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歌颂人物高尚道德的视角出发
主创人员往往先入为主地带着歌颂的意图处理题材。这种情况，在以英模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尤其是主人公，一切优秀的道德品质集于一身，一出场，精神起点就很高，作品中所有人物与之相比，均不同程度有所逊色，一直到最后，这种高八度的调子也降不下来。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文革”期间革命样板戏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即在普通人物中突出主要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到了主要英雄人物这个层次，人物已经不是人了，而是神了。那是一个造神的时代，在戏剧创作中将人物神圣化，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时至今日，这种将人神圣化的遗风，在戏剧创作领域一直顽固地存在着。这种戏，作者似乎在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塑造主要人物形象，在一切情境下不能让他有一丝半点儿瑕疵，其实，最不成功的人物形象恰恰是主要人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恰恰是所谓的中间人物。为什么？因为中间人物主创人员才是把他真正当人来对待的。事实是，所谓圣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英模或英雄人物，首先是人，是普通人，然后才是英模。塑造英模人物形象，依然应从人性出发，从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出发，从人与人之间辩证的矛盾运动出发，完整地描绘他们的精神与情感。他们都应该自然而然地有一个从“小我”走向“大我”的过程，应该自然而然地有一个不断超越自我走向高尚道德境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作品要细致入微地去展现的，在这种展现中让人去感受英雄模范人物的不平凡之处。他们之所以是英模或英雄，是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更能够大踏步地步入较高的人生境界。试举一例；
西安演艺集团·话剧院召开专家会议，讨论拟进入二度创作的剧本《麻醉师》。该剧描写的这位英模人物，是西京医院一位优秀的从事外科手术麻醉的医生。他人品极好，工作资历长，业务精湛，从事麻醉工作以来，从未出现过一例失误。医院的麻醉室一直缺主任，毫无疑问，这个主任无论如何也应该轮到他当。结果组织上宣布的新主任竟不是他，是另外一个资历不仅比他浅，而且业务比他差的人。他当然有情绪。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描写他有情绪，会不会影响英模的形象？想想也是，怎么能让英模去跟人争着当领导呢？殊不知，这恰好是塑造这个英模人物的好情节。主任本应是他，但宣布时不是他，他有情绪，这太正常不过了。这种事儿，不管是英雄，还是普通人，都会遇到。英模之所以是英模，普通人之所以是普通人，他们的区别就在于，放在一般人，精神上很可能就过不了这个坎，很可能从此精神一蹶不振，很可能无事找事发泄情绪，很可能从此以后意志沉沦下去，个别心灵脆弱的人会不会自杀都说不定。英模不是这样。他虽然心情不畅，有情绪，发脾气，但他能够实现精神上的自我超越。他过后可能会这样想：新主任人家虽然年轻，资历浅，业务也不如自己，但组织上是从长远考虑，从培养年轻人考虑，从保持事业持续发展考虑的。这样，他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迅速地从那种不良情绪中走出来，让自己步入一个新的思想境界。能够实现精神上的自我超越，就是英模不同于凡人之处。什么是英模？这就是英模。不可否认，有的英模精神起点本来就很高。尽管如此，也决不能忽视他的情感是在彷徨和徘徊中流动的，其精神境界在具体生活实践中不断升华和丰富的。他们对人生真谛的感悟，对生命意义的体认，对德福一致的追求，对“上下与天地同流”那种“至乐”境界的向往等等，都不是天外来风，而是与自我所生活的具体情境和人与人之间辩证的矛盾运动紧密相连的。
艺术作品要塑造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似乎人人都清楚，但是如何去塑造，许多作者并不完全清楚，只是带着歌颂的心态，一股脑儿地将人间最优秀的东西往主人公身上去贴附，其结果人不像人，观众自然也不喜欢去看这样的人物。有意思的是，有的作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便把普通人的一些东西往他们身上去贴，由于是从外面附会上去的，结果人为的痕迹很严重，同样让人觉得极不舒服。如果从人性视角处理题材，从人与特定情境的相互作用和人与人之间辩证的矛盾运动出发，这样的弊端将不存在。
“歌颂”是艺术创作上的一个老话题，也是时至今日依然在沿用的理论概念。所谓歌颂，应该是针对一部戏的效果而言的。它不应该出现在一部戏创作之初。如果一开始就将其带入创作实践之中，则是有害而无益的。我们可以设想，当主创人员带着歌颂的意图塑造人物时，难免会把一些本该不属于人物的东西强加在人物身上，使人物的面目扭曲变形。人物高尚的思想境界，是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之中显现出来的，而不是带着歌颂的美好愿望，人为地赋予他的。
戏剧创作的根本任务是要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创作从人性视角处理题材，正是出于完成这一任务的需要。这也就是说，只有从人性出发，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在人与人之间辩证的矛盾运动过程中，人的本性才能得到充分而有力的揭示，人作为人的整体形象才能够活生生地树立起来。不从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出发，不从人与人之间辩证的矛盾运动出发，笔触便不能够深入到人性的本源之地，作品人物所蕴含的意味便会失去深度和厚度。在这里，我们不妨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众所周知，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的。大到一次战役，小到一次战斗，后方的民众总是从人力物力上予以支援。如果我们以这些大小战争为题材创作艺术作品，在表现民众对于战争的支持时，仅仅只描写某某战役后方人民群众为前线提供了多少担粮食，多少匹牛马，多少车辆，那么，这个作品就只能给人留下浅层次的印象，而上升不到人的灵魂层面上去。笔者这样讲，并非凭空杜撰。近几年，配合旅游事业的发展，艺术创作出现了一种宣传地方的倾向。在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中，某些地方领导人出于一种绝对无私的目的，对艺术创作人员往往提出这样的要求，以显示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曾经对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如果从人性的视角出发，效果就不一样了。西安演艺集团·三意社创作排演的秦腔现代戏《陕北往事》，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前线无粮，食品告急。战斗处于关键时刻，战士们正在挨饿。可是，百姓手中也无粮食，连自己都食不果腹，怎么办？于是，后方老百姓在精神的极度煎熬之中，做出了连自己都为之震惊的举动：割青苗、杀牲口。对于老百姓来说，庄稼是他们世世代代能够维持生活、延续生命的唯一源泉，牲口是农民自古以来进行日常劳作的重要工具，现在，为了人民子弟兵不挨饿，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催生一个新的世界，他们流着神圣的眼泪，将自己没有完全成熟的庄稼、全年赖以生存的唯一源泉，奉献到前线去了。他们面临的将是更加困苦不堪的暗淡生活，但从他们身上放射出来的却是崇高道德的光辉，伟大精神的闪光。在这里，我们洞见了一颗颗朴实而纯净的魂灵。导演在创排这场戏的时候，整个舞台弥漫着一种肃穆而庄严的宗教情感。艺术作品不脱离人的物质生活的文化特征，在此可以看得十分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