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资料
教育史中运用的资料可以分为多种类型：立法、法庭判决和记录、学校记录和教育档案、报纸和杂志、非教育文献和遗迹。立法资料又可细分为法律、决议和法令——联邦的、州的和地方的——宪法条款，学校和学院的宪章。1647年的《马萨诸塞法》（Massachusetts Law）、1787年的《西北法令》（Northwest Ordinance）、1862年的《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和1746年由州立法批准的《新泽西学院宪章》（the Charter of the College of New Jersey），就是这类资料的例子。表面上看，这些立法法案是一手资料并作为一手资料应用。然而，一些研究者能找到与制定中的法律有关的原始法案、修正案和其他文献。如果能获得这些资料，那历史学家就能更好地确定法案筹划者的初衷。
1.法律。认识到法律反映着立法团体保证某类行为的意图，这一点非常重要。有时，教育法是对通行的实践的认可。我们无法保证一个要求建立学校的法案，例如，1647年的《马萨诸塞法》，一定能够付诸实施。对法庭记录和后来法律的考证，经常发现不遵守的情况。因此，在运用立法法案资料时，学生必须注意不能假定法律得到了实施。
马库斯·W.杰尼根（Marcus W.Jernegan）提醒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殖民地美国的法律有时是通过立法机构任命的特别委员会来实施的。他指出，学校的法律可以在多个地方发现——“殖民地文件”汇编、专题法律以及法律杂志中。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学生的明智做法是查找所有的官方法律收藏，因为能获得的殖民地教育立法汇编中省去了很多重要的学校法律。
2.法庭判决和记录。对于教育史研究来说，这些资料提供了有价值的一手资料。重大的历史性法庭判决包括：1874年的克拉马祖案判决（Kalamazoo decision）、1819年的达特默思学院案判决（Dartmouth College Case）和1925年的俄勒冈判决（Oregon decision）。后面两个案件都是由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的。最近的重大判决都已经由报纸作了或详尽或简略的报道。然而，对于研究者而言，更安全的做法是考证已经出版的法庭判决的复本，因为它完整地提供了所有不同意见。就效度而言，由美国最高法院所做的73 页的艾弗森判决（Everson decision，1947）正式报告或54页的麦考伦判决（McCollum decision）文本，与报纸上相应的简短报道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尽管法庭判决被列为一手资料，但是，其中关于教育的历史陈述却不是。包括学校诉讼在内的关于法庭进程的记录，也被视为一手资料。
3.机构的记录。另一类文献是由与教育机构及中央行政管理有关的手稿和未出版的记录组成。首先，有学生、职员和其他人员的正式记录；薪水单和其他行政文件；制度目录和计划书；课程表、试卷、教师手册、课程计划、视频装置、教科书和其他教学材料；学位证书、成绩单、毕业典礼方案和其他类似文献；学校和学院委员会的报告；学校、学院和监管层的报告、书信和指示；学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和报告。课程目录和课程表是官方资料，但它们仅仅表明当时应该教什么和任命谁去教学，还需要以实际教了什么作为补充。大多数学生都意识到，课程目录和课程表公布后还会发生变化。讲义、学生的听课笔记和课程计划构成了教学的合理证据。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课堂笔记在一些细节方面可能不完整、不精确。还需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官方报告也可能包含错误，由一个行政官员签名的信件或许实际出自下属之手。学生应该评判这些文献的准确性，并努力找到确凿证据。
近年来，教育者和教师们出现了运用设备（主要是机械设备）而非手写或印刷记录的趋势。课例碟片、电报、录像带和胶片录像是实际教学的珍贵记录，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后两种记录是可以被篡改的。就演讲的速记反应了演讲者的实际用语和表达的思想而言，它被认为是可靠的。由演讲、教学和电话交谈的录音等类似记录转录成的文字是另一类新资料。这些新资料与手稿和书面文献一样，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分析。
