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内容一致
由于作品的各个阶段,标示的是同一完整的精神情感概念的不同形态,所以作品开始描写什么矛盾,中途就要顺着这个矛盾线索进展,最后就得是这个矛盾的和解与结局。这就犹如种下的是一颗豌豆,接着就得长豌豆蔓,开豌豆花,最后收获豌豆之果。譬如;
由石家庄市评剧一团创排的评剧《安娥》,描写安娥与我国著名戏剧家田汉之间的爱情故事,作品围绕两人的爱情线索,描写了三个有机统一的阶段:一是安娥同田汉相识相爱,二是安娥同田汉分手离开,三是安娥同田汉又重新走到一起,完整地表达了安娥追求自由并不断升华这一自由精神的情感历程。
这个道理似乎很简单,然而,联系创作实际,强调它并非多余。有的作品旨趣不集中,中途把戏写着写着就写偏了,写跑了,还有把戏写成前后两半截的,甚至有的优秀作品,仔细推敲,也多少存在此种弊端。如由榆林市神木县剧团创作演出的晋剧现代戏《母殇》(获第8届陕西省艺术节优秀剧目奖);
作品描写主人公枣花于新婚之际,被日军抢走做了慰安妇。她在被日军少佐龟田强暴并怀孕之后,伺机手刃了日军少佐龟田,逃出魔掌。但噩梦远未结束,她生下一子,一辈子在白眼相待的环境中生活,直至最后自裁,离开人世。在枣花这个人物身上,有两方面内容,刻骨铭心,发人深思:
一是身为慰安妇的悲惨遭遇,在枣花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终生挥之未去。按说,在那特定情境中,最理解枣花的是男主人公秋根。他时时想着枣花,处处护着枣花,深深爱着枣花,但是枣花始终对秋根紧闭感情的大门。原因是,她认为自己不干净。“我不干净”,就是悲惨的慰安妇人生经历为她留下的精神后遗症。这本身就是对日军暴行的血泪控诉。这是作品的一方面的内容。
二是由于她的慰安妇经历,几十年经受来自村民不公正的对待,显然是她慰安妇悲惨遭遇的延续。她的孩子是在村民异样的眼光中长大的。她也是在紧闭家门、自觉无脸见人的情绪中煎熬度日。她最后走上绝路,与村中诸多愚昧的“看客”不无关系。她走了,给人留下的是不尽的思考。这是作品另一方面的内容。
这个戏在精神情感概念的表达上,前后显然不是一回事。也许有人会说,这个戏前后是两半截,但它们是有密切关系的呀?有关系,但并不能说明它们就是一回事。世间的所有事情都是有关系的。通常我们在谈论一台戏的时候,会提到一个人人都知道的概念,叫“戏前戏”,“戏前戏”和作品所描写的戏,就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它并不是一台戏的有机组成部分。《母殇》这个戏第二方面的内容,即她几十年经受来自各方面不公正的待遇,包括她的孩子是在村民异样的眼光中长大的,她紧闭家门,在一群看客的戏弄中,自绝于世,是因为其“戏前戏”是她被日军强暴过。该剧是两个戏的内容。前面那个戏是她的悲惨经历,使她认为自己不干净。这种心灵的阴影,具体就体现在她和秋生的关系上。秋生与她真心相爱但终未成亲眷,是对日军暴行的血泪控诉。后面这个戏是对国人那种卑俗文化心理的揭示。人物与人物之间辩证的矛盾运动,犹如植物的生命,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所表达的完整的精神情感概念必须整一。
还有一种相反的情况,原本完整的精神情感概念,却未能把它写整一,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精神情感表达过程。如由渭南市华州区剧团创排的新编历史剧《大将郭子仪》;
郭子仪是中唐时期的一位军事将领,在稳定国家局势方面,立下盖世之功。同时,他的一生,十分坎坷,起起落落,沉沉浮浮,几度被当局解除兵权。该剧的大致情节是:吐蕃20万大军压境,边疆告急。在当时能够抵抗这一支境外凶恶势力的,非大将郭子仪莫属,而那时郭子仪已经被解除了兵权。而更为复杂的情况是,在朝廷中,有一个潜藏了几十年的吐蕃内奸,博得唐太宗的信任,且身居高位,总揽兵权,竭力阻挠郭子仪复位。戏一开始,他就派人挖了郭子仪的祖坟,企图以此从精神上给郭子仪以沉重打击,消解郭子仪报效国家的刚烈意志。当然,郭子仪没有被摧垮,后来挂帅出征,以少胜多,取得胜利。
怎样来看待这个戏,首先应该肯定它是一台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好戏,是一台张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好戏。作品话题也是比较集中的。朝中已经窃取了高位的吐蕃内奸,阻止郭子仪挂帅出征,与郭子仪实现精神自我超越,以国家大局为重,请缨出战,形成这个作品的矛盾冲突。如此,这个作品完整的精神情感概念的表达,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编织,包括细节的描写,还可以更丰满,更完整。
第一,就挖祖坟这个情节,不能完成人物完整的精神情感概念表达的任务。它应该是整个故事情节发展到一定程度,那个吐蕃内奸阻挠郭子仪再次出山、狗急跳墙的一个无耻行为。
第二,在挖祖坟这个事件的前面,还应有戏,作者没有描写出来。什么戏呢?即20万吐蕃大军压境,内奸大搞阴谋诡计,让皇上解除了郭子仪的兵权。因为郭子仪所谓的复出,重新起用,是相对于解除兵权而言的。没有解除兵权,哪来的重新起用?重新起用是在解除兵权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情节。整个戏从故事的完整性看,是郭子仪在与内奸的斗争中,被解除兵权到被重新起用的过程。这就是说,整个过程缺了郭子仪被解除兵权这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