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综合

如果省去呈现或书面表达,史学研究过程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对研究进行综合。我们假定历史学家已经收集和评价了他的原始资料,并确立了基本事实。现在,他必须将他研究线条上所有松散的串珠收紧。

1.资料选择。首先,他必须决定在呈现结果的时候采用哪些资料。十有八九的情况是,他很可能拥有丰富的资料,所有这些资料在他看来都很重要,特别是它们都是用“鲜血、汗水和泪水”搜寻、筛选来的。然后,研究者必须考虑他最终成果的成本、可供他支配的时间以及它们对读者的心理影响。不难想象,哪怕是一位学者对一本内容庞大的著作或论文的反应,大部分多余的资料可以插入附录之中,以供该领域其他的研究所用,或者干脆就放在脑海中成为历史学家的永久财富。不用说,参考书目和其他特别专业的著作是例外。

资料选择的基本标准是历史学家的目的。考虑到本书的绝大多数读者将是各种大学学位的候选人,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的研究主要是面向或窄或宽的学者或未来学者的圈子。如前面段落所述,学生们应该记住,专家的耐心和注意范围并非是无限的。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假设历史报告的撰写者必须将“所有的新发现”都塞进手稿中。一项学术研究应该包括作者的思维步骤和处理资料的例子。此外,还应该包括对研究课题背景的合理呈现。再次,应该强调,在选择资料的时候要尽量将个人的偏见降到最低。

提交给教育史课程教师的研究报告,通常并不要求撰写者制定精细的资料选择方案。然而,即便是他们,也要认真选择那些与主题相关的资料。如上面段落所述,他们也应该考虑时间和篇幅的因素。总之,应该尽量选择原始资料而不是各种二手资料。

2.时间顺序。有很多种方法来综合材料,从而将大量的事实资料呈现为一种组织良好的、统一的、便于理解的、可靠的、前后一致的图景。在有些个案中,以时间顺序来组织报告是很有用的。理查德·W.黑尔(Richard W.Hale)的著作《罗克斯伯里拉丁学校三百年校史:1645—1945》(Tercentenary History of the Roxbury Latin School:1645—1945,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河岸出版社1946年版)就是这样做的。这种组织材料模式的优点是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机构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可能错失深入细致地讨论某些论题的良机,因为他的主要兴趣是毫无间断地进行编年叙述。另一种综合的方式是根据地理或其他单元来分解资料。珀尔·基布尔的《中世纪大学中的同乡会》就是利用了这种综合方式。作者根据国家、宗教和机构的不同将手头的资料进行了分解。R·H·埃克尔贝里(R.H.Eckelberry)在《美国市立大学史》(The History of Municipal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根据不同的大学来呈现和讨论他的资料。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不能沿着事件当时发生的顺序呈现出一幅流动的历史画面。

3.标题安排。另一种综合的形式是通过标题的安排方式进行的。这种做法通常在研究范围比较广的情况下使用。例如,关于一个大城市或一个州教育史的研究,可以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教育培训、教育财政等标题下展开论述。这种程序至少会经常出现重复或大量的交叉引用。为了避免论述模糊,作者必须插入完全按照时间顺序论述的一个章节。或许最精细、最困难的技巧是将各种各样的方法结合起来,例如,将标题划分和时间顺序结合。在《新泽西州的教育:1630—1871》(Education in New Jersey:1630—1871)(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42年版),奈尔森·R·伯尔(Nelson R.Burr)就综合运用了这两种方式。在有些章节中,他划分了教会学校系统、文实中学(academy)和小学,与此同时又努力按照时间顺序来论述。

