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性格相对单一
戏剧冲突中的人物性格，不能太复杂。人物与人物之间辩证的矛盾运动所形成的情节，对于剧中人物而言，就是人物抱着自己的目的展开行动，在行动中体现人物性格和意志。由于人物所抱的目的是很单纯的，因而就决定了戏剧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只是人物性格中的某一个方面。黑格尔说；
戏剧中的个别人物性格，也不像史诗中的那样把全部民族特性的复合体都展现在我们面前，而是只展现与实现具体目的的动作有关的那一部分主体性格。……如果主体性格要向许多方面广泛的展现出来，而这些方面与动作这个集中点毫无关系或是只有很疏远的关系，那就会成为赘疣。[2]
史诗（如荷马史诗）中的人物性格，是“全部民族特性的复合体”，是全部民族精神的体现。戏剧不是这样，只能发挥自己的舞台优势，只表现人物性格中的一个方面。哪一个方面？与人物行动的目的有关系的那个方面。如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这是一部体量很大的作品。作家路遥几乎是以无限宇宙的视野，博大的胸怀，高远的境界，全方位地审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十年改革生活。读原作，我们会发现，作品信息量非常大。一会儿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会儿那个国家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会儿伊拉克战争爆发了，一会儿胰岛素试验成功了等等。作品所描写的生活从农村，到工厂，到学校，到机关，到商业……各个社会生活领域无不涉及。就以各级干部来说，有生产队长，大队书记，大队长，公社书记，副书记，主任，副主任，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副县长，地委书记，副书记，专员，副专员，省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国务院副总理，甚至连国家最高领导人似乎都提及了。不仅如此，连外星人都有了。堪称“全部民族特性的复合体”，也即我们通常所谓的史诗品格。
由陕西省人民艺术剧院创排的话剧《平凡的世界》，当初似乎有整体改编原作的倾向。事实是，在小小的舞台上，于短短的三个小时之内，欲把原小说100多万字的内容全部展现出来，根本不可能。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后来，作品只是以几对年轻人的婚姻爱情为对象，描写在改革大背景下，他们的情感变化，奋斗历程，人生体悟。这就是说，作品中人物的所有行为都与爱情有关。至于原小说中诸如改革等其他方面的内容，有的被淡化了，有的干脆直接被删除了。
主人公孙少安与田润叶之间的爱情，那么纯真美好，可是一个“穷”字，致使孙少安迎娶的是山西女子贺秀莲。田润叶最终嫁给了某县级领导的儿子李向前。
那个郝红梅，企图以自己的婚姻来改变自己和一家人的生活命运，结果落得个孤儿寡母，以摆摊卖饭为生的悲凄下场。最终嫁给了当初曾经被她拒绝过的田润生。
孙少平与田晓霞倒是志同道合的一对，也未能走到一起。田晓霞在抗洪抢险中英勇牺牲，这种人为的情节安排，显然是一种悲剧性的暗示。孙少平接近惠英母子，应是他的必然结局。
可以看得很清楚，作品只展现与他们追求爱情的行为有关的那一部分主体性格。
该剧的深刻之处在于，几对年轻人的爱情悲剧，并不是在某种强大的外力干预之下酿成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事人自己造就的；
孙少安就对弟弟孙少平说：“你要真心喜欢一个人，你就应该让她生活得更好！我和润叶的事往后就不提了。”可见，是他自己自觉贫穷，忍受着极大的情感折磨，中断了与田润叶的爱情关系。
郝红梅也同样，在学校时就与孙少平感情亲近，但是理智促使她明确告诉孙少平：“我知道你在心里对我好，可我怎么可能把命运交给一个和我一样穷的农民呢！”她对田润生也更为决绝地表示过：“这辈子我绝不会嫁给一个农民！”
