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资料

二手资料

至此,我们已经花了相当多的精力讨论一手资料,也就是历史写作的基本材料。除了这些一手资料之外,历史学家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也运用已经证实的二手资料。如前所述,二手资料可以用作对研究课题的介绍。它们也可以用来检验某些原始资料或用于其他途径。因此,有必要在这里专门分析一下二手资料。

好的二手资料是建立在一手资料上的文件或论述。如果它通过了可靠性和准确性的检验,那也是非常有用的资料。实际上,很多历史学家宁可运用一流的二手资料,也不想运用可疑的和不完全的一手资料。但是,学生不能因此而以忽略一手资料的价值去寻找二手资料。仅仅阅读传记和教科书,不能写出关于贺拉斯·曼思想的论文。简单地收集教育史教科书中的概要,也不可能对一个教育运动进行可靠的论述,例如,美国的赫尔巴特主义运动。

1.对教科书的评价。为了帮助学生在浩瀚的二手资料中找到出路,在此有必要用几段的篇幅来检验几个样本。有一些教科书的作者尽力把他们关于教育事件的论述建立在一手资料基础上。然后,他们会参考与教科书中相应主题相关的优秀的研究专著。最后,迫不得已,他们才会利用其他的教科书。这可视为教育史教科书创作的最好步骤。J·S·布鲁巴克的《教育问题史》就是实践这种步骤的典范。W·凯恩(W.Kane)的《教育史论文》(An Essay Toward a History of Education)与伊比和阿罗伍德编写的教科书也是如此。不幸的是,并非所有的教育史教科书都体现出这样的高水平。史蒂芬·杜根(Stephen Duggan)的《教育史教科书》(A Student's Textbook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第三版,纽约:阿普尔顿—世纪—克罗夫茨,1948年版)中一些章节,从参考文献目录来判断,主要是依据其他的教科书。在埃尔默·H·怀尔兹(Elmer H.Wilds)的《现代教育的基础》(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Education)(新版,纽约:法勒和莱因哈特,1942年版)中,有一个章节的参考书目非常典型。在16条参考书目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教育史教科书。当然,也有人会说这些教科书的作者并不必然运用了他们附在章节后的参考书目,而是在成文过程中运用了其他更好的资料。然而,如果事实确实如此,出于对读者的考虑,作者当时有责任提及他们真正运用的资料。附带说一下,不能保证作者实际上真正参考了在参考书目中所列出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因此,研究者有责任谨慎评价他们想运用的二手资料。

一份好的二手资料应该有丰富的脚注和其他形式的注释。这些注释将提供给学生查对作者所参考的资料的机会。但是,注释的数量和所占篇幅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否博学。一个典型例子是沃尔特·A·伦丁(Walter A.Lunden)的《高等教育动力学》(The Dynamics of Higher Education)(匹兹堡:匹兹堡出版公司,1939年版)。该著作一小半的篇幅是从古希腊至今的高等教育史。一翻开书,读者无论如何也不会忽视那些冗长的、大量支持正文的注释。进一步更细致地审查发现,在这些注释中,一是由从其他著作中转引的引文以及从教育史和一般历史教科书中引用的引文组成的,其中有些著作早已过时;二是由作者(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助教)所作的没有出处的解释性注释。鉴于伦丁博士在其著作的一些章节中频繁引用黑斯廷斯· 拉什达尔(Hastings Rashdall)的《中世纪大学》(The Universities of the Middle Ages),很难想象在能从图书馆借到拉什达尔著作的情况下,研究者会不优先直接参考拉什达尔而是参考伦丁。伦丁著作第7页的第一个脚注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表明如果运用教科书中的资料会离一手资料有多远。一本中世纪的著作约旦努斯(Jordanus)《编年史》(Chronica)中的论述,引自沙迭斯(Schardius)的著作《论帝国司法》(De jurisdictione imperiali,1566),沙迭斯又是引自拉什达尔的著作。出现在伦丁著作中的这个论述已经是四手资料,也就是从原始资料已经转引了3 次。这个引用虽几经转引恰巧没有发生变化,因为引文很可能会被断章取义。过度频繁和不加批判地运用二手资料的弊端应该是很明显的。

2.对机构史作者的评价。评价二手资料的另一指标是其作者。了解二手资料的作者是否受过教育史训练是有帮助的。学院和大学史及其他教育史著作往往出自不具备历史写作资质的人之手。在这些作者中,有些人是英语、生物学、新闻学或其他学科的教授,有些人是新闻工作、校监和其他职业的代表。尽管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历史写作者不具备从事历史研究和形成历史叙事的资质,但毫无疑问,出自资深历史学家之手的著作一般在资料选择和形成结论方面会更加审慎。在很多情况下,著作中没有表明作者背景的信息。

