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主义与教育史研究

修正主义与教育史研究[1]

（Revisionism and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教育史（the History of Education）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学校和其他像宗教组织这样教导青年和成年人的社会机构的思想、实践、设施、人员、行政管理、组织以及其他方面和问题。对这个词更狭隘也更实用的解释，那就是研究与家庭和学校中的教导有关的所有问题发展的学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论述教育机构或思想的历史可以忽略社会的其他方面。因为在学校与社会其他部分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所以，历史学家在建构和呈现论述的时候必须考虑这一事实。不考虑教育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更宽广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就进行教育写作，那既不准确也不安全。

从时间跨度上看，如同人类学家和人种学家所研究的那样，教育史从遥远的原始社会或文字出现以前的社会一直到当代。从地域跨度上看，它涵盖了全世界各个地方的所有区域单位。简而言之，教育史所关注的是影响所有个体的思想和行为的所有方面（在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曾经说过和做过的所有事情。

很明显，一个人、甚至一个团队都不可能了解整个教育史。一个人所能做的，就是要持续不断地进行研究，拓展知识的领域，减少这个学科中无知的领地。出于实用的考虑，教育史学家必须在遵循选择性原则的基础上呈现陈述。他在进行选择时保持客观性的程度，成为他的历史叙述客观性的一个指标。

研究教育史有不同的方法。一种研究或写作的方法就是按照从原始人到当今的顺序，一个时代接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进行。作为一个通则，这种写法的内容包括古代希腊和罗马、朱迪亚（Judea）[2]、希腊化时期、早期基督教、伊斯兰教、西欧和中欧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天主教反宗教改革以及17到20世纪现代欧洲的发展。这大致上就是教育史的经典课程。在有些通史著作中，还包括原始人、印度和中国；而在美国出版的著作中，则增加了这个国家的教育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非洲、中亚和东南亚、中美和南美洲、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通史中都没有涉及。然而，近年来，随着“同一个世界”（One World）彼此联系和依赖的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特别是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中西文化关系的强调，教育史领域的教师和作者中出现了一种趋势，即开始考虑一些原先被忽略的课题。但是，这样做的人还微乎其微。我们说得多做得少。当然，依然保持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教育的无知状态，那是越来越不可能和不明智的。

对亚洲教育的无知，在今天我们与亚洲人民的关系中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教育史教学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将我们的无知减少到可以进行推理、验证假设和得出结论的程度。教育史教学的功能，不仅仅是阅读教科书和文献著作甚或是写论文。我们自身必须对曾经发生过什么知道得更多，因为“过去的就是序幕”（what is past，is prologue）。[3]我们不应该被过去决定，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对过去无知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撰写某个地域的教育史，例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省、一个州、一个城市或一个乡村社区，那也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指出它们与其他地域之间的关系。教育史叙述也可以写单个学校、教育思想、教学方法、通识课程、专门学科问题、教育问题、行政和督导制度，以及教育过程的其他任何方面。此外，曾经对教育思想或实践产生影响并作出贡献的教师、教育家和其他人的传记，也是教育史适当的资料来源。简而言之，实际上与学校、教师和儿童、青少年有关的事情没有什么是与教育史不相容的。比较教育，或者说是对两个或更多国家的教育制度或问题进行的研究，是建立在教育史的内容和方法基础上的。要充分了解某个国家当前的教育状况，就必须考虑其教育机构、实践和思想在宏观历史背景上的演进。

教育史研究也可以使研究者个人沉浸在历史上伟大教育家的生活和时代、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他们对当时和后来时代的影响之中。通过这种方式，教师和教育家就会分享过去不久的年代中那些成熟的思想，并感到自己是伟大教育传统链条中的一环。这种意识将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教育著作的专业特性。过去有影响的教育家，例如，柏拉图、昆体良、维多里诺、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福禄培尔和杜威——这些人代表的仅仅是从几个时代的教育史上的抽样。还有其他一些人值得认真研究，包括虽然不是教师或专业教育家，但发表了意义重大的教育言论或对教育产生了影响的那些人。有必要记住的另一点是，任何时代和任何地域都有卓越的教育家。本世纪的思想家，例如，凯兴斯泰纳、徳可乐利、泰戈尔、马卡连柯及其他人，也不应该被忽视。大多数人、特别是教育史的修正主义者确实忽略了他们。

