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环境中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
作为第一生产力，科技对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重塑作用。随着新媒体的产生和发展、互联网的社会化应用和全球化普及，人类的交往方式在日渐网络化和个性化的过程中被重构，社会结构以数字化的形式得到了重新展示。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10]，新的社会形态被塑造出来。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法”“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事实上，从2004年“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11]，到强调社会治理的理念转变，中国社会全面转型时期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人类生活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特征已逐步显露。一方面，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新媒体的广泛运用拓宽了公众自我表达和参与问政的渠道，促进了国家与公众关系模式的转变；另一方面，社交新媒体较低的准入标准和众声喧哗的网络景观又给社会治理带来了诸多问题。
（一）社交媒体及其传播特质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经历了文字的发明使用、印刷术的发明、电报的发明以及以广播和电视为代表的一系列模拟式电子传播技术与媒介的相继出现、互联网技术的推广与使用四次意义重大的传播革命。社交新媒体作为新传播革命的产物，以“所有人面向所有人传播”的新形式，在颠覆传统传受关系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个人与国家、自媒体与大众媒体的关系。社交新媒体平台上的信息流动推动了原有社会资本的流动，新的权力中心由此诞生。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作为新媒体的主要应用平台，以分享与发现事物为基本传播形态，以独特的技术优势、丰富的社会实践和推动公民社会建设的潜质，对公共领域产生重要的影响[12]。
1.社交媒体：不断发展的数字化互动工具
社交媒体指互联网上基于用户关系的内容生产与交换平台，是人们用来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现阶段主要包括社交网站、微博、微信、博客、论坛、播客等。社交媒体在互联网的沃土里蓬勃发展，爆发出令人瞩目的能量，其传播的信息已成为人们浏览互联网的重要内容，不仅制造了人们在社交生活中争相讨论的一个又一个热门话题，更进一步吸引了传统媒体相继跟进。
2.“再中心化”：话语权力的有限传播
传统媒体营造的大众媒介空间并非向所有人开放，它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其生长的私人空间（如家庭衍生的社会和文化资本），因此可以说大众媒介塑造的是精英倾向的社会空间[13]。传统信息传播主要依靠专业化的媒体传播者进行社会化的内容生产，大众媒介的强话语权和对信息传播的高控制力使受众处于被动接收信息的地位。社交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新型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带有强烈亚文化色彩的话语体系的建立，固有的新闻传输机构（传统媒体）受到挑战，社会知识的等级制度被破坏，以传统媒体为中心的舆论格局被打破。信息来源的多元化和数量的激增增强了社交新媒体用户对信息筛选和辨别的迫切性，技术层面话语表达的“去中心化”特征逐步嵌入话语权力的“再中心化”过程。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新媒体公共网络平台在日益变化和高效竞争的潮流中，出现了增长渐缓、话语场域结构不平衡等问题。意见领袖话语垄断的趋势明显，呈现出圈群化、集权化、商业化的偏离趋向。
互联网是一个跳跃性的松散信息结构，但社交新媒体基于关系传播的嵌套性传播模式，使看似开放的多元文化环境具有半封闭性。大规模的信息广场其实是由无数微小信息圈交织混合的动态系统。以每个用户为中心的信息圈，特点是同声相应，圈内声音被放大，圈外声音则被抑制。用户个性化的议程设置标准既强化了圈内意见领袖的观点表达，也使看似处于整个传播网络中心节点的圈外意见领袖的影响和价值变得有限。