小学、中学和大学应用的教科书是关于教学内容的绝好反映。要确定某本教科书是否在某地区应用，学生应该查询学校委员会的报告和记录，以及其他所有可以得到的制度目录。一本教科书的通用性，可以通过现今仍然能找到的复本数量、版本数和仿制品来确定。对教科书的细致分析，如匹兹堡大学的约翰·A·尼采（John A.Nietz）和他的学生所做的那样，能够发现教学的目的、内容和方法。
除了以上提到的教育资料外，还有学校以前的学生和参观者所做的非官方的报告。对这些报告必须进行谨慎考证，因为它们往往是学生入学或参观者参观后隔一段时间才写的。正反两方面的偏见在这类资料中并非少见。
4.专业的记录。还可以从教师和其他教育组织（如全国教育协会）的公报和出版物中收集到资料。由专业的教育委员会或大学团体对学校进行的调查，提供了某地区学校实践的很有价值的资料。这些报告中的发现不一定在所有方面都是准确的，因为它取决于调查者是否胜任和有无偏见。
各种各样关于教育的专业方面的著作是非常有用的资料。特定时期出版的教育学书籍、手册和期刊论文，反映了当时的观点、方法、建议和其他教育情感。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著作属于一手文献。这些出版物中的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应该通过其他资料检验其准确性。关于教育史的书籍一般被认为是二手资料，因为其中的资料是建立在一手资料基础上的。有些混杂着一些二手资料的历史著作，其实只能划归为三手资料。
教育家经常会写传记和回忆录。这些自然是属于一手资料，但是，学生对其中的论述还必须通过参考当时的文献进行核实。可以想象，传记或许是教育家退休以后在不能获得证实材料的情况下所撰写的。退休的校长经常依靠记忆来建构过去。当然，这就必须警惕偏见的问题。
5.出版的记录。前面讨论的资料的出版物就其本质而言是一手资料，但如同法律实施案例一样，最好找到出版以前的版本并与出版社的出版物进行对比。原始手稿或打印稿对于充分理解教科书或教育著作的内容是非常有帮助的。作者对长条校样和单页校样的订正，会帮助我们进一步洞察作者的真正意图。众所周知，出版商和编辑往往会篡改作者提交给他们的文本。暂且不论这种变化是否会使文本改进，事实仍然是最终的著作并不能充分代表作者的意图。一个典型案例是，18世纪著名的法国百科全书被出版商所实施的审查。在《对狄德罗百科全书的审查和重建的文本》（The Censoring of Diderot's Encyclopedie and the Reestablished Tex t）（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7年版）中，D· H·戈登（Douglas H.Gordon）和N·L·托里（Norman L.Torrey）运用原始的单页校样发现由编辑加入却被反动出版商去除的一类资料。当然，从课堂教学的角度来看，作者想把什么放进他的教科书并不重要；关键是真正到学生手中的是什么样的教科书。
6.报纸和杂志资料。在作某些研究的时候，学生会发现一些与问题有直接关系的旧杂志和报纸，并把它们看作一手资料。这种资料不能一概而论，而要分为独立的资料单元。报纸一般由新闻故事、社论、专文、致编辑的信和广告构成。新闻故事或来自于能胜任或不能胜任教育事务的目击者的报告，或来自于教育机构和组织递交的文献，或来自于其他报纸刊登的陈述，或出自其他各种各样的来源。对于学过历史学研究方法的人来说，很明显，报纸上新闻故事的准确性取决于它的来源。机构传送的信息可能难免出于自利，因此，由于作为报纸上的陈述之基础的资料很可能已经不存在，学生不能在没有与其他来源的资料比对的情况下就依靠来自于报纸的信息。社论和专文是意见的表达，就这点来说，可以看作是一手资料。然而，其中所包含的数据是二手资料。致编辑的信，如果是真实的话，那可以引用来作为对学校、学习等态度的反映。
报纸上刊登的学校广告就其反映了计划教什么学科、学费和教师姓名而言，是非常有用的一手资料。如制度目录一样，学校广告并不足以构成实际教学的证据。然而，如果相同的学习科目反复做广告，就可以认定实际上实施了这样的教学。很难想象，学校经营者如果没有盈利会持续不断地长期做广告。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学校广告中所宣称的必然是真实的，众所周知，刊登广告的人描绘他们能提供给公众的情况时从来不会谦逊或有所保留。因此，在没有证实的情况下，学生不能接受广告中所说的某学校或教师是“最好的”或“一流的”观点。