人们普遍认为，教育史学始于18世纪后期，或者最多再往前推一个世纪。事实上，在西塞罗的《论发明》（De Inventione）和《论演说家》（De Oratore）以及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Institutio Oratoria）中，就已经可以发现教育史学的雏形。在汉朝的中国（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就已经有各种记录教育历史方面的努力，1060年成书的《新唐书》[4]全面阐述了公元618到907年唐朝官员的教育。除了一位研究中国教育史的英国历史学家外，所有的教育史学家都忽略了这些。在西方世界，迈蒙尼德（Maimonides）[5]的《密西那—托拉》（Mishneh Torah）一书以按照时间顺序论述犹太宗教教育传统中的拉比教师开始，主要是利用了《塔木德》（Talmud）中《上帝的道德》（Ethics of the Fathers）第一章中的年表。在15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利奥纳徳·布鲁尼（Leonard Bruni）[6]和弗拉维奥·比昂多（Elavio Biondo）[7]在他们关于罗马和意大利其他地区的著作中，提到了教育历史背景。16世纪，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开始出现教育机构史著作。作者有机会在梵蒂冈图书馆目录厅的开放书架上参考这些著作。

据作者所知，最早的非意大利文教育史著作之一是罗伯特·古利特（Robert Goulet）1517年出版的研究巴黎大学起源的小书。这本书不久前刚刚再版。

引起16世纪后期教育史文献繁荣的一个因素，是牛津和剑桥大学关于谁建立在先的争论。由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访问牛津和剑桥而引起的争论的结果是大量著作（牛津历史学家出版380部，剑桥学者仅110部）的问世。

在客观的教育史学演进中，另一个里程碑是1567年德国人雅各布斯· 米登道夫（Jacobus Mittendorfius）出版的《基督教大学史》（Academiarum Orbis Christiani Libri Duo），描述了从古代到当时欧洲大学的高等教育史。应该注意的是，它的时间是1567年。所有这些事实在我们思考教育史中修正主义的一些思想时将会获得意义。

现在，让我们看一些17和18世纪那些对教育史学科发展做出贡献的作者。17世纪赫姆斯塔德大学的伟大的司法作家赫尔曼·康林（Hermann Conring）撰写了《古代的大学》（De Antiquitati bus Academicis），是一部有关从古希腊到17世纪高等教育史的完整而翔实的著作。1739年版本中的参考文献对西方世界截至18世纪的所有高等教育史著作进行了注解。德国人并不是唯一沿着这条思路研究的人。1686年，著名的克劳德·弗罗莱神父（AbbéClaude Eleury）[8]著的《论研究的选择与方法》（Traitédu choix et la méthode desétudes），被保罗·孟禄和I·L·坎德尔称为“在一般意义上或许是最早的真正的教育史著作”。弗罗莱还写过36 卷本的《教会史 ：1691—1738》（Histoire Ecclésiastique，1691—1738），其中包括大学的历史。

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传统中，应该提到的是，在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1700年左右出版的《美国教会史》（Magnalia Christi Americana）中，可以发现新英格兰高等教育的历史。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18世纪著作，其中一些源于卢梭和古典主义者的追随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1762年问世的《爱弥儿》令欧洲思想界大为惊愕。因为古典主义者不喜欢卢梭忽视传统的思想，他们攻击他、巴泽多、坎普（Campe）以及其他人，理由是18世纪的现代学校远不如希腊—罗马的学校。他们著书立说（可以称为比较教育史），这些著作激起了对教育史的更进一步的研究。

让我们再提一本早期著作，1843年由西奥多·弗里茨（Théodore Eritz）出版的《教育和教学制度及其简史》（Esquisse d'un système complet d'instruction et d'éducation et de leur histoire）。这里有一件有趣的事情。美国教育史中的一部早期著作是德罗比布留斯（Philobiblius）的《教育的历史与进步》（History and Progress of Education），该书由19世纪伟大的教育学者亨利·巴纳德写了一篇长达20页的充满赞誉的序言。纯属偶然，作者于一周内在纽约城师范学院图书馆阅读了弗里茨和德罗比布留斯的著作。他发现，在后者的著作中有好多页的内容与弗里茨书中的内容雷同。鉴于弗里茨写作在前，他就假设后者抄袭了欧洲人。因此，他转而去查阅参考书目，位列榜首的就是弗里茨的著作。因此，德罗比布留斯肯定知道弗里茨的著作，而且肯定用过它。很明显，他忘记了加引号并在脚注中注明出处。或许在一个世纪前引用没必要注明出处，但应该考虑来自弗里茨的材料是翻译过来的这一事实。翻译本身就表明是有意为之。当一个人翻译另一个人的著作时，这就是一种双动模式（double action）。抄袭或许是无意的，而翻译并抄袭就是另一回事了。巴纳德没有意识到这些，那真是太糟糕了。