以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社交平台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数字化；基于“强关系”社交的传播特征使这一公共平台具有媒体传播性质，在沿袭传统媒体大众传播精致化阅读的基础上，弱化了非好友关系的社会精英的影响力；以个体价值为中心的媒介用户技术设计使其空间内的权力分层和信息传播呈现圈层化趋势。
3.网络狂欢：集群行为的在场性缺席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促进了信息流通空间的现代化、立体化以及传播的实时化，个人话语表达渠道的延伸使权威话语失去了原有的生存根基，草根文化多样化的发展挑战了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权威地位。在网络时代，公众的消费性和享乐主义倾向凸显，网络空间内的消遣性、大众性的文化氛围渐浓。作为基于人际交往基础的大众传播工具，社交新媒体的独特之处在于使社会交往第一次脱离公众生存的物质基础获得了自主性。作为自媒体“信源”的个人试图基于信任关系拓展自己的社会性、满足自身操控话语权力的欲望，因此增加了扩散信息的主观意愿。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匿名性为用户的言论表达创造了相对安全的信息环境，用户“去责任化”的意识日益强化，导致社交新媒体营造的虚拟空间成为大众狂欢的聚集地。
非理性的言论表达和以个体价值为中心的“众声喧哗”现象容易引发网络世界的无序化局面，由网络抗争引发实际集群行为的危机由此出现。事实上，网络舆论的生成、公共话语的建构以及网络民意的形塑都是网民对话与互动的结果，难以被个人或某个组织化团体操纵。因此，网络舆论的非组织化特征决定了抗争多半出于临时的共意而非有计划的动员策略。
公众在社交新媒体平台内的行为程度非常有限，大部分停留在相关事件的评论或转发层面，主动动员别人或被动员参加某种社会行动的行为很少。因此，社交新媒体空间中的话题性事件引发的实际集群行为呈现出虚拟社会在场而现实社会缺席的特征，集群行为对社会治理产生的实际性负效应并不明显。
（二）社会治理面临的新问题
一方面，社交新媒体“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本质上是传播资源的泛社会化和传播权力的全民化，促使传播力量由国家向社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在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主导地位。因此，它带来的不是国家组织和治理能力的强化，而是对国家组织和治理能力的新挑战。
另一方面，社交新媒体导致新权力中心的出现，在现存的主导型权力结构内部造成日趋激化的紧张状态。在多元的媒体环境下，媒介技术的发展、公众娱乐化心态的驱使以及社交新媒体空间内利益买卖的恶性循环，使虚拟社会在营造实际交往行为氛围的同时，呈现出与现实社会类似的传播问题，互联网的扩散式传播和非线性传播模式使众声喧哗的网络景观更为突出，权力行使主客体间的矛盾进一步被激化。
1.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响下的过度消费
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可以说就是一种彻底批判的精神，或者说是一种把批判贯彻到底的精神，它是从现代性的母胎中产生出来的。后现代性是隐含在现代性中的理性批判精神、自由创造精神的彻底实现和发扬[14]。一方面，社交新媒体时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以用户为中心的媒介技术特征促进了片段式阅读方式的形成和个人主义人生观的强化。传统媒体时代的大众传媒和受众之间单向传受的典型传播模式被打破，公众既是体验生活消费的消费者，又是发布内容和传播信息的生产者。市场本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相互分离的前提下出现的，如果被动的消费者转变为主动的产销合一者，活动的“非市场化”将导致“以一半生产用于交换，一半生产自己使用”的新生活方式产生。媒体环境的格外富裕使之有能力将文化消费的新的可能性注入大众的日常生活。
另一方面，社交新媒体平台本身的商业性和相关用户借助平台的营销需求强化了其对商业运作的关注。消费主义影响下的商业化竞争结果并不必然地趋向平台服务的改善或内容的多样性。不可否认，消费主义话语在当下的全球政治秩序中占有重要位置，市场力量在塑成社会景观及传统政治轮廓的过程中具有相当大的自由。在消费主义文化背景下，我国社交新媒体的市场运作模式势必对新闻的“可消费性”极为看重。社交新媒体对商业运作的过度热衷使经济利益成为衡量社会事件报道价值的重要尺度，以新闻的“可消费性”作为内容选择与形式包装的最高标准，社交新媒体空间内的娱乐化倾向日趋严重。媒体的选择性报道与商业价值取向已经对社交新媒体事件的权力配置产生影响。在后现代文化的影响下，社交新媒体越来越接近“历史遗忘症”的中介。
在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介集聚中国大部分网民的基础上，以新浪大V为首的话语权拥有者也会受到“精英戾气”的影响，其中少数更是通过粉丝买卖和微博营销煽动网络暴力。诸如此类的社交新媒体平台上的非理性过度消费加剧了网络传播空间内的权力分化与矛盾，虚拟空间内网络行为的现实化暴力转向危机潜伏。
