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背景
教育史学的作者们倾向于认为，直到18世纪末，人们才真正开始研究教育史。因此，伯恩海姆以曼格尔斯多夫（Mangelsdorf）1779年的著作[153]作为其历史框架的开端，就如同海根穆塞（Heigenmooser）的文献目录一样。[154]按照威尔曼（Willmann）的观点，教育史是应对18世纪新的教育运动而诞生的[155]，而布鲁宁拉伯（Brunnengräber）则将教育史作为一门科学的起源追溯至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的影响。[156]另一方面，孟禄和坎德尔展示了更多审慎的证据。他们认为，“直到18世纪末，教育思想史与实践史研究才受到认真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对过往历史的普遍兴趣、强调当代进步的渴望以及反对教育中新的革命趋势的运动[157]。而且，他们确实提到，随着大学和其他机构的发展，以及“对教育的哲学阐释”[158]，研究者已经对教育进行了历史研究。
然而，看起来没有任何理由忽略18世纪之前对教育史所做出的贡献。事实上，很多审慎的研究和论著可以追溯到17世纪早期。人们也可能把教育史研究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在这个时期对古代文化遗产的关切成为思想主流。例如，在著作《当代意大利成就录》（rerum tempore in Italia gestarum suo commentariu s）中，利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认为是他的老师、曼纽尔·赫里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将希腊文研究引进了意大利。[159]在撰写于1448—1458年间并于1474年出版的《意大利图解》（Italia Illustrata）中，作者弗拉维奥·比昂多（Elavio Biondo or Elavius Blondus）致力于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学复兴史，其中也包括了对维多里诺（Vittorino da Eeltre）和维罗纳的格里诺（Guarino da Verona）所创办学校的阐释。[160]有理由将教育史学的边界回溯至古代史，在中国尤其如此。[161]
毫无疑问，对文艺复兴及后来几个世纪的历史文献进行细致的研究，将揭示教育史不同阶段的其他处理方式，因为它处于综合性的通史范围内。冒险猜测教育史学的起源是很不安全的，除非我们对过去的史学论著进行过全面彻底的研究，而且可能还需要对早期教育学、哲学、神学著作进行全面的研究[162]。
参考赫尔曼·康林（Hermann Conring）的《关于古代学术的论文六篇》（De antiquitatibus academicis dissertationes sex）[163]，可以达到一些有价值的目的。作为严肃而系统之教育史的可能源头[164]，这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于1651年。最平和地说，“康林是一个兴趣广泛和多样的学者”[165]。更准确地说，这位朱莉亚学院（Academia Julia）或赫姆斯塔德大学（University of Helmstedt）博学的自然哲学、医学和政治学教授，在其有生之年（1606—1681）展现了自己在神学、文献学、法学、经济学、自然科学、医学、统计学、政治科学和历史学方面的杰出才能。尤其在德国法律史方面，康林的成就广受人们的赞誉，被认为是该领域的奠基人。他的史学著作如此出色，以至于他被视为17世纪德国两位卓越的新教历史学家之一。[166]1637至1640年间，以讲稿形式发表于赫姆斯塔德大学的《古代的学术》（De antiquitatibus academicis），探讨的是高等教育史。康林以丰富翔实、切中肯綮的文献资料，描述了始自古希腊时期的学术教育的发展。用休曼（Heumann）的话来说，康林“在他的时代是出类拔萃的”，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67]如果我们承认的话，那么至少在这一时期，可以合理地将康林视为系统的、学术的教育史学的奠基人[168]，可以看出这一学科开创时表现出良好的预兆。但不幸的是，由于受到各种各样环境因素的影响，这种优势地位在后续几个世纪中没有被保持下来。
教育史著作中的下一个重要里程碑，很明显是《论研究的选择与方法》（Traite du choix et de la methode des etudes）。该书于1675年动笔，1686年完成，作者是法国皇室家庭教师克劳德·弗罗莱神父。他精通多个领域，特别是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会史研究中享有盛誉。[169]孟禄和坎德尔认为，弗罗莱的这本书“就其本身而论可能是最早的教育史”[170]，它实际上是对教育原则、方法、课程的批判性考察，以对教育史的一种未经文献证明的审视开始[171]。弗罗莱简要讨论了希腊人、罗马人、早期基督教徒、法兰克人、阿拉伯人、经院哲学、中世纪大学、文艺复兴，以及教育的当代发展状态。十分有趣的是，其中分配给教育史的狭小空间的主要份额所涉及的是中世纪大学。根据一位19世纪弗罗莱短篇著作编者的观点，“波舒哀（Bossuet）注重人类的物质历史，而弗罗莱更注重人类的精神历史”[172]。弗罗莱对教育史的探讨很难证明这种夸大的论断的正当性；事实上，较之康林著作所显示出的学术水准，弗罗莱的著作要逊色一些。孟禄和坎德尔给出了更恰当的但却略欠赏识的描述：“只是一个概略”[173]。但这不应导致人们贬低作为教育史作家的弗罗莱。在其浩瀚的教会史中，包含了很多可信的、论及巴黎大学发展的章节[174]，以及其他论述高等教育史发展阶段的内容[175]。
与弗罗莱的《论研究的选择与方法》几乎同时代出现的是罗斯托克大学和基尔大学教授丹尼尔·乔治·莫霍夫（Daniel Georg Morhof，1639—1691）[176]的《博学者、文学、哲学与实践》（Polyhistor，literarius，philosophicus et practicus）。这部著作探讨了文学、哲学和科学史，以及史学和图书馆，第一卷中则有一部分内容集中于教育专题史[177]。莫霍夫是“他那个时代最有才智的人、真正的大学问家、德国文学史学的先驱”[178]。