研究历史有很多乐趣，我们的修正主义者朋友从来都没有享受到——因为他们进入这个学科太晚，而且也没有花费足够的时间进行研究。他们的基本思想是，历史学家一直在研究社会、思想和文化史，而教育史就是其中一部分。因此，他们自认为如果不是非常胜任，那也有足够能力研究教育史。他们主张自己教授教育史的权利，因为根据他们的学术标准，研究教育史的教育学者算不得什么学者。他们指称，教育史学家是卡伯莱所开创的传统的追随者。同时指出，卡伯莱的主要著作包括《州立学校管理》（State School Administration）、《公立学校管理》（Public School Administration）、《郡县学校管理》（County School Administration）。结果，他的《美国的公共教育》和《教育史》，以及多卷本的《读本》（Readings）都沾染了浓厚的行政管理主义色彩。因此，在修正主义者看来，卡伯莱未能对教育史学的发展产生恰当的影响。但是，他们忘记卡伯莱1904年发表带有注释严密的教育史参考书目的第二版涉及了6种语言的参考文献。[9]

我们历史学界的朋友看起来有这样的印象，一个人应该了解的是普通历史，对教育只要瞥一眼就够了，就可以作为教育史学家。他们用一个很奇怪的方式来定义教育史：教育史就是美国教育。那么，英国教育怎么样？北非和中东教育怎么样？等等。1963年，在费城召开的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年会上，作者问来自某著名大学的历史和教育学教授，为什么美国历史协会和美国教育史协会（History of Education Society）的联合会议一味地讨论美国教育史呢？为什么没有会议讨论欧洲或非洲，或者东南亚的教育史呢？他的回答是，历史学家还没有开始研究这些地区。这样一种回答代表的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傲慢，要么是两者兼而有之。

我们这些一直进行教育史教学的人已经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教育史的教学并不恰当。我们对自己的表现、自己的研究、自己的教学和激励学生进行研究都不满意。我们对自己的一些同事也不满意。但尽管如此，这种不满也没有什么新鲜的，詹姆斯·D·科尔纳（James D.koerner）、詹姆斯·B·科南特（James B.Conant）、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威尔逊·史密斯（Wilson Smith）、蒂莫西·史密斯（Timothy Smith）和很多明显被认为是教育史学者的人，最近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

在1933年出版的《学校与社会》（School and Society）中的一篇文章中，埃德加·B·韦斯利（Edgar B.Wesley）列举了为什么教育史在当时差强人意的五个原因：一是教师很难在教育史学科中看到任何的直接价值；二是普通历史学家忽略了教育史，要么是因为缺乏资助，要么是害怕被贴上“教育学者”（educationists）的标签；三是教育史文献大多数出自没有受过史学方法和分析训练者之手；四是教育史大多数由同样没有受过训练的人进行教学；五是教育史的极端宽广性导致单个教师不能将精力聚焦在具体问题上。这些抱怨是非常有道理的。

让我们来看第四点。谁是这些未受过训练的人呢？当文理学院寻找讲授教育学的人时，他们经常是拜访一位退休的中学校长、中学教师或督学，而这些人或许有、也或许没有硕士学位，当然也就没有受过学术训练。就是这样的人被委以教授教育史、教育心理学、教学方法、特殊教育方法和实习教学的重任。这并不是一副讽刺画。这种做法致使教育史、教育哲学和教育心理学受到了损毁。这些人不太喜欢教授教育心理学，因为“心理学”一词有些让他们担心。然而，他们一点都不担心历史或哲学，因为毕竟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哲学家。当这些人谈论他们自己的思想时，他们漫无边际、丝毫没有学科思维和论证确凿的资料来源，不管是在历史还是哲学方面。他们照本宣科，将书本中的内容灌输给学生——学生反过来再将书本内容返还回去。这就是所谓的高等教育。

