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大V话语权构成及形成机制
话语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修辞学，它是作为一门辩论技术被提出来的。话语权力则经过福柯的系统阐述后成为一种显要理论。福柯认为：“话语是我们强加于事物的一种暴力，或无论如何是强于其上的一种实践”[4]，话语实践通过控制、选择、组织、解释、评论、置换、隐喻等手段体现现实规则，事实通过反复的话语实践建构了“真相”和人的本质，这与李普曼的媒介拟态环境论如出一辙。新浪大V通过选择和转发、解释和评论的话语实践向粉丝人际信任网撒播，建立共同话题，制造共识，建构事物和范畴，从而构造现实世界的虚拟环境，影响人们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方式。微博用户影响力的大小与粉丝数量和活跃程度呈正相关，微博的影响力越大，意味着该微博用户的话语权越大，两者相互促进、生发。
（一）新浪大V话语权的构成
经济学中的市场失灵理论，强调市场是一种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机制。但现实世界中，因垄断、信息不对称或不充分、外部效应或公共物品的存在，市场机制并不能使资源配置实现最理想的状态。在话语表达领域也是如此。尽管微博用户都可以发声，各种意见和思想在微博场域都可以自由交锋，但这种交锋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一方面，思想的交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现代社会变化太快，导致信息过度膨胀，一个社会热点还在讨论中，另一个热点又迎面而来，人们来不及证明和思考就已被新的热点淹没了。
用户之所以选择微博，主要是因为微博对社会热点事件的快速反应。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用户选择微博主要是为了及时了解新闻热点（72.4%）和关注感兴趣的内容（66.5%）[5]。因此，占有社会稀缺资源、拥有众多粉丝的意见领袖，在微博舆论场域享有突出的话语表达权，能激发热点事件、引导讨论方向，甚至引领舆论潮流和社会风尚，普通用户往往只是意见领袖的回音壁，往往意见领袖不经意的一句话，也会引起粉丝的猜测和想象。
新浪大V的话语权主要由把关、舆论引导和议程设置等要素构成。库尔特·勒温最早系统地提出把关理论，其后由怀特将其从社会学领域引入新闻传播领域。这一理论认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通过把关人的搜集、过滤、处理，最后只有符合社会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才能进入传播渠道。在社交媒体人际传播领域，传统把关人已经不存在了，用户作为类把关人继续存在。每个用户都有自己的立场、价值标准、情感倾向、兴趣爱好，在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事实时，他既可以选择说或不说，也可以选择从哪个角度去陈述表象、阐释事实。如2016年5月7日的“雷洋案”，在微博场域经历了发酵、演化、反转、突变等一系列爆炸式传播，如果雷洋不是冠以醒目的“人大硕士”身份，而是其他更具爆炸性的身份信息，舆论走向就可能截然相反。再如，在“九一八”事变85周年纪念日，郭斌发微博称，“我是去过日本却从不用它包括电器之内的任何产品！甚至在日本住酒店很小人地把水都打开，还觉得解气！”很多人不知道郭斌是谁，一个非公众人物的言论并不会引起关注。但是，当新浪大V转发这条微博后，披露了郭斌是前乒乓球奥运冠军王楠的丈夫。王楠身为公众人物立即引发名人效应，郭斌的言论很快就引发更多的评论和围观。这就是话语把关的作用。
新浪大V话语权的构成要素中最重要且使用最为广泛的是舆论引导。舆论引导主要是指意见领袖经常为其他用户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行为。该行为一般通过意见领袖发布原创性微博、评论或转发微博等方式实现。在某些重大突发事件中，新浪大V的言论能起到一定的舆论引导效用，实现正能量的传播。2011年“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有人怀疑事故起因为“火车司机疲劳驾驶所致”，这一言论在微博场中瞬间掀起热潮。当时拥有4241万名粉丝的“微博女王”姚晨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发布了以下内容：“火车司机潘一恒，是发现情况第一人，如想逃，只要往后车厢跑，或可捡回一命”；“正是他在那一刻，坚守岗位并拉下紧急制动，才为后面的乘客换回了一线生机”。这两条微博及时、有效地引导了舆论的正确走向，但需要指出的是，新浪大V并不都是意见领袖，其中只有一部分会成为意见领袖[6]。粉丝量并不等于影响力，新浪大V的话语影响力还与活跃程度和内容原创率相关。
由于生产的去中心化、内容的碎片化，大V的议程设置效果在微博场域被弱化。如果没有大量普通微博用户的活跃参与，微博意见领袖设置的话题将因缺少回应而归于无效。意见领袖可以凭借自己的社会身份和信息不对称优势，选择性地提供事实、意见，为微博社群用户的议程设置提供对象。
（二）新浪大V话语权的形成机制
新浪曾推出“微博风云榜”功能，即依据粉丝数量和影响力对微博用户进行排序，相对清晰地标识出了微博话语权的分布，为意见领袖话语权与现实社会话语权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某种依据，从中也能发现新浪大V话语权形成的部分原因。
现实社会中，名人通过制造话题与高曝光度赢得社会关注，进而积累了巨大的社会知名度，并以此奠定了话语权实践的基础。社交媒体的出现打破了原先只能依靠传统媒体发声的传统，为普通大众创造了新式的社交与发声平台。从创新扩散理论角度分析，每一产品领域的早期使用者通常都是社会系统内部层次较高的意见领袖。拥有优质社会资源的名人得以成为新社交媒体的早期使用者，并具有在微博场中成为意见领袖的优势。在名人效应与平台政策的激励下，微博中的名人拥有了更加通达的传播渠道和更加自由的表达空间，迅速积累了广大的粉丝基础，进一步拓宽了自身的影响范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传统媒体。相对而言，微博普通用户（也称草根用户）由于缺乏社会知名度，在微博中也往往处于少有人关注的状态，他们的话语表达通常局限在较短的社交关系链，无法有效地通过人际节点扩散传播。换言之，微博的诞生并未缩小草根与精英间的话语权鸿沟，而是成为现实社会中精英话语鸿沟的线上延伸。
正因深谙名人的社会与现实影响，新浪在微博发展初期就搬用了名人经济模式，邀请现实社会中的众多名人进驻微博，并进行加V认证等操作。从微博服务商的角度而言，意见领袖的存在主要是为积攒人气、吸引广大普通用户，最终服务于微博流量、点击率以及可能的盈利模式。不可否认的是，早期加V认证的形式等同于在草根用户和意见领袖用户间筑起了一面墙，清楚地标识了两者层级的不同，实质上是将现实社会场中角色的差异迁移到微博场。“地位很高的成员倾向于比其他人发起更多的交流活动，他们的思想也比较有影响，部分是由于地位低下的成员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部分是由于他们害怕报复。”[7]普通用户由于缺乏信心，或出于安全考虑，通常避免首发原创内容或提出意见，满足于延续现实生活中对名人及自身的刻板印象，往往怀着娱乐的心态围观或追随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则利用微博名人认证的实名效果获取大量公众的关注，并最终反哺自身在现实社会场中的影响力。普通用户反而因现实社会场中名人话语权的网络化延伸，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自身的无力感倍增。
微博赋予意见领袖的话语权主要基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这也是微博服务商邀请名人加入和选择加V对象的主要判断标准。而“用户所关注更多的不是某个话题，而是某些用户的状态”[8]，这对微博话语权的差异化分布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根源在于普通用户自身的选择性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