4.因果关系。刚才讨论的综合是机械的或外部的综合。还有一种被卡拉汉称为“内部的综合”。在这位历史学家看来,“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孤立的事实是与其他事实完全隔离的。任何一个事实都因先于他的事实而存在,反过来,紧随其后的事实也因其而存在。”简而言之,历史学家必须指出他的事实资料之间的关系。最基本的内部综合形式是因果关系,或者说是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卡拉汉提醒我们:“任何严肃的历史概念都理所当然地要求探究因果关系。仅仅将事件依次排列起来,而不努力通过因果关系的粘合力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就是还没有迈进历史学的门槛。”在本章前面讨论原始材料处理的时候,读者已经对因果关系非常熟悉了。一个教育思想或著作来源的确定、一位教育家对他人影响的确立以及假设的运用都包括因果关系原则。鉴于本章对这些过程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论述,这里不过是再次强调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一些注意事项。一个事件不太可能只有一个原因,而更可能是几个原因的结合。两个或更多事件依次发生并不必然意味着存在因果关系。必须区分直接原因和潜在原因。当然,后者很难去证明。

5.历史趋势。历史趋势的把握也与综合技术有关。作者通过比较一段时期的事实去表明一种趋势或方向。趋势就是事实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因为它们在某一方面的相似性成为更大范围归纳的基础,而这种归纳很可能被用于预测的目的。因此,有必要在运用辨别趋势的方法时特别细致谨慎。克劳德·C·克劳福德(Claude C.Crawford)的《教育研究方法》(The Technique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对该论题进行了最好的讨论。克劳福德教授很正确地批评了许多作者在一些图书或论文中搜集关于某种趋势的论述,然后就将这些观点作为他们自己概括出的趋势呈现出来的做法。他同时也指出了将当前的条件或实践作为趋势,而不去研究过去的相应条件。从积极的方面,他提供了改进趋势研究的一些原则和技术:(1)只有通过比较它在不同时期的条件或实践,才能把握一种趋势;(2)最好在一个长时期(比如50年)而不是一个短时期(比如5年)中研究趋势;(3)比较有间隔的时期比相对比邻的时期更好;(4)两个时期的条件或实践的分类应该在相同的基础上进行;(5)将资料缩减为统计表,会大大降低在语言描述中常见的主观错误;(6)课程资料是增加还是减少,可以通过考察一段时期的教科书确定;(7)研究专业的教育杂志,会发现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新的侧重点;(8)教科书的出版日期,可以用来比较关于学校中各种科目的图书数量的增减率;(9)在两个时期中关于某一主题的期刊论文的数量,可以表明该论题受欢迎程度的增减;(10)在《教育索引》和其他期刊索引中,条目数量的增加也可以确定一个趋势;(11)可以研究早先的试题和问卷,并将结果与对前一个时期的有效进行比较;(12)研究者应该非常谨慎地选择那些能真正代表他们所研究时期的资料;(13)最后,“不要认为存在的趋势就是合理的”。

本书作者再增加一条建议,涉及时间跨度较短的研究可以在几个时期(比如5年或10年)的基础上确定趋势,时间跨度很长的研究可以相应延长时期。最好包括临近的时期,条件是有足够的数量以便考虑相反趋势的可能性。例如,对半个世纪中保险主题在算术教科书中地位的比较研究,如克劳福德的建议,不能仅仅比较1900年和1949年的教科书,并将在保险主题重视程度上的差异视为一种趋势。更可能的情况是,人们对待算术课程中保险教学的态度经过了多次变化。例如,1900—1910年保险学曾经很受欢迎;1910—1920年更加受欢迎;1920—1930年不再受欢迎;1930—1940 受欢迎程度有所回升;1940—1949年受欢迎程度中等。仅仅比较1900—1910和1940—1949时期的学生,将会得出算术课程中的保险教学在过去的50年中减少了很多。另一方面,将该问题划分为10年一个时期进行研究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即算术课程中的保险教学趋势经历了沉浮,当前的趋势是再次上升。在两个结论中,哪个更加准确是不言而喻的。

6.内容总结。教育史的许多论文和其他研究都包括进行最后综合的一章,这一章通常包括总结、结论、评价或评论、启发意义和建议。这些对于作者和读者都很有帮助。一个好的总结并不是对大量事实的机械再现,而是选择最有意义的资料进行适当阐释并对其相互关系进行清晰描述。结论呈现的是对研究中包含的结论的概括。获得结论的过程已经在本章前面讨论过了。