这种事情的发生是有原因的，而且并不完全是教育学者的错。首先，这些不合格的学者就不应该继续留在文理学院。

普通历史学家忽视的不是教育史，而是教育史学。许多历史书籍中都有一章或一部分是关于教育的——资料来自哪里呢？让我们检视一下阿瑟·M·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的《美国政治和社会发展：1852—1933》（Political and Social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1852—1933）。该书中关于教育以及对教育评价的资料来自坎德尔的《美国教育二十五年》，其中的每一章都是出自教育学者之手；当施莱辛格的著作在1935年面世时，爱德华·G·德克斯特的《美国教育史》已经相当陈旧了；卡伯莱的著作（现在的修正主义运动将卡伯莱作为教育史学中的死对头，而在30年前施莱辛格可是很受用）；查尔斯·富兰克林·特文（Charles Eranklin Thwing）的《美国和德国的大学》（The American and German University）和《南北战争以来的美国高等教育史》（A Histor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Civil War）；托马斯·伍迪的《美国女子教育史》两卷本，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部著作；埃德加·华莱士·奈特的博士学位论文《重建时期对南部教育的影响》和他的著作《美国教育》。这些著作全部出自教育学者之手。换言之，普通历史学家、社会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从教育学者那里获取知识。他为什么不去寻求原始资料呢？很明显，他满足于依靠教育史学家的学识。

让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证据：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和亨利·斯蒂尔·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合著的《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10]（第三版）。莫里森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批评教育的常客。早在贝斯特（Bestor）之前，他就已经撰文批评教育，并以其才华和智慧用一个短语就谴责了两千年的教育工作。在《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的参考书目（第704页）中，莫里森和康马杰作为权威引用的孟禄的《美国教育百科全书》（Cyclopaedia of American Education）压根就不存在。正确标题应该是《教育百科全书》（Cyclopedia of Education），但是，我们将忽略这个有关准确性问题的例子。莫里森和康马杰斥之为“毫无价值”。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方面，他们推荐了3个“不可或缺”的文本，它们是：卡伯莱的《美国公共教育》、理查德·G·布恩（Richard G.Boone）和爱德华·G·德克斯特的历史著作。布恩关于美国教育史的著作是同类著作中最薄弱的一本，或许是第一本的缘故。奇怪的是，被称为美国教育史学破坏者的卡伯莱在美国教育批评者看来竟然是“不可或缺的”。埃尔默·埃尔斯沃斯·布朗的《我国中学的形成》是“有用的”；伍迪的《美国女子教育史》是“不可或缺的”；奈特的《美国南部的公共教育》是“关于该主题最重要的学术著作”。而且，“特温（Thwing）关于高等教育的两卷本著作在该领域近乎是绝无仅有的”。这些观点所表达的对教育学者的认可是今天的修正主义者会承认的。

对教育的最重要的批评者阿瑟·贝斯特（Arthur Bestor）在其《教育的荒地》（Educational Wastelands）中，从教育学者约翰·布鲁巴克的著作《亨利·巴纳德论教育》中引用了亨利·巴纳德的言论。他还引用了卡伯莱在《美国公共教育》中引用过的一份文件。奇怪的是，贝斯特作为一位研究19世纪中期乌托邦思想的卓越专家，在写到教育问题的时候竟避开了原始文献。

著名文学评论家霍华德· 曼福德· 琼斯（Howard Mumford Jones）1927年在《美国和法国文化》（American and French Culture）中批判了美国教育，但是，他必须依靠布恩的《美国教育》获取所需的知识。然后，他又引用了斯托克维尔（Stockwell）《罗得岛州公共教育史》（History of Public Education in Rhode Island）中的内容，就像布恩引用的一样。琼斯的书是一本专著，而不是教科书。在论述德威特·克林顿（Dewitt Clinton）时引用了德克斯特和菲茨帕特里克，在论述新英格兰中学的出现时引用了格里泽尔（Grizzell）和欣斯代尔，还有其他教育史学家，卡伯莱、卡伯莱和卡伯莱。

艾丽斯·费尔特·泰勒（Alice Eelt Tyler）是一位不错的历史学家，在其《自由的酵素：1860年前美国社会史的阶段》（Freedom's Ferment：Phases of American Social History to 1860）中，有一章大约40多页是关于“教育与美国信仰”。他从二手资料中引用了一些文献，并引用了波林·霍尔姆斯（Pauline Holmes）和乔治·赫夫纳（George Heafner）的教育史专著，克劳德·埃格森（Claude Eggertsen）和其他人未出版的论文。在参考书目中，至少包括一打教育史学家的书和专著。殖民地史专家柯蒂斯·P·内特尔斯在他的《美国文明的根基》（1963）[11]中写到，卡伯莱的《美国公共教育》和德克斯特的书是“卓越的文本”（第490页）。他还引用了其他教育学者的著作。