按照孟禄和坎德尔的观点，18世纪“出现了很多单独的学院或学校史，但是，没有连贯的教育史”[179]。作为例证，他们提到了G·鲁多维柯斯（G.Ludovicus）的《中学校长及著名学者传记》（Historia Rectorum Gymnasiorum，Scholarumque celebriorum）（莱比锡：1708—1711）和彼得曼（Biedermann）的《学习用品的历史与现状》（Acta Scholastica，Altes und Neues von Schulsachen）（哈勒：1752—1755）。还应该提到科顿·马瑟在《美国的伟大著作》（Magnalia Christi Americana）的第四本书中对哈佛学院的历史阐释；或者《新英格兰教会史》（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New England，1702）[180]，这是美国教育史写作的早期努力。
反对新的教育理念与实践、尤其是巴泽多所代表的理念与实践这一动机，是“通常被视为第一部教育史著作的……曼格尔斯多夫的《几千年教育言行录》（Versuch einer Darstellung dessen was seit Jahrtausenden im Betreff des Erziehungswesens gesagt und gethan worden ist）（莱比锡：1779）”[181]得以出版的原因。鲁考夫（Er.E.Ruhkopf）的《基督教引进至今的德国学校与教育制度史》（Geschichte des Schul-Und Erziehungswesens in Deutschland von der Einführung des Christenthums bis auf die neuesten Zeiten）（不莱梅：1794）[182]的目的可能更宽阔，但其视野有限。18世纪出版的教育史的最后一本主要著作是尼迈尔（A.H.Niemeyer）的《教育和教学的原则与通史》（Grundsätze der Erziehung und des Unterrichts mit U″berblick d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der Erziehung und des Unterrichts）[183]。
需要警惕的是，聚焦于德国可能很容易忽略其他国家。例如，意大利许多学识渊博的人对教育史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这可以从罗斯米尼（Carlo de'Rosmini）的著作《伟大教师维多里诺门徒的生活与著作》（Idea dell'ottimo precettore nella vita e disciplina di Vittorino da Feltre e de'suoi discepoli）[184]中推论出来，这是一个由众多学术性文献支撑的相当繁琐的研究。该著作发表于1801年，内含是对维多里诺40位门徒生活和著作的概括性介绍。如果能够对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历史文献更广泛的搜索，那么，可能会发现被当前所忽略的教育史学链条中的其他环节。
再回到德国，教育史方面的下一部重要著作看起来是哥廷根大学哲学教授克里斯夫·迈纳斯（Christoph Meiners）的《欧洲大陆大学的起源与发展史》（Geschichte der Entstehung und Entwickelung der hohen Schulen unsers Erdtheils）[185]。这是一部以一手资料为基础的、内容广泛的高等教育史[186]。迈纳斯在前言中写道：我们之前提到的休曼高等教育史的参考文献是不完整的，其所引用的著作还不到他的一半[187]。
在这一时期，教育史学方面受到最大关注的作者是施瓦茨（Eriedrich Heinrich Christian Schwarz，1776—1857）。他是一位路德派牧师，同时也是一位校长和巡视员，还是海德堡大学的神学教授[188]。他的贡献是在1813年将《从古至今的教育史》（Geschichte der Erziehung in ihrem Eusammenhang unter den V lkern von alten Zeiten her bis aufs neueste）加进其《教育理论》（Erziehungslehre）中，最初是以四卷本发表于1802年[189]。对施瓦茨而言，教育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在运用过往经验理解当前时是有用的[190]。出于某些原因，或许是因为缺乏充分的研究，一位学者将他冠以“教育史学创始人”（founder of 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的头衔[191]。
孟禄和坎德尔的文章无疑是各种语言中最完整的教育史学发展大纲，其中提到了大量的著作，主要是德文著作，这些著作几乎贯穿了整个19世纪[192]。在19世纪40年代，“大多数的教育理论著作都以历史论述为先导”[193]。很明显，从过往历史中寻求支持的观念开始在非历史著作中扎根。随着时间的推移，黑格尔学派的历史哲学开始对教育史作者产生影响[194]。
大约19世纪中期以来，这些卓越的学者撰写了众多多卷本著作。劳默尔的《文艺复兴至今的教育史》（Geschichte der Pädagogik vom Wiederaufblühen klassischer studien bis auf unsere Zeit，1847），主要是对文艺复兴以来大约四个世纪教育的传记体研究。在孟禄和坎德尔看来，“……比之其他著作，这本书对以英文撰写的教育史产生了更大的影响”[195]。检索亨利·巴纳德的《美国教育杂志》以及其他一些早期的美国教育史教科书的内容，就可以支持这一论断。卡尔·施密特（Karl Schmidt）的《在与世界历史发展和人民的文化生活有机联系中的教育史：1860—1862》（Geschichte der Pädagogik dargestellt in weltgeschichtlicher Entwickelung und im organischen Zusammenhange mit dem Kulturleben der Völker，1860—1862）一定是相当有趣的，因为它将教育置于广泛的文化和国际视野下进行研究。
最后，直到19世纪末，最具综合性的教育史考察是由施密德（K.A.Schmid）及其合作者共同完成的《从古至今的教育史：1884—1902》（Geschichte der Erziehung vom Anfang an bis auf unsere Zeit，1884—1902）[196]。很明显，如同普通史学一样，教育史学兴盛于19世纪的德国。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其他国家的教育史写作都无法与那些德国的著作相媲美[197]。考虑到专著的多样性和教育学期刊中论文的数量优势，人们一定会得出结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德国尊享了教育史写作的黄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