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的谣言问题日益突出

三、“后真相时代”的谣言问题日益突出

“后真相”(post-truth)是2016年《牛津英语词典》评选出的年度词汇。早在1992年,这个词就被美国《国家》杂志用以描述“水门事件”“伊朗门丑闻”等事件的共同特点,随着2016年美国大选才受到普遍关注。所谓的“后真相”,经常被用来描绘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情形。可以说,社交媒体是“后真相”的推动力。首先,社交媒体的属性充分刺激了人们的需求,释放了人们的欲望,满足了人们在传统媒体时代无法实现的信息传播、意见表达以及社交需求,放大了“坏的主观性”。其次,社交媒体聚合了具有相同观点、兴趣的人们,形成了网络社群(network community)。社群化传播很可能使社群成员生活在信息孤岛,强化其各种认知甚至偏见,成为加剧“后真相”的推动力[18]

一些新浪大V为了追求点击率和浏览量,以基于事实却又偏离事实的传播手段故意营造介于真实与虚假之间的“第三种现实”,从而迎合“后真相时代”的受众情绪,导致数字技术与媒介伦理出现背离——点击率不断增加,影响力不断扩大,而传者的职业素养日益退化,受众的价值观念越发扭曲[19]。“江歌案”中,江母在网络上发起了要求日本法院判决陈世峰死刑的签名活动,据说截至开庭前获得了450万名网友签名[20]。这足以让日本社会惊讶,因为在专业人士看来,这时应该做的是静候司法判决。这时候大V做了什么呢?有30余万粉丝的微博博主“@马克叔叔”发起投票“江歌案:你支持陈世峰被判死刑吗”。据称有1万多人参与了投票,其中的9 719人(88.9%)持支持判死刑的态度,认为应该相信法律观点的仅有1 081人(9.9%),不足一成。让网友投票决定犯罪嫌疑人的生死,实在有违法治精神[21]

“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披着真相外衣的谣言一定可以大行其道,但“后真相时代”的谣言在传播机制和传播规律上已经出现了新变化。网络谣言的快速扩散与网民的信息消费习惯有关,大多数网民都有“懒得求证”这一通病,盲目跟风、人云亦云。大量未经证实的信息通过网上的互转、微博互“粉”而不断被加固,谣言由此形成。符号化的语言、故事化的白描、鼓动性的文字等对公众的情绪起到连锁式的感染作用,产生了广泛的动员效应,群体情感趋同,并向某个方向迅速发展[22]

互联网传播以快制胜,部分社交媒体意见领袖为了抢先制造话题、导引流量,争相发布或转发未经证实的信息甚至谣言。“@五岳散人”等微博意见领袖参与传播武侠小说作家金庸的“被去世”,“@秦火火”“@立二拆四”“@薛蛮子”“@周禄宝”“@傅学胜”等长期在互联网蓄意制造并传播谣言、恶意侵害他人名誉、非法攫取经济利益[23]。2016年2月,针对少数网络名人无视社会责任、滥用自身影响力、在网上多次发布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以及造谣传谣、扰乱社会秩序等违法违规信息的行为,有关网站依法关闭了一批网络大V账号[24]。一些新浪大V通过煽情行文的非理性发声和伸张道义名义下的诅骂、谩骂来鼓动网民情绪,有发起网络暴力之嫌,也实际促成了“舆论审判”、网络暴力和线下“准暴力”的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