路易斯·哈伦（Louis Harlan）的《隔离与不平等：滨海七州反种族主义公立学校运动：1901—1915》（Separate and Unequal ：Public School Campaigns on Racism in Seven Seaboard States，1901—1915）是出自历史学家之手的专著，其中引用了奈特、弗莱彻·哈珀·斯威夫特、戈登·C·李（Gordon C.Lee）和贺拉斯·曼·邦德（Horace Mann Bond）。后者的两项研究被称为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又一次看到历史学家对教育史学家的依赖。

梅里尔· 詹森（Merrill Jensen）是《英语历史文献》（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系列中《1776年前美国历史文献》（American Historical Documents to 1776）的主编。他称奈特的著作“非常有用”，称孟禄和其他人的著作为“非常有用的通史著作”，认为乔治·马丁的《马萨诸塞州公立学校制度的演进》是“对新英格兰教育最好的研究之一”，而克伯屈的《新尼德兰和殖民地纽约的荷兰学校》和肯普的《海外福音宣传会对殖民地纽约学校的资助》是“详尽的研究”。这位卓越的历史学家错误地认为，新尼德兰教育的研究者是威廉·H·克伯屈（William H.Kirkpatrick）。

两位修正主义者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和瓦尔特·P·梅茨格（Walter P.Metzger）合作写了一本优秀的专著《美国学术自由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United States）。他们参考的第一本教育史研究是克拉拉·P·麦克马洪（Clara P.Mc Mahon）的《15 世纪英格兰的教育》（Education in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他们还引用了罗伯特·萨顿（Robert Sutton）未出版的关于美国学术自由概念史的论文、奈特的著作；在殖民地政府的教育立法和管理方面进行了著名研究的埃尔西·沃辛顿·克卢斯·帕森斯（Elsie Worthington Clews Parsons）、E·C·埃利奥特（E.C.Elliott）和M·M·钱伯斯、赛迪·贝尔（Sadie Bell）、路易斯·斯诺（Louis Snow）、唐纳德·G·图克斯伯里、哈里·G·古德、E·I·E·威廉斯（E.I.E.Williams）、R·弗里曼·伯茨和查尔斯·特温，这些人都是货真价实的教育学者。

理查德·J·斯托尔（Richard J.Storr）曾帮助准备一本小册子《教育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American History），该书1957年5 月由教育促进基金会（Eund of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资助并出版。就是这本书激起了作者对卓越历史学家走出自己的领域后的公正、透彻和学术水平的好奇心。斯托尔是一流的历史学者，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美国研究生院的早期历史。这部专著很明显运用了欣斯代尔、考利、斯诺、图克斯伯里、古德、伯茨、特温和其他人的著作——这些人都是教育学者，也都是著名人物。此外，斯托尔还运用了两个学术地位并不高的人的著作，B·J·霍顿（B.J.Horton）的研究生院史和埃尔伯特·沃恩·威尔斯（Elbert Vaughan Wills）的《美国高等教育的成长》（The Growth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在前面提到的那本小册子中，作者提及的是这些人的著作，例如，保罗·H·巴克（Paul H.Buck）、克拉伦斯·H·福斯特（Clarence H.Eaust）、理查德·霍夫斯塔特、阿瑟·M·施莱辛格和理查德·J·斯托尔。除斯托尔和霍夫斯塔特外，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教育史领域的人。我们不反对任何人在教育史领域写作，只要他能像在自己的历史领域中一样坚持同样严格的学术标准。学者们承认，“这群人中没有一个可以称为美国教育史专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专家）”，（那么托马斯·伍迪和华莱士·内特怎么样呢？），“尽管有几个人也写过关于美国教育的不凡的著作，而且在研究美国教育问题时充满了同情和理解”。顺便说一下，在创作这本小册子的第一次会议上，出席的人包括：伯纳德·贝林、默尔·柯蒂、拉尔夫·加布里埃尔、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弗兰西斯·凯佩尔（Erancis Keppel）和拉尔夫·泰勒（Ralph Tyler）。为什么忽略了教育史学家？例如，I·L·坎德尔。受邀的这些人一致确信，“相对于它在美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而言，这个国家不管是学校内还是学校外的教育史都被美国历史学家忽略了，这很让人羞愧。”而且，“我们同样坚信，有缺陷的历史知识已经对当前美国教育危机中的课程计划、政策形成和教育机构的管理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些话表明根本没有教育史知识，因为普通历史学家还没有进行写作。斯托尔博士说：“几乎在四分之三个世纪里，作为一个由普通历史学家探究和思考的学科，美国教育史曾经拥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和一个令人失望的现实。”这句话的基调是：在普通历史学家考虑着手研究之前，不曾有过真正的教育史。