举几个评价二手资料的例子,将有助于牢记这一点。贺拉斯·库恩(Horace Coon)的《哥伦比亚:哈德逊河上的巨人》(ColumbiaColossus on the Hudson)(纽约:杜登出版社,1947年版)以略带批评的口气叙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发展,缺乏脚注和参考书目,但有证据显示作者肯定参考过各种各样的资料。显然,出自一位独立于大学的人之手,该书一方面不能看作该机构的宣传,另一方面也不能看作毫无偏见的讨论。有利于大学的论述相应地易于被研究者接受,而不友好的评论则被归于作者的偏见。在任何情况下,研究者在接受或拒绝某种论述前,必须考量该论述自身的价值。关于作者库恩先生,在书中没有明确的信息,但可以在《名人录》或护封中获得一些信息。

接下来考查另一本机构史。爱德华·P·切尼(Edward P.Cheyney)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史:1740—1940》(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740—1940)(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40年版),各种证据均显示这是一本由官方发起编写的出版物。历史学领域的人对切尼博士的名字非常熟悉。作为美国历史协会的前会长、历史研究的作者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切尼博士无疑能够胜任撰写自己大学历史的任务。这本历史著作的内容部分是建立在一手资料基础上的,但提供的证明文献很少。很难想象,切尼这样一个拥有盛誉的历史学家在历史写作的时候会不穷尽所有可以获得的一手资料。这是一个作者的名字提供了历史著作质量保证的案例。然而,这里的结论是对实际需要的妥协,而绝非遵循了科学的严格程序。

接下来评价另一本关于高等教育史的研究。默尔·柯蒂(Merle Curti)和弗农·卡斯藤森(Vernon Carstersen)的《威斯康星大学史:1848—1925》(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A history,1848—1925)(2卷本,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和切尼的著作一样,也是一本由官方资助的出版物。然而,证据显示本书的作者进行了独立的思考。作者不断地引用一手资料(包括手稿),对大学发展各阶段的历史都进行了透彻的研究,所有这些都增强了人们对这本书的信任。而且,柯蒂和卡斯藤森分别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和助教,前者因对教育、社会和文化史研究的贡献而闻名。该书作为研究资料的价值是很明显的。

3.专著论文。专著是研究的好助手。这些专著是对限定主题的深入研究,通常引证和参考的文献都很丰富。教育史专著的作者大多是专注于教育史或一般历史研究的学者,或者是已在该领域认真研究多年的研究生。规模更小的论文是发表在教育和历史期刊上的大量以教育史为主题的论文。这些论文良莠不齐,在运用之前必须进行细致评价。实际上,即使是专著也应该进行细致考察,因为太容易一概根据外表判断其价值。艾伦·O·汉森(Allen O.Hansen)的《18世纪的自由主义与美国教育》(Liberalism and American Educa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纽约:麦克米伦,1925年版)充分运用了一手资料,通过查阅正文、脚注和参考书目就可发现这一点。另一方面,西奥多·霍恩伯格(Theodore Hornberger)《美国学院里的科学思潮:1638—1800》(Scientific Thought in the American Colleges,1638—1800)(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45年版)则过度依靠二手资料,这一事实学生通过检查著作末尾的注释就可得到证实。

4.二手资料中的错误。即使是历史学家也会犯错误(犯错误人皆难免),任何专门研究都不是完美无瑕的,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已故的普里泽夫德·史密斯(Preserved Smith)是一位一流的历史学家,在其《现代文化史》(A History of Modern Culture)(第1卷,《伟大的复兴:1543—1687》,纽约:霍尔特,1930年版,第323页)中认为,17世纪美国的南部殖民地对提供免费学校漠不关心。为了支持这一论断,他引用了经常被引用的弗吉尼亚州殖民总督威廉·贝克莱(William Berkeley)在1670年感谢上帝时说的话:“让这里没有免费学校,没有印刷术;我希望这些在几百年里都不会有;因为学习给世界带来了反抗、异端邪说和各种教派,印刷术则使这些思想广为传播,并且使最好的政府受到诽谤。”接着,公认的宗教改革研究的权威史密斯教授这样说:“他孜孜不倦地努力维护这种公众普遍无知的幸福状态”。熟悉贝克莱通篇论述的人都知道,在史密斯所引用的这句话前还有一句话,两者结合起来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在得出对这句话的适当解释之前,还必须了解促使这位殖民总督发表这篇著名言论的环境。还有,孟禄在《美国公立学校制度的建立》中曾经指出,贝克莱个人的行为与他声称的教育的敌人的名声不相符。在这里,我们发现的是权威与权威观点的对抗。然而,史密斯并不像孟禄一样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史研究,因此,人们或许会选择站在后者一边,他是那个时代最广泛认可的历史作家。从史密斯引用贝克莱话的背景来看,很明显,他并未全面考虑整个文本。而且,浏览一下参考书目中史密斯有可能用来作为得出关于贝克莱的结论的那些书就会发现,他有可能仅从一本书中获得所需要的资料,即德克斯特(Dexter)的《美国教育史》(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但是,又不能确定他确实用过这本书,因为他的引文与德克斯特的并不相同。很明显,他是从另外的二手资料中获得了贝克莱的话,但即使如此,他本来可以与德克斯特的完整版本对照一下。

