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历史为新编历史剧形式的创造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媒介材料
一台戏，无非是两部分；一是内容，二是形式。黑格尔100多万字的《美学》，讨论戏剧以至所有艺术作品，始终就是围绕着内容与形式是否达到有机统一展开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一台戏完整的精神情感概念；形式是什么，就是通过独特的媒介材料所塑造的可感形象。人类悠久的历史作为戏剧创作的媒介材料，对于新编历史剧来说，在任何时候都是旧的，内容都应该是新的。旧的媒介材料经过作家艺术家主体性的浸润，会焕发出新的精神光彩。据说，梨园古装戏《董生与李氏》就是根据当代的一个短篇小说改编的。剧作家王仁杰面对这个短篇小说，所要表达的精神情感概念当然是现代的，但是，他却把这种现代精神通过历史生活的样式表现了出来。这就说明，历史生活与现代精神是可以异质同构的。新编历史剧之所以能够成为戏剧家族中的一个大品种，就是因为历史太浩瀚了，作为一种媒介材料，是艺术家编不完写不尽的一座富矿。
由新编历史，还可以延伸到传统戏文本的新编和改编。中国的传统戏曲是重表演而轻文本的。过去的老戏班演戏，时常在后台挂个戏单，上面写着每场戏的大概意思，然后由演员在演出中现场发挥。这种创作方式，虽说在某种程度上锻炼了演员，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中国传统戏曲的软肋；文本粗糙。中国传统戏曲流传下来的文本数量极大，但真正成熟的剧本并不多，这就为历史剧的新编和改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现在许多优秀的传统戏，都是通过对流传下来的文本进行新编或改编而成为经典的。1956年，昆曲《十五贯》在北京演出，大获成功，风靡全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周恩来在文化部、中国剧协为《十五贯》召开的有200多人参加的大型座谈会上指出；
“《十五贯》有着丰富的人民性，它不仅使古典的昆曲艺术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有人认为，历史题材教育意义小，现代题材教育意义大。我看不见得，要看剧本如何。现代戏如果写得不好，教育意义也不会大。”[20]
他还指出；
《十五贯》“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21]
同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肯定了《十五贯》的成绩，并且以《十五贯》的改编为例，强调各地应该十分注重发掘那些被压抑和埋没了的地方剧种，希望每一个还没有受到重视的剧种，今后不再要等来北京演上一出戏以后，才能救活。[22]
改革开放以来，像豫剧《程婴救孤》、昆曲《公孙子都》等诸多剧目获文华大奖，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以及“五个一工程”，就一再证明，传统戏通过新编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秦腔作为一个古老剧中，更是不可小觑，据有关资料记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陕西省剧目工作室对陕西四路秦腔传统剧目的考察勘测，计有5000多本，其中，中路秦腔的传统剧目最为丰富，约在2000本以上，其次为东路秦腔有1000多本，西路秦腔仅陕西西府地区拥有者也在1000本以上，加上甘肃省剧目工作室对甘肃省区的调查，总计约1500本，南路秦腔虽说数量较少，但也有700多本。”[23]
多么丰富的剧目资源，多么庞大的题材宝库，而被剧作家改编了的能有几个呢？再退一步，不要说改编，作为剧作家，对这些剧目又能阅读多少了解多少呢？如此丰厚的题材富矿，长期不见天日，遭受冷落，真有点可惜？我们应该在历史剧的创作上，再发掘一些新的题材，努力表现新的时代精神，新的人性情感，为观众提供更加丰富的审美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