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V影响力的内在生成模式

梅尔文·德福勒和鲍尔·基洛奇于1976年首次提出“媒介依赖理论”，用来考察媒介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与媒介依赖性之间的关系。“受众依赖媒介提供的信息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并实现他们的目标，媒介影响力的基础在于社会大系统媒介在此系统中扮演的角色和受众与媒介的关系三者之间的联系。”^[16]受众对媒介的依赖性越强，媒介的影响力就越大。互联网场域内的公共事件由于大多涉及政府、官员、体制等敏感性主题而受到公众的普遍关注。专业性解释和特定领域内相关信息的缺乏提高了公众对媒介的依赖，大V对相关事件的适时讨论能有效地弥补由于政府信息更新不及时以及信息发布“官腔化”而造成的信息空缺，大V的影响力也由此快速扩大。

微博场域内事件效应的产生及其效果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随着“微博头条”等平台功能的开发，大V的制造与生成或有可能成为一种必然结果。如图4-2所示，一般而言，大V影响力的生成主要是由大V的社会属性、微博行动以及普通微博用户的微博行动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图4-2　大V影响力生成模式图

大V的社会属性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大V的自我形象，基于大V本身的现实形象与社会地位；二是大V的管理团队，同时负责大V自我形象的维护与大V社会资源的管理；三是大V的社会资源，大V具有的现实资源越丰厚，他（她）后期能利用和转化的资源就越多，与其他大V之间形成的聚合效应与圈际效应也将更为明显。上述因素共同奠定了大V影响力生成的资源基础。

大V的微博行动包含大V利用微博空间提供的可用资源而展开的一系列行动，具有动态特征，会因人、时、情境等不同而产生变化。具体来说，大V的微博行动包含行为变量、心理变量和情境变量三个因素。普通用户的微博行动与大V的微博行动是“集体在场”情境下能够相互影响的可变因素，两者各自的变化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都会对大V影响力的生成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行为变量即微博行动主体的外部行为变量，基本反映了微博平台对该主体具体角色作用的设定。例如，一些大V对大量公共事件进行及时关注和评论，以抢占话语权的制高点；普通微博用户关注同一领域内的大量相关用户，最快地获取该领域的最新消息，以满足自身对信息的需求。心理变量是描述微博行动主体心理动机的变量，不同的心理动机可能会引发不同的微博行动，也可能导致相同的微博行动，因此把握的难度相对较大。情境变量则包含行为变量和心理变量之外的其他不确定因素，特别是包含公共事件在内的突发性因素。

为所有微博用户的“集体在场”而搭建的注意力舞台构建了大V影响力生成的整体媒介环境，大V的媒介化表演以及其他用户通过微博而进行的“围观”，共同打造了微博场域内特殊的媒介景观。不同因素之间的作用效果决定了大V影响力生成的时长、效度和持续力，例如，在突发事件中，事件的亲历者或最初信息源通常具有极高的引用率。在2014年3月1日发生的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事件中，亲历者“@上官曌”躲在一家手机店里发布了一条求救微博，两个小时内的转发量高达1.43万次，而该博主其他博文的被转量一般不超过50次。情境变量的突变是该微博用户影响力生成的主要原因，加入转发链的用户中不乏名人与官方微博，如作家蒋方舟、云南网、《云南信息报》、昆明警方等。大V的转发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信息扩散和聚合影响力的作用，但由于缺乏其他变量因素的支持，该微博用户的影响力仅具有短暂影响，难以持续，无法与大V的影响力相提并论。

此外，微博平台机制与国家网络管理政策始终对微博场域及大V影响力具有极强的控制作用。2013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展开了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及扫黄打非等行动，以及整治网络违法犯罪的“净网”专项行动。一系列“净网行动”的展开使新浪大V的角色产生了明显的转变。2015年之后，新浪大V的活跃程度明显下降，网络舆论号召力和影响力也随之减弱^[17]。微博场域内各用户之间微博行动的共同作用促进了新浪大V影响力的生成，国家规章制度和管理政策则成为大V影响力生成程度的最终把关人。一旦大V影响力的负效应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政府及相关部门将对其进行管理与整治。从宏观上看，国家网络管理政策是包括微博在内的所有互联网平台的基本底线，但从微观上看，则是新浪大V影响力生成及扩大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大V影响力生成模式的描绘和阐释是对新浪大V影响力进行研究的基础，生成模式的搭建将有利于更为具体和系统地分析大V群体及普通用户在网络公共事件舆论发酵过程中的有关微博行动。从已知的社会属性和微博行动上来看，探测新浪大V影响力各变量因素的演变轨迹，以此推测他们的下一步行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舆论的聚合或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