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性与偶然性
当然，不少评论家又特别强调，偶然性对于喜剧又是必需的。别林斯基就说；
喜剧的内容是缺乏合理的必然性的偶然事件。
他的意思很明确，喜剧的内容是偶然事件组成的。
布拉德雷说；
偶然事故所玩弄的把戏往往构成喜剧情节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喜剧主要是描绘日常生活中的平凡方面，它的琐碎事故和偶然事件。
偶然性是喜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不绝对排斥在悲剧的大门之外。
他指出，喜剧情节主要是偶然性事件组成的，甚至提出，悲剧也不是绝对地排除偶然性事件，即悲剧中也有偶然性事件。
车尔尼雪夫斯基更加干脆地说；
偶然性乃是美不可缺少的属性。
看来，没有偶然性就没有喜剧性了，喜剧性是偶然性所造成的，偶然性同喜剧性就像孪生姊妹，密切相连。那么，该如何理解大师们的这些经典论述？
首先应弄明白，何为喜剧性？一般认为，喜剧性是离开了严肃的崇高的普遍性本质的意识和行为。这种离开了严肃的崇高的普遍性本质的意识和行为，如黑格尔所说；
就自然物来看，现实的自我意识在使用自然物来装饰自身、来修建住宅等等，并用自己的祭品大摆筵席的时候，就已经表明自己是这样一种命运，这命运的奥秘、即自然的自我本质性是怎么一回事的奥秘已泄露出来了；在面包和酒的神秘意识里，自我意识将自然连同内在本质的含义一起据为己有，而在喜剧里，它就意识到这种含义的一般的反讽性了。[8]
在这里，黑格尔以西方的酒神节为例。他指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在祭祀酒神的时候，用花呀、草呀来美化自己，装扮自家的住宅，并且把自己原本是敬献给神灵的酒呀、肉呀、苹果呀之类祭品，终了供自己享用，把祭祀活动变成了一场大吃大喝的盛宴。这种现象，“就已经表明自己是这样一种命运，这命运的奥秘即自然的自我本质性是怎么一回事的奥秘已泄露出来了”，这命运，即这些酒肉以及水果的命运，也就是这些自然物的本质性，它的奥秘已经被泄露出来了。是什么奥秘被泄露了呢？就是说，本来这些祭品是敬献给神灵的，是一项极其严肃的崇高的具有普遍本质性的活动，人们却把它变成了一顿饕餮大餐。这难道不带有喜剧性的讽刺意味吗？这种事不禁使人联想起希腊神话里的一个故事；天神宙斯命令普罗米修斯，要他通知人类，以牛祭祀神灵。人类于是就杀了一头牛，但是人却耍了个花招，把不能吃的牛头呀，牛蹄呀，牛角呀，牛骨头呀，堆放在一起，用白花花的牛油覆盖上，而把能够享用的精肉堆放在一起，用牛皮覆盖上。他们让宙斯挑选。宙斯看到那白花花的牛油，自然就选择了盖有牛油的一堆，反把覆盖着牛皮的精肉留给了人类。这个欺骗神灵的故事，和酒神节上人们大快朵颐的意思是一样的。人们已经把神圣的东西看得很淡，其行为已经离开了严肃的崇高的带有普遍性的本质，是带有喜剧性的。这种玩弄崇高的现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普遍存在。如端午节到了，人们高高兴兴吃粽子，可并非人人都知道它是祭祀屈原的一种庄重仪式，即使知道，也是借此仪式意在享用香粽美食。“在面包和酒的神秘仪式里，自我意识将自然连同内在本质的含义一起据为己有。”就是说，人们在祭祀活动中，用酒呀、肉呀、苹果呀祭祀神灵，本应该把这些自然物当神灵，其实并没有这样看待这些自然物，而是祭完之后把东西吃掉了。黑格尔说，这也很正常，但里面无疑含有喜剧性意识，只是心照不宣，没有表现出来而已。“而在喜剧里，它就意识到这种含义的一般的反讽性了。”就是说，这种表里不一心照不宣的喜剧性意识，把它呈现在舞台上，外化为喜剧性行为，就有了反讽的意味。
其次，这种离开了严肃的崇高的普遍性本质的喜剧性行为，是一种堕入世俗功利性的偶然性行为。因为喜剧性行为是离开了严肃的崇高的普遍性本质的行为，它一旦离开了严肃的崇高的普遍性本质的表达，就呈现出一种解构严肃的崇高的普遍本质性的随意性和玩弄性，从而产生了取笑严肃的崇高的普遍性本质的效果，变成一种偶然性行为。黑格尔说；
