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大V的外部社会和文化条件
马克·波斯特提出，“历史可能按符号交换情形中的结构变化被区分为不同时期”，“每个时代所采用的符号交换形式都包含意义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以及意义的手段和关系”[13]。微博空间影响力的产生是各要素耦合作用下空间“自我生产”的结果。传统媒体时代以大众媒体为主要生产者，所采用的“一对多”单向传播模式在今天已逐渐被突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有效转化成为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空间进行内容生产的特有实践，“多对多”的嵌套式信息扩散模式成为微博空间内信息传播的主要路径。
对于大多数微博用户而言，一方面，话语权的表面性增强与他们自身的内在知识素养和信息分辨能力尚未形成完全适应关系，因此，他们的话语表达的情绪化偏向明显；另一方面，现实社会中政治和经济力量博弈或合作的任何变化都会对微博空间的结构和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在内外多重作用的合力下，新浪大V影响力的作用条件变得更为复杂，新浪大V的外部社会和文化条件作为影响力生成的媒介环境和权力体系的具体展现，成为技术支撑和现实动力之外的实际作用背景。
1966年，德福勒将美国的媒介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模式，对其中重要的组成要素进行了分析，该模式将大众传播置于其他机构（特别是政治和经济机构）的范围。德福勒认为，美国大众媒介的体系模式主要由受众、金融和商业机构、媒介制作和分发组织以及施加各种压力的政府和民间的公共法规与控制机构组成。根据假设的趣味或偏爱层次，受众被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金融和商业机构为媒介制作提供资金，它们的主要任务是获取有关受众偏爱的信息，以配合受众的购买力和购买习惯，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政府和民间的公共法规与控制机构则对私人商业起着规制的作用，它们的行为可能直接影响媒介制作者与财政支持者的行为。
这一模式的分析起点在于德福勒对美国传播现象的直接观察。他注意到，美国媒介体系中具有潜在、有害的道德与社会效果的内容，以及包含低劣的美学和知识价值的低级趣味内容，虽然这些内容经常受到批评，却能继续广为流传，甚至成为满足美国大众媒介体系运转的首要财政条件的主要途径。麦奎尔认为，这是由于在一个自由主义的体系中，公众的偏爱给任何一种媒介服务机构提供了主要的标准和动力，这种提供是对最广泛需求的一种自由反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和公众观点表达自由度的不断提高，微博空间的外部社会和文化条件与当时的美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社会、政治和经济机构之间的制衡成为影响微博运行和新浪大V行为及其影响力的重要因素。立足于自由主义体系的美国大众媒介体系虽然强调了公共法规与控制机构以及商业机构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但并没有在模式中表明双方的制衡关系。自由主义的传统使政府不能直接影响大众媒介，媒介的制作与分发又都为部分私人企业及机构所操纵，因此，商业力量对媒介内容具有极大的控制权。这从另一方面解释了美国媒介体系中的一部分低级趣味内容得以广泛流传的原因。
相对而言，中国的媒介环境中存在较强的公众管理和社会责任部分。公共道德和基本价值底线的潜在要求以及公众质疑政府却又依赖政府的矛盾心理，促使微博在允许用户彰显表达自由的同时，始终通过基本的规章制度严格地制约用户的发言，以高影响力著称的大V更是受到多方力量的制衡。这些因素成为大V影响力生成机制的重要外部环境。
新浪大V的外部媒介体系大致由四个部分组成（见图4-1），包括以政府部门为主的立法机构和管理机构、微博平台的运营商和开发商、以企业为主的商业支撑机构（包括财政支持人、广告机构、市场研究及信用评价机构）和微博用户。其中，微博平台的运营商和开发商主要提供技术支持，同时受制于管理机构和财政支持者。中国特色的市场环境决定了包括财政支持人在内的一切商业支撑机构必然受到党和政府的领导与管理。
图4-1 新浪大V的外部媒介体系图
根据微博空间内用户的大致影响力层级关系，微博主体（用户）大致可分为大V、中小V和普通用户三类。微博平台最初的推广策略为新浪大V（微博意见领袖）的影响力生成奠定了技术基础和用户资源；自带名气的大V在微博空间中更容易积聚高影响力又导致其必然成为各类广告商的追求目标以及政府的重点监管对象。相较于大V，中小V更倾向于成为信息扩散者。鉴于大部分中小V的影响力尚可，且一般具有相对专业的文化素养，政府及平台通常对他们采取包容和扶植的态度。普通的微博用户虽然影响力不高，却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群体。在信息和传播的时代，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迅速而经常地造成一个相互作用的事件的整体场，所有的人都必须参与其间”，而其信息传播的同步性“使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受到世上的其他人影响”[14]。具有交互性、即时性特征的微博给予了普通用户进行舆论监督相对有效的平台，也为各媒介机构与公众进行直接互动提供了桥梁。公众话语权的扩大和由公共事件所显现的舆论监督显著效果，与媒体微博、政务微博限于自身性质在观点和态度表达方面表现出来的小心谨慎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可能会导致微博空间的话语权资源配置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或将成为日后影响新浪大V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微博空间生产实践的力量主要来源于技术系统和主体系统合力作用下的建构性力量。以运营商和开发商为主导的技术系统并不会因文化生产权力的泛化而受到威胁，而是与主体系统形成一种全新的“合谋”关系。从微博平台的角度而言，在以法律规章制度等硬性条款为底线的基础上，运营商和开发商并不会对商业团体或大V进行打压，即在为大V影响力提供基本的技术动力支持后，并不会对其进行过多的干涉。这意味着，微博空间内部的主要制约手段是基本法律底线的道德约束。随着微博用户对互联网环境的熟悉和自我筛检信息能力的提高，由于过度迎合受众而出现的互联网低俗文化现象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减，微博谣言的自净功能也将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