孙少平和田晓霞，都是具有精神追求的新一代青年。他们一次次约会，谈论人生，憧憬未来，关系可谓亲密无间。但是，由于身份的差异，孙少平从内心深处对于他和田晓霞是否能够成为亲眷，是存在疑虑的。理想毕竟是理想，生活的现实，使他把自己的人生，一步步寄托在惠英母子那里。在惠英母子那里，他有回家的感觉。有人说他的闲话，他竟然说，爱怎么说就让他们说去。严酷的生活际遇，致使他最终未能超越自己的精神局限。
该剧在深入揭示人物爱情悲剧因素的同时，还注重描写人物与爱情生活相伴相随的情感演变以及精神收获。他们对爱情原本是抱着无限美好念想的，但生活现实一次又一次将这种念想变为泡影，这不能不对他们的精神心灵产生重大影响。
郝红梅是那么心气高傲的一个优雅女子，不幸的生活遭遇，竟使她变得与粗俗的村妇无二。她痛彻心扉地说：“要活命，就得不要脸，要脸，就别想活命！”多么深刻的人生体验！
孙少平那么爱读书，有才华，有理想，浑身洋溢着蓬勃的浪漫色彩。他刚出走之时，扬着衣衫高喊着高尔基《海燕》的名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可是，生活的炼狱，竟使他最后对田晓霞说出这样的话：“人，要面对每一天，吃什么，喝什么，睡在哪儿。”多么大的精神反差，简直判若两人。
田润叶那么坚定地持守自己的内心情感，结果还不是面对现实，回到了断腿丈夫的身边。她180度大转弯的婚姻态度，无疑是她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的结果。
还有那位田福堂老人家，当了几十年支书，经了一辈子世事，在双水村从来说一不二，竟变得那么不合时宜。他对子女的婚姻，这也看不惯，对那也不理解，对子女的情感选择根本分辨不出对和错，就很耐人寻味。
该剧描写的爱情故事尽管是悲剧性的，却并不让人感到过分悲伤，反倒弥漫着一种温馨气息。究其原因，似乎与我们民族的某种性格有关。由于双双对对的爱情错位，说到底是人物自己的意志选择，所以剧中人面对诸种困难，遭遇诸多不幸，总是携带着一颗隐忍之心，一种克己态度，一种积极向上的姿态，接纳一切，包容一切，拥抱一切。我们看到，在舞台那巨大的转盘上，不管是戏的开场，还是戏的结尾，那雕塑般的人群呈现给我们的都是奋力前进的形象。
孙少安与田润叶分手，虽则痛苦，但在这痛苦的背后却蕴含着极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即为了他心中所爱之人更加幸福。为此，他会将婚姻的不幸消解在和谐的生活之中。
孙少平和田润生，竟然巧合般都分别与孤儿寡母结成眷属，让人似乎感到不大般配，但正是这使人感到意外的结合，体现出感人至深的人文关怀旨趣。他们挥泪告别的是自己的爱情，却将爱情实现在更为可贵的人生价值之中。
一直和丈夫李向前闹离婚的田润叶，在李向前双腿致残之后，非但与他不离不弃，而且表示要终身陪伴他，伺候他，为他生儿育女，给他以亲人般的温暖。人性情感的辩证法，在这里得到充分表达。
老支书田福堂对儿女的婚事，一直心存不满。在他看来，女儿田润叶不该离婚时要离，该离时又不离；儿子田润生，放着黄花闺女不找，却亲近一个寡妇，这都是让他难以接受的，但看到儿女们双双对对，情投意合，分别找到了自己的情感归宿，他也便前嫌尽释。
这些人物，都有着自己的爱情追求，但对这种美好的爱情又都不能实现，这原本是悲剧。令人感到震撼的是，他们又将这种人间悲剧消解在一种温馨的和谐之中。人物性格是那么单一，在这里，但又是那么丰富和深刻。戏剧作品塑造人物，只撷取人物性格中之一个方面，进行深入揭示。这一点，异常重要，后面在谈及人物的情致时，还会提及。
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
一出剧诗的完美，在于不同的剧中人的性格的纯粹性与规定性得到透彻的描绘，而且在于对人所以要如此行动的不同目的和兴趣加以明白确切的表述。[3]
“剧中人的性格的纯粹性与规定性”，指的就是人物性格的单一性。对人物这种单一性的性格，描写要透彻。而且不仅如此，还要“对人所以要如此行动的不同目的和兴趣加以明白确切的表述，”，就是说，还要描写出人物之所以要如此行动的原因，对这单一人物的性格要描写出它的深刻性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