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交媒体的特征分析
随着Web3.0的发展，用户的主体性增强，成为社交媒体运营和创收的来源。彭兰认为，社会化媒体的主要特征在于内容生产与社交的结合，主角是用户而非网站的运营者；同时，社会化媒体中以用户为中心的公民新闻的原创性生产、启动性生产、自愿性生产、增值性生产、互动性生产以及整合性生产都对整个传媒业产生了影响[6]。
社交媒体的应用来源于六度分隔理论（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即世界上任何两个人通过双方之间的社会性关系网络，只需六步即可发现对方。1967年，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根据这个概念进行了一次连锁信实验，尝试证明两个互不认识的美国人之间平均只需六个人即可联系到对方[7]。尽管这一理论在实际应用中并未得到充分印证，但是其本质在于强调社会性网络的存在。依托于社会性网络，个体与个体之间相交成网并得以联系，每个个体都成为社会性网络中的节点，社交媒体的诞生则使互联网建构的虚拟场景以“脱域”的方式让相距遥远的个体互联并形成关系社区。在社交媒体中，控场的主角不再是网站的所有者，而是活跃其中的参与用户。在通过内容生产与交换所获得的互惠互利中，极度去中心化的网络变革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连接方式，多层的社会结构与多元的传播关系在同一个社区中交织层叠。身份自我认同的塑造也影响了个体参与群体的方式，进而在虚拟场景中形成新型的群体跨度。
（一）开放性：社交舞台上的自我表演
在传统的社交平台中，个体往往通过呈现自身的生活状态来维持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交往关系；公共话题的构建则往往以论坛的形式突出精英人士和专业用户的优势，精英人士和专业用户因而成为社交平台的主导力量，普通用户被区隔开来。微博作为去中心化的平台优化了普通用户的存在感，对于一般公众来说并没有太高的门槛，只要接入互联网并具备相应知识即可加入微博平台。因此，用户的话语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激发，个体可以随机通过转发、评论、留言等方式参与话题讨论，在接收信息的同时也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的传播、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推动事件的走向。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认为，表演无处不在，人们在各种社交平台上的表现本质上都是自我形象塑造的行为。在参与公共事件传播的过程中，微博用户通过表明态度与看法来营造自身或正义、或理性、或独具个性的自我形象，同时也作为事件舆论形成中的参与者而强化角色的扮演感，极大地满足了个体的自我展示欲望。
此外，对于处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社交平台也成为人们处理矛盾关系、表达自我诉求的新途径。通过微博，普通用户可以根据需求自塑形象，进行草根化表演，因此一般公众也拥有了展示自我的更大的平台。但是，微博表演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自我呈现形式，它与现实生活中的表演行为紧密相连、相互影响，共同为个体的形象构建奠定基础[8]。现实生活的真实情境与微博的虚拟情境相互交织，共同影响用户的形象塑造行为。
（二）即时性：突破时空形成“病毒式”传播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现代性发展过程中会出现“时空分离”，在新媒体的催化剂作用下，现代化的人和物不断地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解脱出来，进而导致了“脱域”。所谓“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关系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9]。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在移动技术的支持下解放了用户的空间限制，让用户的注意力从现实生活中的移动设备映射至虚拟社会中的碎片化信息；同时，信息的实时性发送在链式网络上可形成“病毒式”传播。
从移动互联的便捷性到社交网络的信任关系和高到达率，再到社会全面连接后的广泛性，用户的信息得以突破时空限制，在微博构建的媒介情境中迅速传播，并对其他用户的参与行为产生影响。从纵向上看，微博的传播机制是由新浪大V、媒体用户、政府用户等被关注者主导的一对多式的强主导性传播；从横向上看，普通用户之间的随机转发、点赞、评论等则形成水平式随机扩散性传播。两个方向的传播纵横交织，构成微博多中心的网状动态传播系统，一条信息发出即能引起迅速的连锁反应，如“奔驰车主维权事件”“大连女子被暴打事件”等。
（三）互动性：流动空间中的阶层对话
美学中的“隐在受众”概念强调，作品往往是由作者思想与作者想象中的受众需求两者共同作用产生的，最终结果存在作者思维偏差的可能性。互动是社会的基础，信息的多重意义是在传者和受者的共同作用下建构的。微博的运作机制为用户之间互动关系的建立提供了基础。在话题制造和信息传递中，每个微博用户即为一个传播中心点，通过对其他用户的任意关注来实现自我阶层的凸显和自助式的把关。在任意事件中，话语的中心焦点会随着话题的演进不断转变，普通网民通过提供信息从一般用户变为意见领袖并主导事件转向的可能性增加。
在社交型网络中，变革的不仅是传受关系，更是阶层的融合。新媒体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打破了原有的精英话语体系，在互联网地区化、移动化和社交化的特点之下实现了不同阶层、不同等级之间的共同发声。美国社会学家霍曼斯（George Casper Homans）在1958年提出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际关系的维持在于“自我利益”的实现，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实现自我利益并同时使他人获利从而达成利益互换结果，否则，人际关系很难维持[10]。
用户基于微博进行自我形象构建的同时，获得的不仅是自身表演欲的满足，更期望获得认同并构建新的人际交往关系，在进一步的交流对话中将自身的表演形象合理化并实践于虚拟社会。正如巴赫金（Bakhtin Michael）在对话理论中提出的，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对话是人类基本的生存方式[11]。在社交媒体语境下，粉丝得以与偶像、名人通过留言形式进行对话性互动；草根可以在有关同一事件的讨论中与精英共同发声，并在舆论场中重新确立等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