上面讨论报纸内容的观点，同样适用于旧杂志中相应的资料。杂志中的文章可以认为比报纸中的文章更可靠，因为它的撰写可能不是那么仓促而会更加认真。在这里，学生同样必须注意不要犯把文中所有资料都当作一手资料的错误。那些与报纸和杂志打交道的人也应该小心谨慎，不要不加评判地把它们作为公共舆论的指示器。在历史上，有太多例子证明真正的民意与宣传的民意并不一致。
7.非学术资料。对于大量各种各样的非学术性教育资料，除个别例外，我们只是提及而不加评论。从契约、遗嘱、契据、账本、合约、存货清单、商业交易和类似的文献中，可以引申出有价值的教育资料。所有这些资料都具有一手资料的价值。传记、自传、游记、回忆录、年鉴、编年史和历史纪录，当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证时是一手资料。然而，进一步的审视就会发现不准确、偏见、分歧和其他的缺陷，因为这些著作通常是他们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很久以后才记录的。非教育家会毫不迟疑地发泄他们对于自己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学校教育经历的偏见，就如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2]在其自传中对拉丁文的描述那样。另一方面，私人信件、日记和札记簿通常在历史学家看来更加可靠，因为其中内容通常是紧随事件或稍后记录的。
8.公共文献。包含教育数据的公共文献资料应该比前面的资料引起更大的重视，因为对历史学家来说，它们比私人资料更容易获得。教堂档案，例如，宗教会议和委员会的决议、主教的记录、洗礼和结婚的记录等类似材料，往往包含着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有用资料。通常，这些资料被认为是可靠的。城市档案，例如，市议会的会议记录、人口普查统计表和其他统计资料汇编、人口档案与统计数据以及纳税清单等，是可以引申出与教育问题有关的有价值资料的另一类资料。但是，并非所有的这类资料都具有一手资料的价值。统计数据的收集来自于各种各样的个人、组织和政府机构，不难想象其中可能会产生错误。国际文盲人口统计的不准确性已是臭名远扬，因为各国政府出于民族自傲心理而不愿意披露其公民的实际阅读能力。研究者应该记住，统计数据不是真正的一手资料，尽管它经常被作为一手资料应用。城市档案的资深研究者，如罗伯特·E·西波特（Robert E.Seybolt）和马库斯·W·杰尼根，曾经指出这些资料常常是不完全和不准确的。在一些实例中，这些档案未能忠实地转录原始资料。因此，即使是这种一手资料，在有把握地运用之前也需要用其他类型证据来证实。
9.遗迹。遗迹在教育史研究中不应该被忽视。首先，有一些保留下来的校舍、家具和各种各样的教学和管理设备。空白的笔记本、学位证、毕业证、成绩单和其他一些行政表格也被归类为遗迹，但是，这些资料不大可能提供多少有价值的资料。考古遗迹对于研究古希腊和罗马教育史的学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些博物馆中收藏着令人感兴趣的教学和管理设备及其他类型的教育遗迹。纽约市博物馆收藏着对于研究当地教育史有价值的资料。J·沃恩克（J.Warnck）在他的文章《吕贝克博物馆的中世纪学校设备》（Mittelalterliche Schulger te im Museum zu Lübeck）中，通过拍摄再现了吕贝克博物馆收藏的一些珍品。德国公司收集了一些用来引导德国学生学会友爱的教具，其中有一些呈现在A· 布吕格曼（A.Brügmann）的《德国学生的教育和生活：1648—1848》（Zucht und Leben der deutschen Studenten，1648—1848）中。
10.图像资料。关于学校场景、建筑、家具和设备的照片也可以列为一手资料。然而，学生必须注意，照片的底片经常有被修饰的可能性，而且照片很可能是故作姿态，因此，不能作为它意欲呈现的学校实践的完全有效的认识来源。H·G·古德曾经指出，照片通常只呈现孤立的图景，而不能展现精确的空间关系。
