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聚焦一个话题

创作一台戏，所谓聚焦一个话题，指的是话题要集中，只表达一个完整的精神情感概念以供观众直观。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要在感性生活形态方面，为观众讲好一个故事，或者描写好一个事件或多个事件；二是要在精神层面，依托这个故事或者事件，表达一个完整的精神情感概念。所有优秀剧目，都应该具备这两个层面的东西，缺一不可。一个话题，要求讲好一个故事，就不能讲两个故事。讲两个故事，它在精神层面上，就是两方面的内容，其造成的后果就是内容不集中。即使描写多个事件，但话题必须集中。不然，就会有人提出质疑；这作品想说什么？所以，创作一台戏，集中一个话题，能够在两三个小时之内，把一个话题讲述清楚，表达深刻，就很不容易了。

古今中外，凡属优秀的戏剧文本，话题都是极其聚焦的，一般都是在上述两个层面上达到高度有机统一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哈姆雷特》，就集中描写叔父杀父娶母，篡夺王位，哈姆雷特装疯卖傻，伺机复仇的故事，表达的是人文理想在现实面前遭遇毁灭的悲剧精神。其他三部悲剧诸如《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斯》，无不如此。马健翎等人根据传统戏《红梅阁》改编的《游西湖》，就集中描写宰相贾似道无耻地拆散李慧娘和裴瑞生的婚姻，继而刺死慧娘，慧娘冤魂不散，报复恶相的故事，在精神层面上无情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表现普通民众的反抗精神。我们还可以再联想到诸如《赵氏孤儿》《游龟山》《窦娥冤》，也无不如此。中国传统戏曲理论所谓“一人一事”，其中就包含要聚焦一个话题的意思。

有的编剧也许会说，有的戏塑造人物，所描写的不是一个故事，是两件事或三件事，有何不可？描写一个人物的两个事或者三件事，说到底还是一个事。你写一个人的爱情故事，就不可能再去写他反腐倡廉吧？所谓的第二件事第三件事，还得在爱情的线索上，所以还是在一件事，是一个完整的精神情感概念的表达。豫剧《焦裕禄》描写了三件事，都是为了老百姓有饭吃，说到底还是一件事。作品围绕人物写几件事，精神情感内容必须是一回事。

聚焦一个话题，在舞台上表演一个戏剧故事，一般讲求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尾这么一个进展过程，但必须以一个话题为前提。这就像种庄稼，开端种的是豌豆，发展就是豌豆苗儿的生长过程，高潮就是豌豆花繁叶茂之时，尾声结出来的必然是豌豆角，绝对不可能是麦子或玉米。戏剧作品的这样一个生长规律，不仅体现在一人一事的作品中，也体现在一人多事中。也就是说，虽然描写了多个事件，但几件事的精神情感内容应是渐次深化的。

如果说，中国传统戏曲更多讲求一人一事，有的话剧则时常会多人多事，但所表达的精神情感概念仍然必须集中。例如；

现代戏剧大家易卜生创作的话剧《贝尔·金特》，“剧本没有贯穿到底的外部冲突，培尔的对立面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批又一批，事件是象征性的，情节发展近乎随心所欲。”但是，“我们在不受拘束的戏剧结构中，窥见了诗人易卜生在戏剧基本规律的航道上飞翔的轨迹。那些看上去不着边际的写法，其实都统一在主人公的心理冲突上，为的是揭示一个世界性的哲理观念———人，应当怎样生活？”“在这部结构奇特的诗剧中，外部冲突是现象，心理冲突是实质。一个有着严密逻辑的哲理，一个充满着心理冲突的贯穿行动，把盘根错节的五幕三十八场戏串成一个整体。”^[1]

再以汉中歌舞团创排的话剧《四叶草》为例；

作品描写四个家庭七八个人的故事：有谈情说爱的，有做生意谋生的，有纠缠生不生二胎孩子的，还有老年人夕阳红之类的事情。“20世纪20年代，田汉、宗白华、郭沫若三文豪，曾联袂出版过一本书，叫《三叶集》。虽为三叶，话题却聚焦，即自由恋爱。话剧《四叶草》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是四片叶，却集中反映了一个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人生旨趣：寻觅幸福。作品以四个家庭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为素材，经由精神化处理，力图揭示各阶层不同年龄段各种人物在寻觅幸福的道理上，不同的精神取向，心灵状态，人生理想。”^[2]

陕西省人民艺术剧院创排的话剧《平凡的世界》就更是多人多事了；

舞台上那些芸芸众生，是一群为美好念想而不懈奋争的魂灵。孙少安与田润叶之间的爱情，那么纯真美好，可是一个“穷”字，致使孙少安迎娶的是山西女子贺秀莲，田润叶最终嫁给了某地委领导的儿子李向前。如果说，孙少安和田润叶是因为穷困，导致美好情感归于毁灭，那么郝红梅的婚恋，却是力图摆脱穷困而呈现出另外一种形态。她企图以婚姻来改变自己和一家人的生活命运，结果落得个孤儿寡母，以摆摊卖饭为生的悲戚下场。孙少平与田晓霞倒是志同道合的一对，事实上也未能走到一起。田晓霞在抗洪抢险中英勇牺牲，这种人为的情节安排，显然是一种悲剧性的暗示。孙少平接近惠英母子，应是他的必然结局。^[3]

尽管人物关系纷纭复杂，但话题非常集中，即通过他们的爱情悲剧，表现他们在特殊年代的人生命运，理想追求，情感经历和心灵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