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关系
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下属的史学委员会（Commttee of Historiography）在1954年的一份报告宣称，不需要“多少争论”就可以证明“历史学可视为一门社会科学”[97]；同时进一步表明各种各样的社会科学是如何与历史研究联系起来的。同样，也可以用相似的方法将教育史与各种社会科学联系起来。如果历史学属于社会科学，那么根据血亲关系推理，教育史学也属于社会科学。然而，这一论证违背了将教育史排除在历史学之外以及将教育学排除在社会科学之外的普遍趋势。[98]许多“应该如此”的事实，并不必然意味着它是符合逻辑的。例如，社会学是一门公认的并受到尊重的社会科学，其中就包括教育在内（如教育社会学）。一个更新的词语是“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看起来也应该涵括教育，但这个词决不是一个普遍用法。因感觉到自己的学科被排斥在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之外而感到受到轻视的教育学者的一个安慰是，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真正”的科学家——经常表达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本质的怀疑。
尽管如此，教育或教育史是否是一门社会科学或许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教育史与各种社会科学有联系。人类学，即研究原始社会或未开化的人类的科学和文化的学科，是由与教育史有直接关系的一些学科问题所构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原始社会的人类关系和文化传递构成了文化人类学和人种学的基本内容，同时也是教育史研究的一部分，这一点可以在很多教育史教科书和专著中看到。最近，文化人类学方法在发达社会中运用，例如，分析社区、国家性格和文化对人格的影响，与现代教育史学家和在研究中运用历史和社会科学方法的比较教育专家有明显的相关。还应该考虑的是人类语言学，它分析早期人类对口语、绘画和书写等交流形式的运用。有些人将考古学放在人类学之下，它也对教育史学家很有用，藉此可以发现关于人及其生活和文化的新的知识来源。
并非所有的经济学、特别是其理论部分，都与教育史学家有着直接关系。然而，他的教育史学科可以在经济力量对人类行为和活动的理解上受益。尽管经济因素并不是人类活动背后唯一的动机，但它确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动化、失业、经济衰退和不景气会对学校产生许多影响，因为它们影响教育预算和所学习的职业课程。经济学和教育史的相互关系在爱德华兹和里奇的《美国社会秩序中的学校》和卡尔顿的专著中有明显表现。[99]近年来，随着一些新的国家的出现，注意力集中在了有关国家发展、人力资源和教育的经济计划的重要性上。教育史学家很合逻辑地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感兴趣。
社会学广泛的研究领域与人口学和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联系密切，主要研究社会中的群体和机构的结构、组织、功能和变化过程。更具体地说，它主要关注这样一些知识领域，例如，交流、宣传、青少年犯罪、民族关系和城市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及社会学中的其他问题都与教育领域有关系，因而也与教育史有关。我们可以举少年犯再教育和公立学校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历史维度作为例子。家庭结构的变化牵涉到儿童教养的变化，这一过程适用于进行历史研究。而且，对一个地域或一个历史时期教育史的充分考虑，要求对社会学资料和概念进行分析。
人口学或者说对人口的本质和变化过程进行的综合研究，给教育史学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首先，它对人口统计数据的搜集和阐释，可能与历史视角下的教育发展和问题相互关联。它也研究一个时期中引起人口变化的社会—经济和其他因素，其最后的假设对教育具有意义。当然，与人口学有关的是社会统计学，对这个学科的基本了解对教育史学家也会有用。
社会心理学关注个体在社会中的行为和态度的发展，文化与人格的相互关系，还有信念以及人类关系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些领域看起来大多与社会学的内容重叠，所以，在此无需赘述它与教育史的相关性。
作为对各级政府的各个方面的研究，政治科学代表着对教育史学家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国家与社会、家庭和学校的关系是所有研究教育问题的人最关心的。必须考虑政治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因为它们与学校的目标、管理政策、教学内容和人员有着直接关系。研究美国教育发展却对民主制度没有明确的概念，或者研究苏联教育却对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和实践一无所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政治学家就像社会学家一样，研究政策制定和决策的过程，这些在教育领域也是很有意义的问题。作为政治学分支的比较政府学（subdivision of comparative goverment），对那些在研究中运用比较方法的教育史学家和那些研究当代比较教育的学者也非常有用。