评价或评论本身就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学生在确立一个明确的标准或评价标准的时候应该特别谨慎。在佩拉吉亚·哈根霍夫(M·Pelagia Hagenhoff)修女的《弗里德里克·威廉·福斯特的教育哲学》(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Friedrich Wilhelm Foerster)(美国天主教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华盛顿特区:美国天主教大学1946年版,第217—227页)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作者从天主教哲学角度评价福斯特的教育观点。不管是否赞同作者的基本假设,无疑都会发现她是从自己的取向出发来评价福斯特思想的。

因此,明确评价中运用的标准非常重要。为了使评价能让更多人接受,作者必须采用公认有效的评价标准。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实践来评价过去的教育家。尽管公认很难将一个人、一种思想、实践或事件放到当时的背景中,但是,在评价很久以前的教育著作和思想时,必须运用当时的条件和标准。想进一步了解如何做到这一点,读者可以参阅派厄斯·J·巴斯(Pius J.Barth)的《圣方济会的教育和西班牙北美殖民地的社会秩序》(Franciscan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Spanish North America(1502—1821))(芝加哥大学1945年度博士学位论文,第341—371页)。巴斯博士“根据与圣方济会教育机构接触的人受到影响而在行为方式上有所修正”,着手评价圣方济会修士的教育贡献。在他提到的与其评价有关的情况中,有一点是参考了面向印第安人的特拉特洛尔可圣方济会学院(Eranciscan College of Tlaltelolco)的卓越校友。根据1569年胡安·德·奥万多(Juan de Ovando)提供的官方证据,这些校友中的许多人作为拉丁文学者堪比萨拉曼卡大学(Salamanca university)和阿尔卡拉大学(Alcaláuniversity)的校友。而且,1537和1550年,安东尼奥·德·门多萨(Antonio de Mendoza)[18]两次访问圣十字学院(Holy Cross College)并向皇帝查理五世(Emperor Charles V)报告称,他测试学生的结果显示他们在拉丁语和其他科目的学习中都很先进。巴斯还援引当时其他访问者的的言论支持门多萨的调查报告。有一次,一些土著学生竟然“鲁莽地”纠正牧师的拉丁语法错误。为了巩固该观点,作者引用16世纪墨西哥著名历史学家弗雷·贝纳迪诺·德·萨哈冈(Eray Bernardino de Sahagun,O.E.M.)的话,大意是说,在40年时间里,圣十字学院的在校生和毕业生通过把神学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语言,从而帮助圣方济会改变了土著人的信仰,这样也就实现了圣方济会当初培养他们的目的。读者应该注意到,巴斯运用了当时的证据评价圣方济会修士作为教育者所取得的成就。为了避免使人获得圣方济会取得了连续不断的成功的印象,作者列举了在教育印第安人中一些糟糕的做法。而且,似乎是为了反驳可能出现的对其偏见的批评,他对16和17世纪关于圣方济会成功使大量的人改变信仰的统计数据都持怀疑态度。总之,巴斯得出的结论是圣方济会修士的教育努力是成功的,因为他们改变了北美印第安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对这种成就的评价,如前所述,建立在当时的观察者所确立的标准之上。

启发意义和建议从结论中引申而来。根据本章前面已经讨论过的类推原理,启发意义由未来行动计划组成。一个恰当的例子是罗兹·R·斯特布里(Rhodes R.Stabley)在《关于美国教育的报纸社论》(Newpaper Editorials on American Education)(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41年,第279—282页)中阐发的意义。在对收集的报纸进行了彻底研究以后,斯特布里博士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社论中所表达的教育态度反映了明显的“时代特征”、地区和政治利益以及控制权的变化。因此,他建议读者应该避免过度地受到单独一份报纸的立场影响,特别是在那些超越地区利益的教育问题上。相反,读者应该比较国内其他地方出版并反映不同政治观点的报纸所采取的立场,从而使他可以发现在某一份报纸上相对的偏见。另一个切题的意义是关于编辑和教育家之间的合作,从而将特殊利益的危害性影响降到最低,减少对教育发展的误读和误解,加强相互欣赏和尊重。考查斯特布里博士的论文,会发现他提出的意义和建议与论文的相关性和合理性。

