新社会好、旧社会坏的政治概念。因为白毛女的人生命运，让我们所体验到的完整的精神情感概念，要远比这个抽象化的政治概念丰富得多，灵动得多。喜儿和恶霸地主黄世仁的矛盾冲突，是一个人性遭到践踏与反践踏，精神被禁锢与反禁锢，自由人生被奴役与反奴役的抗争过程，它展示出来的精神情感内容是非常复杂的，带给观众的审美体验是难以言传的。
用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作品，肯定不是好作品。不妨再比较详细地分析一部作品———由西安演艺集团·西安话剧院创作演出的话剧《麻醉师》（获第1 1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
该剧浓墨重彩地塑造了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麻醉师陈绍洋的动人形象。看完这个戏，使人深切感受到，陈绍洋是一个长年累月来去匆匆穿行在患者身边的人，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遭遇各种各样不测永远向前奔跑的人，是一个在人格上能够实现不断超越的人。该剧对陈绍洋光辉形象的塑造，从三个层面展开他的生命历程：
一是从自我人格完善的层面，以宽阔的审美视野，冲破具体行业生活的局限，追求人生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内容。陈绍洋是一个麻醉师，其职责是治病救人。但是，这种处于病理学层面的生活内容，并不是作为一部艺术作品所要表现的对象。陈绍洋尽管从事的是麻醉工作，但他时刻挽救的不仅仅是一个个患者的生命，而是他身边所有人的精神和心灵。他的老同学向他推销没有经过临床验证的药品，他始终断然拒绝。由此延伸，他的学生收受患者红包，接受所谓的好处费，他毫不留情，严厉批评。他不管是论资历，还是论能力，都应提升为科室主任，可是从事业考虑，他对他的学生担任科室主任全力支持。这些情节以及人物关系的设置，这就使得作品的思想内容大大超越了题材本身，而提升到艺术的审美境界。
二是从工作的维度，渐次深化地揭示陈绍洋丰富的人性情感。在他的心目中，患者至上。他似乎就是为患者而生的，把一切都交给了患者。然而，他的精神更为可贵可敬之处，在于他自己就是一个患者，而且是一个绝症患者。当患者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不顾自己的疾患奔跑着去抢救。为了抢救患者，他昏倒在手术台上。为了抢救患者，他在病重已经不能临床的情况下，义无反顾，及时出现在患者身边。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者之中，他依然选择了手术治疗，目的还是为了获取第一手临床资料，治疗更多的患者。陈绍洋那崇高精神和他那令人揪心的身体，始终处于一种愈演愈烈的分裂状态。他日复一日毁灭的是自己宝贵的生命，树立起来的却是崇高精神的永恒。他让人为他感到万分惋惜，又让人从众多康复的患者那里得到无限欣慰。
三是陈绍洋也并非是一个一味追求精神的崇高而没有人之常情的人。作品对于陈绍洋复杂的人性情感，也进行了酣畅的描述。20多年了，妻子罗云年年都想为他过一次生日，可是，他总是忙碌着，年年都不能如愿。他自知对妻女心存亏欠，于是在风光旖旎的树林里与妻女敞开心扉，倾诉亲情，就使人感到无限温馨。他刻意为妻子罗云安排的那场特殊的生日聚会，也颇具人情意味。这些情节，既突出了主人公丰富的内心情感，又对主人公的崇高精神是一个有力的陪衬。
该剧的舞美极富创新意识。医院手术室和病房那种特定情境，与演员的表演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如舞台中央那个圆形的手术室，就直接参与了剧情的演绎。当画外不时地传来呼唤陈绍洋的声音之时，陈绍洋围绕着那圆形的手术室，一圈又一圈的奔向患者，就耐人寻味。它给人传达出来的信息分明是，陈绍洋的工作就像那个圆，是周而复始的，没完没了的，是单调枯燥的，缺乏意趣的。他就是那么一个身处医疗一线，不厌其烦，忙忙碌碌，永不停歇地奔波于患者中间的普通麻醉师。尤其是该剧对于结尾的艺术处理，带给人更多的是一种不尽的思考。由灯光打出来的那条漫长而幽深的隧道，似乎是一个时间的隧道，又似乎是一个人生的隧道，主人公陈绍洋一生就是在这个隧道里一刻不停地向前奔跑，中途跌倒了，爬起，又挣扎奋力前行，直到生命最后一息。此刻，舞台上突然光芒四射，陈绍洋巍然挺立。这一系列艺术视像，是陈绍洋的人生写照，也是陈绍洋精神的象征。斯人虽逝，但他平凡而伟大的光辉形象，永远定格在观众的心里。
以上三个方面，全是陈绍洋这个人物自己展示自己的过程。一部优秀剧目塑造人物的精神情感过程是曲尽其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