这些人民即普遍聚合体知道自己是主人和主权者，同时也知道自己的知性和明见应该受到尊重，于是他们就被自己现实性中的特殊性所强制和诱惑，并呈现出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与他们的直接定性之间、他们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他们的普遍性和卑鄙性之间的可笑的反差。[9]
黑格尔这段话是针对古希腊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所说的。阿里斯托芬喜剧中的那些人民，“即普遍聚合体”（所谓普遍聚合体，其实是一帮乌合之众）。他们“知道自己是主人和主权者”，就是说，在古希腊社会那种民主制度里，他们知道自己当了家，做了主，有了自己的主权。他们知道自己的知性和明见（其实是井底观天之见）应该受到尊重，于是会受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和诱惑，在其行为上会呈现出三种差异或分裂；第一，“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与他们的直接定性之间”的差异———他们觉得自己非常伟大，觉得自己了不起，其实他们并不咋样，很渺小，并没有什么可以在人跟前炫耀的资本；第二，“他们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差异———他们以为自己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代表了时代精神，其实是小人得志，只是一种偶然性的极其功利的日常生活追求；第三，“他们的普遍性和卑鄙性之间的可笑的反差。”———他们以为自己体现的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代表的是社会普遍公平和正义，其实是极其卑鄙的，见不得人的。在这里看得很清楚，黑格尔明确采用了“必然性”和“偶然性”这两个词，并把必然性和偶然性分别与严肃的崇高的普遍性的本质和渺小的卑鄙的见不得人的功利性行为直接挂钩。这就是说，必然性即指作品所表达的精神旨趣，偶然性所指的是功利性的日常生活现象。偶然性行为是离开了严肃的崇高的普遍本质性的精神表达的。
结合具体作品，以阿里斯托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喜剧《阿卡奈人》为例，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出，喜剧性行为是偶然性的；
该剧的大概情节是：农民狄开奥博利斯见雅典公民大会不让提议和平的话题，便给了一个叫阿菲特奥斯的人8块钱，派他与进攻雅典的斯巴达人去议和。他的反战行为，引起阿卡奈地区的长老们、即作品中的歌队的不满。深受斯巴达人祸害的阿卡奈人认为他叛国，就群起而攻之，用石头追杀他。狄开奥博利斯申辩说，他本人也深受斯巴达人的蹂躏，怎能够背叛自己的祖国呢？公平地讲，这场战争原本就是由我们雅典人引起的呀！阿卡奈人听不进去他的话，依然不依不饶，就派主战派将领拉马科斯来帮助。狄开奥博利斯当场与之扭打起来，并打败了拉马科斯。随后就去与墨加拉人、伯罗奔尼撒人搞商品贸易。而拉马科斯再度出征，却在战场上受了重伤。狄开奥博利斯日子过得很滋润，拉马科斯却得个极其悲惨的下场。
该剧喜剧性极强，几乎每场戏都通过夸张手法，以超常智慧，玩弄崇高，又超越崇高，令人忍俊不禁，但又发人深思。