最后，让我们注意一下社会和文化地理学。环境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不应该被教育史学家忽视，特别是考虑到教育也受到地理环境影响这一事实。我们可以想一想墨西哥高地和峡谷学校课程表的差异，位于海滨的一所大学对海洋学的研究，位于俄克拉荷马州和德克萨斯州的大学中的法学院对石油工程的强调，以及慕尼黑工业大学的酿造系。
至此，有一点应该是很清楚的，教育史不是一个孤岛，而是与各种社会科学有着密切关系的。教育史领域的实践者需要以跨学科的态度从这些学科中学习很多东西。而且，这些领域及其分支的教学都可以从历史角度进行研究。
我们现在来看人文学科这个领域：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哲学和宗教。由乔治·W·皮尔逊（George W.Pierson）担任主席的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一个委员会最近的报告，强调历史“从根本上说是一门人文学科”，因为它强调个性和个体选择，承认信仰和道德价值的重要性。如此，历史就与哲学、文学和宗教相关。而且，历史满足人们对知识的基本需求，“……这样一来，既受到了教育又获得了愉悦”。[100]冒着被指责重复的危险，让我们强调教育史作为普通历史一个组成部分的地位，有权要求被看作一门人文学科。读了委员会说的下面一段话，很难不将其运用于教育史：“它对个体和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关注，它对许多艺术、学科和职业的重视，它与广阔的人类经验和多彩的人类机构的相关，它对自豪的人之起落沉浮的记述，所有这些使得历史和文学一起成为我们时代最宽广而富有深刻教育性的两门学科。”[101]当然，史学史作为一门“有启发性的”学科，即人文学科在教育史的范围之内。
许多教育史学家，例如，坎德尔、乌利奇和伍迪，对于自由教育和人文价值的浓厚兴趣是教育史与人文学科相近的另一表现。这些作者的著作不仅表明他们熟识人类自古至今的文学知识，而且表明他们意识到人类理想和抱负在教育演进中的重要性。作为具体的例证，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乌利奇博士主编的文选《三千年教育智慧》，有些内容选自圣经以及老子、薄迦梵歌和伊本·赫勒敦等的著作；还有他的《美国教育的危机与希望》（Crisis and Hope in American Education，1951）和《作为人文研究的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 as a Humane Study，1956），以及最近由他主编的《教育与人类思想》（Education and the Idea of Mankind，1964）。
教育史学家可以大大受益于人文学科。获得阅读某种语言的知识，就是向他打开了某个国家的思想和文献的宝库。会讲某些语言，就使他可以与来自其他文化的代表交流关于过去和现在的思想。语言自身的演变——比如词语的语义变化——经常能提供引起教育兴趣的线索。许多语言学家本身也是语言教师，从而也成为语言教学史研究的对象。
文学，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对教育史学家理解过去的教育帮助很大。一个时代的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随笔，在不同的精确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教育状况。对学生来说，在这些著作中可以发现值得研究的线索。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任何一部小说，比如《艰难时世》（Hard Times），都会使那些有好奇心的历史学家透彻研究19 世纪英格兰穷人的教育。阅读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102]的《垃圾教授》（Professor Unrat），或许会成为分析20世纪初德国社会的中等学校教师社会地位的开端。精通文学知识使学生能够分析伟大作家的教育思想，例如，歌德（Goethe）或托尔斯泰（Tolstoi）。最后，教育史研究能够有助于对文学史的理解，鲍德温（Baldwin）在英国时期什叶派中等教育背景下对莎士比亚所受教育的缜密分析和弗莱彻（Eletcher）研究弥尔顿在17世纪所受的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专著就是典型代表。[103]
哲学与教育史的关系，已经在前面的心智史和观念史标题下进行了讨论。教育史学家可以在这个领域特别是哲学史中，学到某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思考模式及其与教育的关系。许多哲学家曾经论述过教育问题，其他一些哲学家的学说曾经对教育产生过影响。就像在文学和其他领域一样，哲学家们自身所受的教育也成为教育史研究的对象。而且，不能忘记教育哲学史是哲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想要充分理解过去时代的教育或当前时代许多有争论的教育问题，那么，教育史学家就必须研究宗教领域。教育思想和指导会出现在宗教经典中，而许多宗教领袖曾经是教育理论家。如果不了解宗教教义和教会组织，那就不能理解宗教教育的历史和教会在教育中的作用。作为宗教史与教育史相互关系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两本著作：赫西（Hussey）对拜占庭时期教会与教育的研究，[104]以及罗伊（Reu）关于16世纪路德教会教育的详尽无遗的文献汇编。[105]
美术和音乐自古至今都是中小学和大学的学科，有大量论文和专著形式的文献，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材料和教学人员的角度对这些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历史研究。而且，教育史学家还可以深入研究美术和音乐在某一个时期或某些人的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