类似的错误和不足,甚至也会在教育史专家的教科书和专著中发现。考查资料的过程是如此地冗长而复杂,难免偶然忽略某些方面。警觉的研究者无疑会发现这些疏漏,并避免因为它们曾出现在权威性的出版物中而作为事实来重复。考证是研究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如果学生想要使自己得出的结论能够经受住猛烈的抨击,那就必须不断地实践它。

5.对二手陈述的评价。在进行资料对照的时候,历史学家有可能发现两个或多个论述中有些相似的话。这种情况在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中都可能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要做的是确定一个资料是否是从另一个资料借用来的,相似的两个陈述是否分别来自不同的资料,或者两个陈述是否都来自于同一份资料。举个例子来说明。某本教育研究著作在讨论教育史的发展时,有如下陈述:

“20世纪初,出现了一种关于教育史内容的新观念。戴维森的《教育史》(1900)是第一本没有运用传记的、具有教育史性质的教育论文;相反,它把教育作为人成长和发展的一个因素来追溯其发展。

9年后,孟禄出版了他的《教育史教科书》,根据其与文化史的关系来论述教育发展,特别强调广泛的社会和知识运动。通过这种研究模式,孟禄为美国未来的教育史树立了典范,这种影响至今仍能感受到。”

下面是从上面引用的陈述出版6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摘录下来的:

“世纪之交,出现了一种关于教育史内容的新观念。托马斯·戴维森1900年出版的《教育史》是第一本非传记体,并试图将教育发展作为人类演化的一部分来追溯的一般历史论文。1909年,孟禄的《教育史教科书》是展现教育发展与文明史其他方面之间关系的一种学术努力。”

为了便于辨别,我们将第一段引文称为A,第二段引文(较早出现的)称为B。读者或许已经发现两段论述在基本事实和表达方式上的许多相似之处。在妄断A 来自于B之前,还要考虑两者来自同一份资料的可能性。然而,更可能的情况是A 读了B 并运用了其中的资料。第一,B的作者是公认的教育史及其研究方法的专家,在其专业领域的许多方面作过广泛深入的研究,A 则不能与其同日而语。第二,A 所选的参考书目中包括B,除了B之外,其他参考书目中都没有包含上面的引文。第三,除了这里所提到的引文之外,两个文献的其他地方也有一致之处;第四,B中的一个错误在A 中用稍有变化的措辞重复了一遍。B中提到孟禄教科书出版的年份是1909年,A 中则是戴维森的著作出版(1900年)“9年后”。实际上,B 文章末尾的参考书目给出的正确时间是1905年。顺便提一下,孟禄著作的精确标题是《教育史教科书》(A Textbook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曾经发生的情况可能是,A 根据B的文本做了笔记,由于笔记太多而失去了与来源的联系。当阅读和做笔记仓促且粗心大意的时候,这是经常会发生的情况。这个例子也表明,除非将其放到批判的显微镜下考证,否则二手资料(和更低层次的资料)会误导研究。

再讨论一个评价二手论述的例子。要讨论的是劳伦斯·A·埃夫里尔(Lawrence A.Averill)的《一位心理学家的回忆》(Reminiscences of a Psychologist)(《教育论坛》,第5 期,1941年2 月,第169—179页)。该论文是为了庆祝作者作为伍斯特州立师范学院心理系主任和获得哲学博士学位25周年而作。从埃夫里尔的生平和职业生涯、师范学院心理系的历史、埃夫里尔的老师等方面看,这篇文章可列为一手资料;但从其中所作的各种历史评论来看,它却是二手资料。在埃夫里尔看来,“迟至1915年,年轻的美国心理学家仍然习惯性地觉得在将兴趣聚焦于国内的实验室和课堂之前,必须到德国大学学习一段时间……”(第173页);“说霍尔和伯恩海姆名下的研究生都坚定地专注于心理卫生学并不过分”(172页)。很明显,作者主要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这样的结论,因此,这些论述必须归于二手资料,并且要进行验证。了解埃夫里尔博士在写他的回忆录的时候是否运用了同时代的文献也很重要,因为据他自己说是在所描述的事件发生25年多后才写这篇文章。依靠备忘录、书信、日记以及他学生时代和作为教师早年的其他记录,将会使这个回忆录非常具有研究价值。很明显,埃夫里尔博士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参考了一些得到确证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