通览整部著作，这种观念比比皆是。伯纳德·贝林的《美国社会形成过程中的教育》（Education in the Forming of American Society）是一部不容忽视的著作，其中聚焦了一些被忽略的问题。该书之所以闻名，是因为其中给卡伯莱贴上了教育史学术大敌的标签，以及一句近年来被广为引用的话。在贝林看来，教育史中一个普遍的误解是“过去是现在的缩影”（the past is the present writ small）。然而，这并不是在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其他人所持有的观念。该怎么称呼麦克马洪关于15世纪教育的著作？该如何称呼伍迪的《早期社会的生活和教育》——洋洋900页的关于古代社会的教育史，大量运用拉丁文和希腊文原始资料以及德文和法文二手资料？我们何曾见过普通历史学家的著作表现出如此卓越的语言能力？伍迪通晓更多语言，如俄文和捷克文。遗憾的是，他不懂中文，我想许多聪明的修正主义者可以因此而谴责他。但是，首先修正主义者自己应该学学这些语言。修正主义者是因为太年老而无力开始学习吗？他们过去确实通过了德文和法文阅读测试，但是，他们很明显没有进一步提高技能，而技能不用就会荒废。至此，为了能写出非美国的教育史，他们也应该通晓拉丁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丹麦文和荷兰文，更不用说克罗地亚文、俄文、波兰文、现代希腊文，如果可能的话，还包括芬兰文和匈牙利文。阿拉伯文、（东非）斯瓦西里文或一些其他的语言如何？这是同一个世界。修正主义者为何如此偏狭？难道唯一有价值的教育史真的只有他们所撰写的美国教育史吗？

如果听起来作者有些失望，那是因为他读这本书时期望太高。贝林的书中确实有一些很好的思想，但也确实有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错误，因为研究不够充分。

贝林还在约翰·沃尔顿（John Walton）和詹姆斯·L·基西（James L.Kuethe）主编的《教育学科》（The Discipline of Education）中写过一篇文章。在“一些历史说明”中，他提及了卡伯莱、孟禄、亨利·苏扎洛和克伯屈。“他们都是有伟大成就的人，但是，他们的态度慎重稳健：节制、条理、不苟言笑。他们曾经瞥见这片充满希望的领域，并充满热情地从事研究。作为新教伦理的化身，他们成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的学术资本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是一个巨大的教育产业的首领。”（第125—126页）而且，“他们宣称教育学完全是一门科学，它的方法应该是科学的。”（第126页）他进一步写到：“杜威在哲学中，沃德和斯莫尔（Small）在社会学中，以师范学院的保罗·孟禄为核心的一批人在教育史研究中，都迫不及待地在教育领域运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科学大师的严格方法。”（第128页）“通过科学方法可以运用于教育领域这一证据的强化，如果不是已经运用的话，这些教育家寻求他们的学科获得完全独立的学术学科地位。”然后，他指出：“以通过机构独立而寻求获得学术尊重和思想成熟的行为为开端，以彼此的隔离终结，最终导致了传统学科与教育学之间联系的弱化，在学术生活之流中垒砌起了堤坝，其结果是两者都受到了损害。”（第129—130页）

贝林叙述了一个“枯竭”的过程。这与他前面段落中所提到的“不苟言笑”是相同的。“普通历史学家发现主流教育史的形成如此受到先入为主的特定目的的限制，结果远远落后于整个学科的学术前沿，这个学科看起来就像一个让人迷惑的大大的问号。”（第131页）