7.历史背景章节。在许多对教育的非历史研究中,作者通常以论题的历史背景或关于他所研究主题的前期文献的综述而开始其研究。许多作者没有把这项工作太当回事,将历史章节的准备当做是一个令人厌烦的烦琐事,倾向于花最少的力气去处理。结果,他们以来自于不可靠来源的资料填塞纸面。如果要写历史,不管篇幅长短,就要按照公认的方法进行。这并不是说,一位非历史著作的作者为了撰写关于历史的一章就要运用本章所勾勒的所有技术;然而,他应该领会历史研究方法并在小范围内运用其精髓。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观点。

让我们假设一个学生要准备一份关于体育在当前美国中学课程中地位的研究报告。为了将他的主题放在一个恰当的历史背景中,这个学生肯定希望对中学体育的发展脉络作个概述。在这个阶段,重要的是考虑选择原始资料的标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指望学生去搜集一手资料,需要做的是选择可靠的二手资料。查阅教育史著作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们除了包含空洞的框架,剩下的就仅仅是一些信息碎片。很显然,人们往往倾向于选择一本好的教科书,比如卡伯莱的《美国的公共教育》,作为研究的起点。但是,不管是卡伯莱、奈特还是其他公认的优秀作者,都没有提供关于体育的多少背景资料。它们主要有助于大概地和从总体上理解塑造当代美国中等教育的力量和事件。就此而言,该学生也不会在I·L·坎德尔的《中等教育史》这样专门的教科书,甚至是埃尔默·E·布朗的《我国中学的形成》这样更专门的著作中获得关于体育的启发。转向关于体育的历史著作,这个学生将会在埃米特·A·赖斯的《体育简史》中发现关于美国中学的部分章节;在弗雷德·E·李奥纳多和乔治·B·阿弗莱克的《体育史导论》中发现各种或相关或无关的资料。诺尔马·施文德纳的《美国体育史》中没有关于中学的专门章节,索引也没有大用,但学生将会发现散布在整本书中的一些有用的事实。在赖斯、李奥纳多和艾弗莱克以及施文德纳书中搜集的所有资料,都必须由上面提到的著作中关于美国中等教育的背景资料来补充,因为体育史中的资料很少放到它们的历史参照系中进行阐释。如此,仅仅写关于美国中学体育发展的一个章节,这个学生就会发现他必须运用各种各样的二手资料,而后才能进行令人满意的论述。由于缺乏专门著作,这项工作在该例子中特别必要。

一般而言,如果有大量的专门研究,那么,学生在运用它们的时候应该与卓越的教科书和综合性著作结合起来。如果可能的话,关于论题的某一时期的状况他至少应该参考2本出版物,这样就可以运用资料互证原则。各种各样有效的二手资料,特别是研究专著,将有助于撰写出可靠的历史回顾。需要记住的根本的一点是,一位历史写作者,哪怕是一章的写作者,他应该避开教科书的诱惑,应该避免得出不能得到现有证据支持的归纳。

8.主题文献综述。关于一个主题的文献综述,本书涉及很少,因为这不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步骤。文献综述提供了前人关于某教育问题的研究所运用的方法和获得结果的资料。然而,考虑到这些研究属于过去这一事实,运用史学方法的一些原则或许可以使它们获得历史意义。如果学生想保证所收集的一个时期中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那他必须按照前面描述的程序辨别出某种趋势并得出结论。没有任何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可以不这样做。一个有意义的文献综述将比搜集一堆明显无关的资料具有更大的实践价值。在某种意义上,作者能够对他所感兴趣的具体领域已经做过的研究进行合理的历史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