其一，该剧的歌队抛弃了一贯所扮演的正义角色，堕入庸俗，其偶然性行为，发人深思。该剧的主人公是狄开奥博利斯，他倡导和平，主张与斯巴达人议和，体现了作品的精神旨趣。但为什么要以“阿卡奈人”作为剧名呢？这里面大有文章。这就是说，由那些阿卡奈长老们所组成的歌队，是该剧不可忽视的喜剧性因素。按照惯例，在古希腊戏剧里，歌队代表公平正义，代表正能量，代表观众的意愿。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
普通民众一般来说其智慧是在老年人的合唱队中表达为语言的；普通民众以此软弱无力的合唱队为其代表，因为普通民众本身只构成与他们相对立的那统治着的个体性之实证的和被动的质料。[10]
“普通民众”即人民大众。广大民众的意愿是通过合唱队表达出来的。人民大众是芸芸众生，属于草根阶层，本身没有什么力量，是软弱无力的，不能“与他们相对立的那统治着的个体性”相抗衡，只是一些被动地证明统治者强大的材料。他们应该是令人同情的阶层，与观众相互认同的阶层，体现历史发展走向的阶层，体现严肃的崇高的普遍本质性的阶层。但是，我们看到，在喜剧《阿卡奈人》中，歌队即那些老年合唱队员，完全背离了正义之途，抛弃了精神上的持守，而堕入偶然性的世俗生活。他们完全是“被自己现实性中的特殊性所强制和诱惑”的乌合之众。这就是作品中狄开奥博利斯所说的；“他们就喜欢江湖骗子称赞他们和他们的城邦，不管对不对，全不知自己上了当，叫人家出卖了……”现在，如果我们以现代人的视角来阅读这个作品，也许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喜剧性可言。那是我们忽视了合唱队原本的作用。如果在了解了歌队在古希腊戏剧中本来是干什么的之后，再看《阿卡奈人》中的歌队，就产生了喜剧性。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古希腊当时，当观众看到这样的合唱队的时候，是会发自内心地笑出声来的。它背离的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内容，因而在喜过之后，观众会随之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痛。它惹人发笑，但是带着泪水的笑。这个道理，就像一个贪官大肆贪污，你根本不会觉得有什么喜剧性，如果与他在台上人模人样地大讲反贪的行为联系起来，就有了喜剧性了。这种喜剧性，过后会引起人深深的反思。
其二，狄开奥博利斯竟然跑到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家里，借乞丐服装，把自己打扮成乞丐，颇具讽刺性。那帮阿卡奈长老们追杀狄开奥博利斯，狄开奥博利斯为了与之辩论，在欧里庇得斯那里将自己打扮成乞丐的样子。这个情节，作品是用一整场戏来描写的，而且描写得非常细致。
欧里庇得斯：什么样的破布烂衫？是不是用来扮演可怜老头奥纽斯（王位被篡夺以后四处漂泊的一位国王）的那一套？
狄开奥博利斯：不是奥纽斯的，是一个更可怜的角色的。
欧里庇得斯：是不是瞎子福尼克斯（一位被其父弄瞎双眼逃亡在外的人）的？
狄开奥博利斯：不，不是福尼克斯的；另外一个人比福尼克斯还要可怜呢。
欧里庇得斯：这家伙到底要什么样的破衣烂衫呢？你是说叫花子菲罗克特特斯（一个被毒蛇咬伤、被遗弃在荒岛上的人）的那一套？
狄开奥博利斯：不是，是要一个更是十足叫花子的角色的。
欧里庇得斯：你竟想要瘸子柏勒洛丰特斯（一位骑马跌伤的人）穿过的脏袍子？
狄开奥博利斯：不是柏勒洛丰特斯；我指的那个人又是瘸子，又是叫花子，而且是又会出语惊人，又会口若悬河！
欧里庇得斯：啊，我知道，那是密西亚的特勒福斯。
狄开奥博利斯：对了，是特勒福斯。
狄开奥博利斯为什么要在欧里庇得斯家里借破烂衣服，又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借生活最惨的人的服装，把自己打扮得比乞丐还要落魄的样子，就是大有深意的。欧里庇得斯是有名的悲剧作家，他笔下的主人公，都是持守严肃的崇高的普遍性本质的人物。狄开奥博利斯向他借乞丐服装，分明在讽刺欧里庇得斯；亲爱的悲剧作家呀，我作为作品中的主人公，原来在你的作品中，是多么崇高，多么伟大。可是现在，你看看，我已经失去了对于严肃的崇高的普遍性本质的追求了，已经沦为一个没有任何精神承载的乞丐了！