在贝林看来，“这些作者深深陷入当前的教育问题中，并且深信历史中蕴藏着对这些问题有意义的资料，因为熟知历史曾经的结局，他们在过去找到了支持这个结论的早期证据。他们找到了他们所寻找的东西，因此，他们的历史叙述不是旧事物中生发出新事物，不熟悉的事物中生发出熟悉的事物，而是两个永恒不变的因素之间的斗争，一个注定要失败，另一个则注定会成功。成功的、必须成功的是他们所熟知的公共教育的概念和实践：这个胜利就是免费的、公共资助的、公共管理的机构的胜利。这个机构作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分为初等、中等和大学三个层次的教育。具有前瞻性的、正确的、体现历史必然的一方，与混合着自私和顽固的传统主义的另一方，两者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由贺拉斯·曼、亨利·巴纳德、卡尔文·威利以及这个著名团体中其他人领导的伟大的改革运动，将这个斗争推向了高潮并取得了胜利。”（第132页）

这真是过于简单化的杰作。在这段文章中，我们看不到卡伯莱或孟禄。后者曾写过美国的私立教派学校。贝林的评论中对此却只字未提。甚至是卡伯莱，也在他关于教育管理的资料集中提到了私立学校。有的人可能会赞同贝林的看法，我们这个国家的私立教育史没有得到适当的和充分的呈现。但是，没有人会以此来谴责卡伯莱或孟禄。

孟禄对比较教育也很感兴趣。修正主义者对比较教育史感兴趣吗？他们对宾夕法尼亚州的德国根源感兴趣吗？对新阿姆斯特丹或新瑞典的欧洲根源感兴趣吗？他们对文化和教育史上的“新世界”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起源感兴趣吗？一小部分历史学家，比如约翰·塔特（John Tate）写过这方面的东西，此外谁还写过？

我们也应该看看威尔逊·史密斯对贝林的评价。他以一种非常温和的方式将贝林降了几级。但与此同时，他又过度推崇和赞扬贝林。贝林在他的17世纪经济史研究领域是一位优秀的、研究深入的学者，但是，他对教育史却没有决定权。当我们阅读修正主义者的著作时，会感觉到他们谦虚不足。谦逊是学术研究的一种最重要的品质。格雷·C·博伊斯说得好：“资料沉默时，智者也无言。”换言之，如果一个人对这个学科缺乏充分了解，那么他应该克制自己不要发表意见。

作者冒昧地请大家注意贝林在《学校与社会》（1964年3月21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科南特、柯纳与教育史》（Conant，Koerner and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了科南特为什么将教育史教授界定为对教育感兴趣的历史学教授问题。一个知识分子最基本的贡献是接近知识的本源。然而，科南特并没有搞清楚教育史学家是谁。很明显，他接受了二手资料，这一事实就使他远离了目标。

詹姆斯·D·柯纳原来是基础教育委员会（Council for Basic Education）的主席。该组织赖以建立的原则的要素主义从来都没有存在过，或者在这个新组织发现它之前已经有对教育的各种批评了。

柯纳写过教育史方面的著作。他著作中的坏人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R·弗里曼·伯茨，《学院的发展历程》（The College Charts Iis Course）一书的作者。只有柯纳没有听说过这本书！ 他运用了《教育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Education）[12]的一个旧版本，声称他所访问过的大学的学生说这本书是一本写得很糟糕的书——“枯燥无趣、单调且缺乏幽默感。”这种措辞在某种程度上又出现在了修正主义者的著作中。作者对伯茨颇为了解，曾以不赞同的口气评论过伯茨的著作《美国教育中的宗教传统》（The American Tradition of Religion in Education），但很尊重伯茨的能力。我们不赞同的事实或许意味着，一方是对的，另一方是错的。然而，伯茨是一个正直且博学的人。他或许不是最权威的历史学家——但谁是呢？

为什么不找找看柯纳著作的好的方面呢？纸张和装帧都很精良。排版印刷也很好。所有的东西都很好——但除了内容，至少是关于教育史的部分。

让我以两句或许有益的引文来做个总结。一句引文来自乌利奇的《作为人文研究的专业教育学》（Professional Education as a Humane Study）：“在充分了解两方面之前，我们不能将一种研究运用于另一种研究。这意味着，没有对哲学和历史两者的熟知，就不能教授教育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统计学、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也同样如此。”（第143页）

最后一句引文来自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无知是这个世界上最轻松的科学，因为它可以不劳而获和使大脑免于沉思。”（这来自二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