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冲突是戏剧之魂
戏剧主创人员都知道，戏要描写矛盾冲突。有了矛盾冲突，戏才会有“戏”，有戏才会好看，好看才能拉住观众眼球。不然，戏就没有意思，观众坐不住。矛盾冲突就是戏，其实，这也只是就一台戏的可看性而言的。戏剧描写矛盾冲突，还有它更为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描写矛盾冲突是一台戏完整的精神情感概念表达的需要和途径。
黑格尔在他的《小逻辑》中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纯粹的光明就是纯粹的黑暗。[1]
光明是相对于黑暗而言的，黑暗是针对光明来说的。无黑暗，便没有光明；无光明，也就无所谓黑暗。辩证法的这个道理人人都懂，有人会觉得这样讲纯属多余，甚至完全是废话。而正是这废话，我们恰恰忽视了它的真正含义，恰恰是需要认真辨析和领会的话。这句话是不是还可以这样来说；只有光明便没有光明，光明是包括黑暗在内的。只有黑暗便没有黑暗，黑暗也是包括光明在内的。光明要表现自己，得把黑暗包括在内。黑暗要表达自己，也得把光明接纳进来。它启示我们，一个事物的本质，是在同另一事物的关系中才能表现出来的。要表现一个事物的本质，得在另一个事物中去找。比如磁力和铁，磁力的表现就是磁力和铁的关系。离开了它和铁的关系，磁力无法表现自己的磁性。磁性得在铁中去找。这个道理，在哲学上叫作“他物反映”，实际上也就是“自身反映”。磁力在铁中的反映，就是磁力自身的反映，就是磁力自己。原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米兰·昆德拉1973年在法国出版了一部小说叫《生活在别处》，我们不妨把它改造一下，叫精神在别处，即一个人的精神是在别人和他物那里才能得到反映的。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赘述这个哲学道理，是因为许多戏剧主创人员不知道人物的精神表达是在人物与人物的关系中完成的。作品中虽然有人物关系，但对人物关系并未引起重视，并不彻悟人物关系，并没有把人物关系真正构建起来。举个例子；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曾经创排过一台戏叫《关西夫子》，描写东汉名臣杨震反腐倡廉的故事。大约与题材有关，该剧受到陕西省纪委和监察部门的重视，后来还晋京演出，获得圆满成功，颇受各方面好评。笔者也为其写过剧评。可是，广大观众并不知道，该剧是历经多年精心打磨，甚至推倒重来，才达到后来这个高度的。原先那个版本叫《太尉杨震》，塑造主人公杨震形象就存在明显不足；即虽然也描写杨震反腐败，腐败的对象也有，但是没有看到，杨震反腐败是在与他的儿女亲家之间进行的。儿女亲家这一特定的人际关系，人物特定的那种人性情感，未引起主创人员的足够重视。这样，作品故事的独特性，作品人物情感的复杂性，作品内容的深刻性，便不能不受到一定影响。
黑格尔讲“纯粹的光明就是纯粹的黑暗”，原本是就概念的发展而言的，但却在不经意间说出了一个道理；真理是存在于事物的矛盾及其辩证的运动过程之中的。具体联系到一台戏，只有经由人物与人物相互之间辩证的矛盾运动过程，才能够把剧中人物的性格及其所体现的完整的精神情感概念有序地展现出来。不然，人物性格及其所要直观的完整的精神情感概念，就会因之失去依托，没有了载体，无法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矛盾冲突是戏剧之魂。
前些年，曾经流行过一种观点；写戏不见得一定得写人物与人物之间辩证的矛盾运动过程，照样会创作出优秀作品。有的人甚至认为，不写矛盾冲突的戏比写矛盾冲突的戏，更有意味儿，更深刻动人。如单纯描写人物情感，以情动人，和矛盾冲突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情感原本就是人的一种流动不居的感性反应，其后面依然存在着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精神差异。所以，持这种观点的人，对戏剧的矛盾冲突并不彻悟，其看法不免显得狭隘，片面，偏激。他们所谓没有矛盾冲突的剧情，并不见得没有矛盾冲突，只不过不是惯常意义上那种对抗性的矛盾冲突罢了。对戏剧矛盾冲突的理解，应该宽泛。戏剧矛盾冲突除了那种激烈地对抗性的冲突之外，其实更多的是对剧中人物由于精神观念的差异而产生的各种各样微妙关系的描绘。离开矛盾冲突，戏之为戏，原本是不存在的。本着这样一个看法，我们可以回头考察一下此前所涉及的一些剧目，没有一部不是描写矛盾冲突的。如；
淮剧《小镇》，描写主人公是诚实做人呢，还是徒有光环、隐瞒真情呢？作品细致入微地展示了主人公精神出轨之后，内心的忐忑，煎熬，痛苦，自责，忏悔，醒悟，并袒露真相的全过程。该剧的矛盾冲突是在主人公内心进行的，矛盾冲突就是主人公内心激烈动荡的那种不安分。
话剧《柳青》，描写作家柳青由一个洋知识分子蜕变为一个关中农民的精神情感流程。他的自我意识的不断净化，对现实生活认识的不断深入，思想境界得以不断提升，是在与王家斌等庄稼人的相互关系中完成的。他的丰富的性格，是在与他的妻子马威、他的同事韩健、自称是他的学生黄文海等人的矛盾关系中多方面揭示出来的。柳青的这三个对立面，除过妻子马葳之外，韩健和黄文海这两个人物都是虚构的。编剧为什么要虚构这两对矛盾？显然是出于柳青形象塑造的需要。
新编历史剧《司马迁》，描写了司马迁的文道遭遇到汉武帝的王道之后，这两者深入魂灵的矛盾对立，深刻地揭示了司马迁与汉武帝两人带有普遍人生意味的精神演变。正因为有了汉武帝，作品才成功地塑造了司马迁在生与死的人生历练中光彩照人的高大形象。司马迁崇高的人格建构是从汉武帝身上表现出来的。
根据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改编的同名商洛花鼓现代戏，描写带灯像一只萤火虫，拖着一线光明，在暗夜奋力前行的故事。她那可亲可爱的性格，清纯高尚的精神风貌，宁折不弯的处事风格，是在与某些看似平常实则务必引起高度重视的精神雾霾的斗争中，才得以表现的。
豫剧《焦裕禄》就更加典型地证明了这一点。《焦裕禄》是个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戏，其成功的秘诀，就在于该剧为焦裕禄引入了一个对立面人物顾海顺。
将矛盾冲突引入戏剧创作，是黑格尔对戏剧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研究他关于戏剧矛盾冲突的论述，批判地领会和掌握其精神实质，对于解决我们在戏剧创作实践中所存在的诸多困惑，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之所以要结合黑格尔的《美学》，以两个章节专题讨论戏剧的矛盾冲突，就是因为，在一些剧作家近年所创作的大量戏剧文本中，许多问题就出在对于戏剧矛盾冲突的描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