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30多年前，我的著作《教育史研究指南》（Guide to Research in Educational History，1949）在纽约大学书店出版。它有幸在高等教育机构和各图书馆稳定地流通。该书脱销后，从很多国家不断传来再版的要求。由于大学职务和各种研究与出版计划缠身，使我无暇考虑出新的版本。在宾夕法尼亚州诺伍德出版社的负责人杰罗姆·S· 韦曼（Jerome S.Weiman）的建议下，我决定增加原先发表在《教育史季刊》（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上的两章内容。1973年的新版本用了一个更加简洁的书名《教育史研究》（Research in Educational History）。

现在这个版本《教育史学：传统、理论和方法》（Educational Historiodraphy：Tradition，Theory，and Technique）又增加了过去十年间我发表在《教育史》（Peadagogica Historica）杂志上的两篇论文。《教育史》杂志是比利时根特大学K·德·克拉克（K.De.Clerck）教授主编的、使用多种语言的国际期刊。这个新版本代表着我们力求平衡教育史研究和写作中历史、理论与实践诸方面的努力。

本书中运用的是古典历史学（classical historiography）的方法。我并不遵循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和劳伦斯·A·克雷明（Lawrence A.Cremin）的修正主义学派（revisionist school）的原则，或者极端修正主义者（ultra-revisionists），亦称激进修正主义者（radical revisionsts）所倡导的原则与实践。我不赞同贝林—克雷明假说的原因，已经在附录中做了说明。作为从多元框架思考社会、政治、经济和教育问题的人，我不能接受激进修正主义者的主张。如果有机会重写本书，我将会对这个教育史学派的思想做出更细致的评价。谈到量化的历史学研究（quantitative historical writing），我不相信它比传统的分析提供了更精确的历史图景。

《教育史学：传统、理论和方法》一书可以看作是原来那本《教育史研究指南》的第三个版本，适合于学者和高年级学生。本书努力使读者确信，教育史研究应该超越地域和语言上的狭隘界限，而在更广阔的背景上展开。在追求精确性、透彻性和客观性的理想之外，还应该增加关注其他国家或语言中的思想和发展的意识。

感谢杰罗姆·S·韦曼的一些善意而实用的建议；感谢K·德·克拉克教授允许我重印我的几篇文章。尤其要感谢我的妻子西尔维亚（Sylvia）对我珍贵的鼓励和帮助。

威廉姆·W·布里克曼

于新泽西州樱桃山

1982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