2.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表象融合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认为，媒体在现代社会充当着一种核心角色，不同的亚文化下，各社会阶级不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大众媒体为不同群体间的彼此理解提供了手段，社交新媒体的发展使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呈现同一化的趋势。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社会的本质在于它是人的社会。人在网络空间的活动中结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网络因为人的参与和活动而成为拥有各种社会关系的复杂网络。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与作为“机器生态”的网络有机融合，最终形成了拟社会化的网络社会。社交新媒体平台所建构的虚拟社会衍生且寄生于现实社会，通过符号化及数字化的中介系统，超越或实践现实与观念，以构造一种“非现实的真实世界”。对现实的复制和模仿以及不可能情景的虚构，加强了公众的理念混淆和媒介依赖。社交新媒体所呈现出的自由与平等的幻象，很容易遮蔽传播表象下权力之间的激烈博弈。
自媒体的出现分化了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在话语权力被分散的基础上，社交新媒体的媒介特性又使人际传播中特定群体内部各层次的意见领袖得以凸显，话语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再度集中。表面上，互联网提供了一种政治讨论不仅被接受而且被期待的环境，但充分的政治慎议存在一系列的障碍因素，包括排他性交往、匿名、责任感、平等性、男性主导的文化和话语方式缺陷等。对个人传播权利的强调也在一定程度上遮盖了对传播内容应有的关注，对自我实现的强调更是已经远远超过对公民精神和民主精神的张扬。
虚拟社会的真实性和自媒体受众群体的扩大造成了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表象融合。公众在被网络异化的过程中，对信息产生过度崇拜和依赖，网络拟态环境替代了意识中的现实环境。社会议题对媒介话题的过度聚焦使网民忽略了底层社会的风险问题，由专业人士和知识精英引导的网络舆论使受技术和社会资本限制而游离在边缘地带的少数群体更加沉默。
3.不确定事实的强化与被强化的“对立”
社交新媒体作为利益表达的平台，往往是冲突双方进行话语、利益和权力争夺的公开场域。传播与权力关系结构包括国家与政府、社交新媒体机构、主体意识日渐觉醒的大众三个主体的博弈。长久以来，话语权力的精英式控制使以微博为首的自媒体式社交新媒体的出现产生了爆发式效应。拥有较少社会资本的普通民众的政治弱势心理较为突出。所谓政治弱势心理，指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社会成员受外界政治环境因素刺激而对政治行为的发生、发展缺乏控制感的心理反映。面对敏感事件，传统媒体的习惯性失语和利益表达渠道的缺失导致了公众政治弱势心理的泛化；政府舆论引导的滞后性、相关机构推脱责任的媒介形象和过于复杂的媒体宣传策略，加深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我国的网络舆论呈现出对外网络民族主义和对内网络批判现实主义两种需要多加注意的倾向。社交新媒体促进了网络信息来源的多元化，政治传播被裹挟在文化传播中成为网络传播的一个重要内容，舆论导向功能在平台具体技术结构的协助下更为凸显。微博等社交平台的扩散式传播以及大部分网民对公共事件真相的片面性了解，使微博空间内的舆论中心很容易发生转移。传统媒体市场化的营销方式决定了其以公众注意力为指向的内容标准，从而成为社交新媒体空间内群体利益博弈的工具。以2011年发生在广东省的“乌坎事件”为例，乌坎的矛盾源头在于该村集体土地流转与相关利益的分配问题，但微博有关“乌坎事件”的主导性言论最终将关注点从根本性的土地问题转向了乌坎选举。微博主导性言论多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框架中解释“乌坎事件”，现实中的资本、土地、村集体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全然被遮蔽。某些舆论通过话语不断建构出国家与社会的“对立”，这种内在逻辑导致他们把对现状的不满简单地投射于“国家”，通过给政府制造压力，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得到宣扬，进而倒向形成不受国家干预的“真空”社会的想象建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