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侔天地 道贯古今（序三）
赵绍时
《大理州文庙书院匾联诗词碑文集萃》一书历经大理州孔子学会的同仁、专家、学者共同努力、精心劳作，几易其稿，欣喜之际，将予以付印，可谓为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幸事、好事、实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这是着眼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来的，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彰显了我们党鲜明的文化立场。坚定文化自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充足的底气。一是源自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不仅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富滋养，也为人类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二是源自党领导人民在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石。三是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完全能够支撑起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也完全能够支撑起我们的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其意义就在于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坚定文化自信，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文化自强。大理州孔子学会编辑此书的宗旨及意义就是要增强时代责任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时期大理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大理是云南较早建立文庙的地区。云南史学界的部分学者认为：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赛典赤首先在云南开展尊孔读经和创建学校教育制度，在中庆路（昆明）、大理等地首建文庙，从此“云南始知尊孔子”（《大理丛书·方志篇·序》）。实际上在南诏时，大理就先后建了两座文庙。明代李元阳撰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六·南诏始末》载“晟逻皮之立，当玄宗先天元年（712年）立孔子庙于国中”，比云南史学界结论早564年。类似记载史料中可找到20多处，连最新版《云南省志》也有“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年）晟逻皮立孔子庙于国中”的记载。清代蒋旭撰《蒙化府志·卷一·蒙氏始末附》载：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年）劝丰佑“建文庙于玉局峰下，以儒教典籍训国中，明三纲五常”。此文庙也比云南史学界的结论早了419年，可见最早在大理地区建的这两所文庙才是开云南文庙历史的先河。
大理是云南最早引进传承儒家学说的地方。据民国《大理县志稿·卷三》载：“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以司马相如持节入西彝，至若水，叶榆（今大理）人张叔、盛览往从受学，归教乡人。”明代天启《滇志·卷三》称“滇之文教始此”“尤为南方文献之始云”，而且当时大理地区儒学传播已有相当广泛的基础和相当高的水平。《大理县志稿》称“麟萃蜀学，比于齐鲁”，齐鲁乃儒学诞生之地，能与之相比，当非泛泛之辈。东汉章帝刘炟元和二年（85年），大理和昆明在云南率先建立了正规的儒学教育机构，黄元治纂康熙《大理府志·卷十一·学校》载：“大理有学，传自汉元和二年。”《西云书院序》中说：“迤西文教之盛，往昔甲于滇省。”
大理在云南首开建庙祀孔的历史。民国《大理县志稿·卷十》：“吾邑当蒙氏时，晟逻皮创立孔先师庙，遂为典祀之权。”
大理是中国儒家文化及文庙的高度富集区。《孔子家族全书·卷五》载，明清时期中国文庙总数为1560所（指县及县以上的建制文庙），而大理地区明清时期建制文庙就有15所，几乎占全国百分之一，但大理地区面积仅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三百二十分之一，人口仅约占全国人口的四百分之一。这么密集的建制文庙群，在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在元代以前没有省级行政区，自秦以后实行郡县制，因此中国的建制文庙在地方上仅有府、州、县三级。除此而外，上面最高级为京师文庙（位于北京），不设泮池，而设辟雍（圆形池），另外还有山东曲阜的祖庙。因此中国文庙共有五个等级，即祖庙、京师文庙（一年四季仲月祭祀），地方为府、州、县三级文庙（一年春秋两季仲月祭祀）。汉至隋朝称为仲尼庙、孔子庙，唐朝称孔圣庙、文宣王庙，宋朝称宣圣庙、夫子庙，元朝称先圣庙，后来通称孔庙、文庙或先师庙。地处祖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大理州，在明清时期拥有15所文庙，可见华夏文化辉煌灿烂，在大理源远流长。
大理的15所建制文庙为府文庙3所：大理、鹤庆、巍山；州文庙5所：凤仪（赵州）、宾川、邓川、剑川、云龙；县文庙7所：太和（大理）、永平、凤羽、洱源、弥渡、南涧、祥云。此外还有众多建制外的镇、乡、村级文庙。
大理市在方圆不到30公里的范围内集中了府、州、县三级文庙各1所，即大理府文庙、赵州（凤仪）文庙、太和县文庙。在这狭小的空间范围内完整地集中了中国地方所有的三级文庙，这在全国也找不到第二家。
大理历史上的书院是大理白族自治州古代儒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文庙而设学，因设学而建文庙。随着历史变迁，兴办书院日趋成熟，正如民国《大理县志稿》所载：“明以迄满清，学风日盛，人才蔚起，考其进化较速之原因，皆由先贤辈不惮艰难，广建书院义塾，进子弟而课之。”书院教育制度具备教学制度和教学结构的雏形，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其领导者称为“山长”或“主讲”，由学有专长、德高望重的名儒主持并为主要讲师。大理历史上涌现出的杰出人物如李元阳、杨士云、杨黼、赵雪屏、师范、王崧、王人文、赵藩、周霞、马恩浔、张肇兴、马骧、李燮、周仁、马曜、张文勋等，都和书院教育、熏陶、培养、锤炼息息相关，乃为“文献名邦”“历史文化名城”有本之木、有源之水而流芳于今。
本书编者殚精竭虑在掌握历史文献及深入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归集整理出大理历史和现存的共计38所文庙、108所书院，实为难能可贵的发掘和整理。
文庙和书院文化博大精深，且自成体系，具有其自身全面、系统、历史沿革等一系列规律性。本书则只侧重于对其匾联、诗词、碑文做发掘、整理、归集。虽只是这个切入点，但这是对历史的尊重，是对历史文化的抢救发掘和保护，也完全可视之为窥一斑而见全豹，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大理灿烂辉煌优秀传统文化的形象。
改革开放以来，大理白族自治州和全省、全国一样，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取得了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发展，城乡繁荣、民族团结、文化兴盛，人民安居乐业，各民族人民幸福感倍增。在国泰民安的盛世繁景时代，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大理州孔子学会编辑好这本书，就是以实际行动贯彻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件幸事，是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件实事，是为繁荣文化建设、文化兴州而做的一件好事。
此书付印之际，编委同仁感悟良多，在苍洱大观的家园不禁有感而发：
户依苍山兮，尽揽不墨千秋画；
门临洱海兮，轻抚无弦万古琴。
文化自信兮，中国之梦展宏图；
家国情深兮，血脉相承国运兴。
赵绍时：1951 年7 月生，籍贯云南大理，白族，大学学历，经济师、税务师，中共党员。曾任大理白族自治州孔子学会会长。曾是下乡知青，历经磨炼。青年时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其间任《空军报》和成都军区《战旗报》通讯员。从部队复员后在大理州财贸系统、工业系统、财税系统担任领导职务数年，曾编辑出版经济类、财税类专业著作和专业志书。工作之余酷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涉猎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典籍及摄影和书法。担任大理州孔子学会会长后任学会期刊主编，并适时组织各种学术研究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