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驱者：亨利·Ⅰ·史密斯

非常有趣的是，美国第一本教育史著作在1842年出自一位与师范学校运动没有关系的人之手。作者亨利·伊曼纽尔·史密斯（Henry Immanuel Smith），有时也被称为施米特（Schmidt），同时任宾夕法尼亚学院现代语言学教授和位于葛底斯堡神学院德国语言与文学教授。他的《教育史：从古代到现代》（History of Education：Ancient and Modern）是他的名为《教育》（Education）的两卷本著作的第一部分。[264]在前言中，史密斯说他“在英文中没有发现任何相似的研究存在”[265]，他主要的资料来自于施瓦茨的《教育理论》（Erziehungslehre）。[266]实际上，他甚至称自己的研究是“他（指施瓦茨）的教育史的缩写”。[267]史密斯对德国的了解对他决定研究教育史大有帮助。作为哈珀家族图书馆（Harper's Eamily Library）的第156号藏书，这本小书到1858年时印刷了第十版[268]，而且很明显是面向大众的。[269] 史密斯宣称，他的目的如下：

如果作者有充分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行善；他对上帝的祈祷是，希望这一谦卑的努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增进他的国家的利益，促进成长中的一代的福祉和颂扬他的造物主的名字。[270]

孟禄和坎德尔认为，史密斯的贡献“或许是英文中最早的系统研究”，称它“对教育发展进行了令人信服的研究，比后来出版的许多著作都要优秀”。[271]同时代和后来的历史学家及教师却并不这样看史密斯的著作。他们中许多人认为它相当肤浅，而且因为史密斯重复地宣称依赖施瓦茨而很明显使他们产生了疏离感。这本156页的著作从“远古时代的教育”开始，由于缺乏可靠的“远古时代文献的遗迹”[272]，作者避免了在此方面进行推测。虽然后来的作者都不愿这样做，史密斯还是轻松地接连呈现了印度、中国、日本、巴比伦、迦勒底、米堤亚、波斯、腓尼基和迦太基、吕底亚、弗里吉亚、西塞亚、埃塞俄比亚、埃及、以色列、希腊、罗马、基督教徒、阿拉伯、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及16世纪直到19世纪费希特的教育著作。有几点让人特别感兴趣的是，它引用了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阿里斯托芬的《云》（The Clouds）和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参考了“中世纪最重要的、或许可以说是唯一一个教育学作家文森特·德·博韦（Vincentius de Beauvais）的成果”；[273]提到了许多教育学者，如维韦斯（Vives），其中很多人在后来的教育史教科书中仍然鲜见；[274]讨论的重点是裴斯泰洛齐。[275]

作为整本著作基础的是对基督教道德的颂扬。[276]史密斯预先假定他的读者熟知巴比伦和埃及的宗教制度，但是，他确实提供了对各种古代人的宗教、文化、文明、文学、艺术和习俗的介绍。非常有趣的是，史密斯避免使用“宗教改革”（Reformation）一词，而是用“从罗马教皇束缚下解放的福音”（The Gospel Emancipated from Papal Bondage）来称呼这一时期。[277]但是，尽管他用了一段文字来讨论耶稣会，但他竟然没有提到马丁·路德。

进一步分析史密斯的《教育》就会发现，尽管他的写作从根本上来说受到了《圣经》传统的影响[278]，但是，他也意识到了现代的研究，就像他参考了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和其他人的哲学成果这一事实所表明的那样。[279]然而，总体来说，他的著作充斥着模糊的推测、归纳和推论，而不是明确的资料。考虑到史密斯已经意识到必须运用原始资料这一事实——或许他是直接从施瓦茨的著作中翻译过来的，这不完全相关——人们应该因为他理解了后来的许多作者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而给予他荣誉。从这个角度来看，孟禄和坎德尔关于他著作的判断或许是合理的。然而，从整体来看，正规的教育史学在19世纪并没有获得一个良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