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确立
随着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际敌对势力加紧对共产主义阵营的分裂，世界格局发生重大改变。针对当时国内以及国际的复杂形势，十三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巩固改革开放以来的方针、政策，继续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会议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是“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江泽民同志在会上明确表示，“在抓紧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决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些讲话内容不仅对于稳定当时的全国局势有重大作用，对于未来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保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延续性，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表示建设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根据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标准和要求，提高全民族的思想素质。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党的理论和基本方针、路线是“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排除各种思想的干扰，维护了稳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进行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其中包括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计划经济，坚持改革开放，保持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是配合这个阶段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对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创造良好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舆论环境、价值观念和文化条件，净化思想，激发劳动热情，形成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高潮。
1979年—1989年，在共产党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思想道德建设开始深入人心。思想上的转变是经济、政治发展的基础，人们在抚慰十年“文革”带来心理伤痛的同时，逐步建立“以改革树新风”的新观念，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新的生活，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打开国门后的一系列变化。外来文化在精神上对传统思想的冲击，在物质上给予视觉上的冲击，乃至道德观念上的冲击，它们急速深入人们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快速适应这样的环境，需要人们以更加积极乐观的心态来面对。改革开放给闭塞已久的中国社会带来了突如其来的挑战，作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革新，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遵循，极具冒险精神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为广袤无垠的中国大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引进西方先进思维理念的同时，一些资产阶级腐朽落后思想受到追捧，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
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继续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决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明确要求“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改变人民在思想上的混沌状况，使道德建设工作出现转机，形成新的理论和看法。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意义深远的南方谈话，这是继续贯彻党对执行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延续，对中国九十年代经济进步和社会进步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理论，从1979年起便贯彻于邓小平理论的始终，南方谈话时，更提出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坚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绝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决定了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解决了整个社会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的问题。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数以万计的高学历专业人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乃至未来中国立足于世界强国的必然需求。在精神文明的建设过程中，要把握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同中华传统优秀的文化思想有机结合，加强对人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道德素质教育，建立优良的社会主义公德教育机制。南方谈话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成熟，深刻回答我国改革开放中“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坚定了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加大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1992年3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对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要性予以肯定，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正确的指导思想，是新时期改革的一面旗帜，推进改革的继续，也标志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
十四大报告在总结过去的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再次“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深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明确“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强调要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发挥群众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新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