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述视角比较接近的，也是更为常见的，是从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思想观念出发
具体表现在戏剧创作实践中，就是紧紧围绕一种可爱的思想观念去组织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在此同样需要说明的是，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思想观念，对于整个社会的精神引领，价值取向，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经济持续发展、人心浮躁、社会道德水准有所下滑的今天，其现实意义更是显而易见。但是，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思想观念，并不能作为戏剧创作处理题材的视角。这是因为，从人性的视角处理题材，人与特定情境的相互作用，人与人之间辩证的矛盾运动，并不只是围绕着一种思想观念展开的，而是围绕着自我生存与特定情境的不协调展开的，围绕着自我能够更好的生存与特定情境的冲突所展示的文化意义而展开的，围绕着自我人生能够活得更有意义，而与一切无视人的尊严、无情践踏人性的社会毒瘤的斗争展开的。面对一部优秀作品，我们会发现，人作为世间的精灵，在与特定情境的相互改造过程中，在人与人之间辩证的矛盾运动中，不断摆脱心灵的羁绊，不断超越自我，走向精神自由，奔向自我解放。同时，我们还会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优秀的思想观念，也是其中的应有之意，只不过已被化为情感，水乳般融入作品的整体韵味之中。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还会看到一种发人深思的现象；凡不顾人性，一味从这些思想观念出发处理题材的作品，所欲表达的思想观念反而没能得到完善的表达。俗语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戏首先得是戏。戏不成其为戏，所倡导的东西又何以能够存在呢？笔者有幸经常参加一些剧目研讨会。有的主创人员在介绍创作初衷时，总会提示大家，习总书记是怎样说的，我们这个作品所说的意思和习总书记说的意思是契合的。习总书记的讲话当然重要，其精神必须贯彻落实到戏剧创作活动之中，但并不会管到我们创作一台戏这么具体的事情上。邓小平在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中指出；
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4]
作家艺术家写什么，怎么写，完全是由作家艺术家自己解决的事情。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只要我们去认真阅读，就会发现，不管是对作家艺术家，还是就艺术作品本身所提的要求，都是极其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说到这里，不禁联想到昆曲《十五贯》和粤剧《搜书院》的创作过程；
1956年，浙江省苏昆剧团改编的昆曲《十五贯》4月10日开始在北京前门外的广和剧场演出，赢得很好口碑。4月17日，奉命进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演出，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观看。毛泽东看戏后提出，是好戏，要推广，要奖励。5月17日，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邀请首都文艺界人士召开多达20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周恩来出席会议并且在最后讲话时提及：“《十五贯》有着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它不仅使古典的昆曲艺术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
依然是同一份资料，继续说道；
如果说《十五贯》和《搜书院》有什么特殊之处，那就在于，尽管新闻舆论和评论界在褒扬它们时总是能够从作品中发掘出许多思想教育意义，但事实上，这两部戏的创作者和创作过程恰恰没有过多地受那些流行的、教条式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他们没有人为地用庸俗社会学理论指导创作，没有刻意地基于阶级观念去设计与描写剧中的古代人物，先判定况钟或谢宝的阶级属性，再来决定如何安排他们的戏剧动作，也没有为了歌颂劳动人民的历史作用或者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在剧中生硬地添枝加叶。小偷娄阿鼠只是一个贫农，剧中并没有特地说明他的劣迹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毒害有什么关系，而熊友兰、苏戍娟沉冤的昭雪，也没有体现出劳动人民的智慧，案情的侦破本是由当地平民引向歧途的，最终真相大白完全靠况钟一人之功。所有这些都与当时戏剧创作中最流行的观念全然不符。《十五贯》的创作人员甚至还曾经因此缘故受到批评，经受各方面的压力，只是剧目由于最后获得来自北京的赞誉，批评的声音才不得不平息。[15]
从以上两部作品可以看得很清楚，不从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观念出发，而是从人性的视角处理题材，从人的生存命运出发组织故事，是作品取得成功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