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受众与社会：大V影响力形成的现实基础
现代社会是法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会要求人们部分地出示情感，并在不同的语境下展示不同的部分。大众媒介与社会权力息息相关，“大众媒介作为思想传播的载体，通过潜导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形成社会规制，参与编织社会权力的大网”[6]。就微博而言，作为目前国内较具影响力的公共社交平台，对内部的权力分配以及由此产生的公众和社会影响进行研究具有较大的社会意义。新浪大V所扮演角色的表现行为和传播效果显然已经超出了普通用户将微博视为社交平台的性质范畴，甚至逐步拥有了强于传统媒体的媒介影响力。从宏观上看，大V影响力的形成是技术、受众与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由社会媒介化与媒介社会化的双重作用而产生的巨大合力。
（一）技术和平台的双向支撑
大V影响力的多级式传播主要分为对粉丝的影响和粉丝对社会的影响两个阶段。前者的作用力最初主要来源于大V在现实社会中积累的知名度和微博平台特殊的信息传播方式。从表面上看，大V影响力在微博空间的表现主要体现为话语权的掌握程度。所谓话语权，并不仅指主体拥有自由发声的权利（其隐含的前提是信息知晓权与接近权），更指主体的话语表达能力及其影响力的力度。话语权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权力，在传播领域主要表现为影响媒介的权力。
微博发布初期采用了与新浪博客相同的推广策略，即“名人推动+群众运动”，这一策略有效地挖掘并利用了名人的社会影响，快速带动了微博的成长速度。新浪微博凭借其在博客营销中积累的大量明星、意见领袖和行业领袖等资源优势，吸引了大量名人入驻，并率先进行实名认证。据统计，微博上线不到一年时，获得认证的名人已超过2万。为激励更多名人加入，微博平台赋予了名人更多特权。
看似为了保障名人权益的“V”认证，实质上在微博创建初期就对微博空间内的权力层级进行了潜在划分。即便后期有部分草根大V崛起，并逐步壮大自身的话语权，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早期微博用户中明星的大规模加入使微博呈现出过度娱乐化的氛围，更具社会价值的公共议题被冷落并弱化。
媒介对现存社会形式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是加速度和分裂，加速度已经“将物质问题转换成道德问题”，“一切交换和人际交往的手段”往往随速度的增加而得到改善。与此同时，速度又“加重了形式和结构的问题”[7]。微博的信息传播模式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线性传播（one to one）和网络媒体的网络传播（one to N），是通过粉丝路径和转发路径而呈现的裂变式传播（one to N to N）。微博空间内一旦出现受到公众关注的话题或事件，其传播范围和速度将成倍扩大，批量转发的叠加效应促使相关微博用户影响力的急速生成。由此，微博信息传播的快速性和全球性为大V影响力的生成提供了基础的呈现平台和技术机制，大V影响力在微博平台特性和早期宣传策略的助推下拥有了基本的作用推力。
（二）社会资源与网络资源的有效转化
“在我们的信息时代中，一个人的扬名显声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而仅仅是由于人们知道他有名气。”[8]新浪大V之所以能带来名人效应，其根源即在于大V在现实社会中拥有的知名度。名人效应之所以在微博的发展战略中具有打开局面的奠基意义，主要原因在于名人可以将现实社会中拥有的社会资源“复制”到微博空间，微博平台的成功推广又反作用于大V，继而实现用户与平台双赢的跨越式发展。微博等社交新媒体是嵌入现实生活的数字入口，在现实社会与虚拟世界的融合互动中，虚拟网络中的潜在资源迁移至现实社会成为可能，由此产生的利益链条成为大V影响力生成的主要动力。
现实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在微博空间的生成和生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物质财富表现出来的身份象征成为个体与社会相连的最重要的符号装备[9]。这些与社会资本、物质资源相联系的身份象征，在微博空间内转换成身份认证、教育经历等显性图标以及共同关注用户、推荐用户等反映微博用户之间关系谱系的潜在人际资源。微博影响力的动力机制内生于微博作为信息服务平台所激发的内容协同生产以及基于用户社会关系网络打通的信息通路，其本质是对信息资源的凝聚力和整合力。随着微博营销方式的多样化和移动应用的嵌套式植入，微博凭借对关系型内容和内容型关系的双向构建，提供了更多从网络资源到现实资源之间的调动可能性。
微博早期作为基本宣传平台和社交互动软件的常规功能随着平台的发展壮大而日趋丰富。尽管依托于粉丝经济的广告植入现象依然存在，但随着“微博打赏”“头条设置”等系统功能的陆续上线，微博用户生产内容向现实资源转化的现象日益增多、比率逐渐提升。互联网作为一项“身份工程”的特征日益凸显，它允许个体表现得更加自我，并在此过程中为个人和群体的利益创造社会资本。微博营销号的叠加出现以及微博头条信息内容设置的买卖与推广，印证了社会资源与网络资源之间实现转化的直接手段具有可用性。软件自身功能的升级以及用户对信息依赖程度的加强，加之大V名人效应和微博市场效应的双重作用，大V的影响力在现实资源和虚拟资源的有效转化上显现出无可比拟的优势。当然，随着公众信息辨别能力的提升，微博场域内信息大面积的扩散是否还能转化为相应的现实资源仍有待探究。
（三）“集体在场”的注意力舞台构建
“在场”的哲学意义是指“现在正在这里存在的东西”或“某物现在正在这里的存在”[10]。个体具有“接近的冲动性”，有一种大家“共同在场”，或者在“面对面互动中与别人相见的需要”[11]，以便更为真切地关注对方的感受与反应。微博的开放性促进了用户的多元化，微博单向确认即可关注的功能设置使处于不同时空的陌生人的“在场”成为可能。微博用户对其他用户的个性化关注行为展示了其对某一特定对象某一方面的认同或需要，选择标准或结果的相似性则提高了陌生用户之间互动的可能性。
在虚拟空间中，分散个体间的交流沟通有利于促使集体的形成。“集体在场”的注意力舞台由此被逐步构建，拥有大量粉丝的大V成为“舞台焦点”之一的可能性提升。微博平台的技术特性赋予微博用户自成媒体的机会，用户属性的多样化促进了媒体内容生产的多样性与媒介引入、使用的复杂性，大V影响力生成的媒介环境日趋完善。
戈夫曼认为，大多数社会都存在分层系统，人们普遍对高阶层抱有理想化的期待，个体期望得到有声望的社会地位，或接近社会价值中心的地位。为了实现这种普遍的向上流动的社会需求，人们需要努力修饰自己的表演前台，以达到向上流动或者避免向下流动的目的。新浪大V的非固化特征使之容易获得大多数粉丝的关注，也容易被这一特征牵制。微博平台作为传统性媒介表演前台的延伸，对大V的话语表达有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大V受到的关注度越高，微博转变为表演前台的可能性就越大，大V进行媒介化表演的程度就越高。目前大V的权威和影响力“主要依托个人和信息的感性魅力以及他们在诉诸常识中体现出的道德勇气”，而非“作为知识精英应当持有的分析理性、专业知识和批判意识”[12]。以大V为中心的注意力舞台往往会形成“集体在场”的自我封闭，用户个体极易被集体意识裹挟。所谓集体意识，既来自大V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社交圈，也来自其粉丝团体在不断积累中形成的意识形态。前者容易使大V为现实相关利益所迫而在公共事件中失声；后者则使大V在微博中的表演呈现出与粉丝群体相互迎合的状态，这种状态反过来会加剧群体的非理性行为。大V影响力生成的媒介环境由此越发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