当然，狄开奥博利斯并没有真正抛弃自己的精神持守，只不过以这种方式，讽刺像歌队那样由崇高走向世俗的偶然性的社会现象。喜剧性的偶然性行为的精神意义其奥秘在于，严肃的高尚的普遍性本质本来是这样的，戏剧性的偶然性行为却反其道而行之，还以为或标榜自己是严肃的高尚的，具有普遍性本质的，这就可笑了。
其三，玩弄严肃的崇高的普遍性本质的喜剧偶然性行为的超越意识。狄开奥博利斯与歌队辩论取得胜利之后，就与墨加拉等外邦人人搞商品交易去了。在贸易市场上，该剧连续用两场戏描写了两个喜剧性的情节；一是墨加拉人把两个孩子装扮成小猪，卖给狄开奥博利斯；二是狄开奥博利斯把一个告密人捆绑起来，当货物回馈给墨加拉人。按说，把小孩子带到市场卖掉，是战乱所造成的民不聊生的社会现象，应是对战争的血泪控诉和对和平的呼唤。但是，在作者笔下，把孩子打扮成小猪卖掉，就将这个严肃的崇高的普遍性本质的话题全然抛开了，解构了，并转化成为对战争的一种开涮和愚弄。
那么，喜剧的偶然性行为，解构了严肃的崇高的普遍性本质，是否就不表达精神性内容呢？不是的。在这里，它尽管离开了控诉战争的严肃话题，但是，它在更高的层面上，树立起来的是人的主体性精神。这就是黑格尔在《美学》中所说的；
主体一般非常愉快和自信，超然于自己的矛盾之上，不觉得其中有什么辛辣和不幸，他自己有把握、凭他的幸福和愉快的心情，就可以使他的目的得到解决和实现。[11]
黑格尔还说；
喜剧性一般是主体本身是自己的动作发生矛盾，自己又把这矛盾解决掉，从而感到安慰，建立了自信心。[12]
在喜剧的偶然性情节里，主人公面对挫折和困难，轻松应对。即使遭到失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自己与自己开个玩笑而已。它体现的是一种主体性意识的强大力量。
除了情节，该剧喜剧性的语言俯拾即是。如狄开奥博利斯去见欧利庇得斯，说；“你写作，大可以脚踏实地，却偏要两脚凌空！难怪你在戏里创造出那么多瘸子！你为什么穿了悲剧里的破衣衫，一副可怜相，难怪你创造出那么多叫花子！”这些语言，都与作品所表达的旨趣密切相关。
在目前的戏剧创作活动中，有的冠以“喜剧”的剧目，其实并非喜剧，只是带有喜剧色彩的正剧或悲剧。如在第9届陕西省艺术节上，汉中歌舞团演出的歌剧《刘子清的小事》，就是一台带有喜剧色彩的正剧，并非严格意义的喜剧。节目单上将该剧定位为喜歌剧，是需要斟酌的。因为作品主人公刘子清自始至终并没有抛弃对于严肃的崇高的普遍性精神追求。一台戏中的必然性的情节一定是剧中人物情致的表达，是处于严肃的高尚的精神层面的。作品中偶然性的情节是一种堕入世俗的功利性追求。喜剧则是以强烈的主体性精神，通过这种偶然性的喜剧性情节，实现更高层次的精神表达。
至于布拉德雷说“偶然性情节也绝对不排斥在悲剧之外”，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真正优秀的悲剧或正剧，会偶尔出现一个偶然性事件，而且这种偶然性事件往往出现在一台戏的序幕或第一幕。为什么会出现在序幕或第一幕？这是因为，一台戏完整的精神情感概念的表达，主要角色的介入，往往是由一个偶然性事件引起的。如在秦腔现代戏《迟开的玫瑰》中，正当乔雪梅和她的同学们载歌载舞准备上大学之际，雪梅妈意外遭遇车祸，就是偶然性事件。正是这个偶然性事件，形成一个特定情境，将有关人物牵入其中。再如在淮剧《小镇》中，幕一拉开，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小镇一派和谐景象，突然出现某人以500万元寻找当初救助过他的人。正是这么一个偶然性事件，拉住了小镇所有人的眼球。如果在戏剧情节发展的中途，不断出现这种偶然性情节，就存在人为之嫌了，甚至是胡编乱造了，因为它会破坏人物与人物之间自在自为的矛盾运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