在没有得到证实的情况下，不能把印刷品和图画当作是某个时代的真品或代表。这里有一个典型例子。卡伯莱在他的《美国公共教育》中以一幅标题为“老妪学校”（A Dame School）的绘画展现对美国殖民地老妪学校的描述。由此可以推测，这是一幅关于美国学校的绘画。奇怪的是，在卡伯莱的《教育史》中，这幅画又伴随在一段对英格兰的老妪学校的文字描述之后，标题为“英国老妪学校”，下面的说明是“来自于巴克利（Barclay）关于伦敦中心一所学校的绘画”。相同的绘画和标题出现在孟禄的《美国公立学校制度的建立》（Founding of the American Public School System）中，不过增加了绘画来源：“来自于巴特利（Bartley）《人民的工业学校》（Industrial Schools for the People）第404页中一幅绘画”。支持这幅画是美国殖民地时期老妪学校的证据很明显增强了。一个审慎负责的研究者决定继续查对，参考了奈特（Knight）的《美国教育》（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结果发现同一副画的标题为“一所英国老妪学校”，注释为“来自于巴克利的一幅绘画”。他继续查对，在伊比和阿罗伍德的《现代教育的发展》中再次发现了这幅画，这次它出现在对英格兰教育的讨论中，这里的题注为“1834—1870年间伦敦的一所老妪学校”。很明显，肯定有些地方是错误的，但又一时无法断定。在学生灰心丧气地放弃之前，他应该抓住孟禄提供的关于这幅素描来源的线索。查阅大型图书馆的卡片目录，就会发现有这样一本书：乔治·C·T·巴特利（George C.T.Bartley）的《人民的学校》（The Schools for the People）（伦敦：贝尔和多尔蒂，1871年版）。在该书405页的迎面页，就是那副由J·杰利科（J.Jellicoe）创作并在美国教育史著作中被广为引用的绘画。该绘画的标题是“1870年伦敦的一所老妪学校”。在第405页，巴特利写道：“该绘画是经过一番小小的交涉后立刻创作的，尽管看上去过于唯美，但却是当前伦敦开办的几千所老妪学校的忠实反映。”很明显，这就是著名的“美国”老妪学校这幅绘画的真正出处。附带说一下，学生应该记下错误是怎样一步一步渗透到附加给这幅画的大多数标题中去的。
由于历史著作中经常插入图画以增强内容的真实性，因此，学生最好与对待书面文献一样将考证原则运用到图画中。他应该学会提防雕刻和其他缺乏鉴别资料的草图。其中有些图画是作者从专门收集历史图片的商业公司获得的。作者几乎不可能获得这些图片的真正出处，因为这些公司当然不希望作者接近原始资料而绕开它们的资料集。有些图画是专门为特定历史著作绘制的，实际上不具备作为原始资料的有效性。艺术想象或许可能创作出充满美感的图画，但并不能说促进了科学的历史兴趣。
古代图画有时描绘的是能够引起教育兴趣的事件。如果它们展现了当时的场景或事件，那么它们就具有一些作为资料的价值，前提是它们不是出自艺术家纯粹的艺术想象。描述稍早时代场景的绘画自然更不太可能是真实的。为人熟知的拉斐尔（Raphael）展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及其门徒的图画[3]，在艺术上看是绝佳的、充满情趣的，但是，从历史上看并不可信。
11.复制品。文献的精确复制品——摹本、影印本、照片——就其内容而言，可以看作是原稿。在历史研究中，复制的教育著作或旧教科书扉页的标本可以替代珍贵而难以得到的原稿来好好研究。在克利夫顿·约翰逊（Clifton Johnson）的《旧时的学校和教科书》（Old-Time School and School-Book）中，可以发现用这种摹本展现美国教育的绝好范例。另一个精确复制资料的例子是吉恩公司翻印了18世纪末的《新英格兰启蒙读物》（The New England Primer）。旧的号角图书的精良复制品，可以在比乌拉·福尔姆斯比（Beulah Eolmsbee）的《号角图书小史》（A Little History of the Horn-book）（波士顿：号角图书公司1942年版）中找到。
12.译著。依据一本教育著作的可靠版本的忠实译本，从其实用性上看是与原著一样的。不幸的是，在很多情况下，译本没有公正地对待作者的内容、风格和意图。许多译本其实是删节本。在运用译本前，学生首先应该认真考查它是完整译本还是删节译本。运用埃弗莱曼图书公司（Everyman）的《爱弥儿》（Emile）版本比沃辛顿（Worthington）图书公司的《爱弥儿》版本，人们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卢梭在《爱弥儿》中表达的教育理论，因为前者是对原著的完整翻译，后者是卢梭最早的三本名著的摘译。不精通外语的人最好用英译本，而不是徒劳地浏览原著。或许，对那些有不错的外语阅读能力的学生来说，最好的办法是对照着一个好的译本来阅读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