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历史领域的关系
对所有人来说，从字面上一看就知道教育史领域很明显是一般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应该的事情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候显而易见的事情也还需要反复讨论。前面已经指出，根据亚瑟·O·洛夫乔伊和亚瑟·A·埃克奇这些学者提供的证据，教育史与思想史和心智史有关系。我们将用几个更具体的细节来表明这一点。考察一下《思想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就会发现，有关教育思想的文章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思想的范围包括有关各种主题的各种类型的思想——自由、美好、和平、政府、知识——以及各种机构，比如家庭、教会和学校。一部综合的思想史再也不能像它忽略自然思想史那样忽略教育思想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洛克、卢梭、托马斯·杰斐逊、赫伯特·斯宾塞和约翰·杜威的思想是世界思想史的一部分，同时他们在教育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表明教育在思想史上地位的一个例子或许是塞缪尔·E·莫里森著作中的3章——占其著作一大块的内容是关于17世纪新英格兰地区的学习——初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哈佛大学中的学习。[74]
后来，I·L·坎德尔认为，“一般来看，教育史是世界文化史的一部分”。[75]在历史和教育领域的其他人也意识到这种关系，因为教育服务于文化在代际之间的传承。因此，再次重申，教育作为某一历史时期或民族文化的构成要素，是文化史研究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组成部分。普通历史学家承认这一事实的一个例子是，普里泽夫德·史密斯（Preserved Smith）在其关于16到18世纪文化史的不朽著作中将教育包括其中。[76]另一个例子是，在一本关于拜占庭文明的历史著作中有一章是教育。[77]相关的例子，还有拉塞尔·B·奈（Russel B.Nye）用非常翔实的两章论述了从独立战争到1830年间美国文化的发展。[78]当然，并非所有的通史或专史著作都如此重视教育。有些著作只是偶尔简要提及其历史，而另一些著作甚至是完全忽视它。没有任何可辩护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有些历史学者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作为某个国家或时期文化代际传递根本手段的教育的发展。
爱德华兹和里奇曾经指出过“教育史和广阔的社会史之间的密切关系”。[79]而且，在关于美国和欧洲教育发展的才华横溢的研究中，阿道夫·E·迈耶更加明确地说：“教育史……就是社会史。”[80]在一般历史学家中，也出现一个将教育史归入社会史之下的趋势，哈佛大学的美国史文献导引中的用法就是例证。[81]在一些专著中，也可以找到这种例子。关于南北战争前北卡罗莱纳州社会史的一项研究，就包含关于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和学院的教育方法和大量关于州立大学的内容。[82]另一部学术水平相当的著作，艾丽斯·费尔特·泰勒（Alice Eelt Tyler）关于美国其他地区社会史的研究中也用了大量篇幅研究教育。[83]
同样，并非所有社会历史学家都研究学校、大学和教育发展的其他方面。作为社会中的一个机构，作为促进社会发展和延续的主要媒介，教育的合理的权利要求引起社会史作者的注意。特别是自19世纪以来，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已经被证明在人类生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社会结构、社会平等和社会流动的问题和争论，已经成为讨论现代教育的核心问题。学校与社会相互作用这个基本问题是教育理论中的永恒问题，对实施教育活动的机构很少或根本没有专业兴趣的思想界来说，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再举几个例子，来证明教育史是怎样与在一般历史这个名称下的其他学科发生关系的。文学史关注书本的、心智的和社会的力量，以及人类与教育的联系不难建立。作为意识到这种关系的一个例证，我们可以举赖特（Wright）关于殖民地新西兰文学研究中关于教育的3章。[84]同样有趣的是，在《剑桥英语文学参考书目》（Cambridge Bibliography of English Literature）的4卷本中都包括教育。[85]在关于文学史的通史和专史著作中，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例子。
教育史与哲学史的关系，通过许多标准教科书中对柏拉图、洛克和卢梭教育思想的讨论得到了证明。[86]在一本更专业的著作中，贾勒特（Jarrett）研究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哲学。[87]教育史包括历史上从柏拉图到杜威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家，措辞都非常相似。这其中的许多理论家也关注其他的哲学问题，因此，在哲学史中也有一席之地。一个完全彻底的哲学史应该包括相当篇幅的教育史。
心理学和教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意味着什么，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两者都关注学习者和学习过程。许多著名的教育家，例如，洛克、赫尔巴特和桑代克，也出现在心理学史中。在波林（Boring）关于实验心理学史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这一点。[88]
根据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的解释，科学史近似于学习的历史。他关于“系统化的积极知识”[89]的不朽著作时间跨度是从荷马时代到15世纪，其中很少注意政治史和经济史，但却考虑到了宗教史、哲学史和音乐史。教育史也在他的著作中经常提到的大学中得以体现，大学是许多科学进步诞生的地方。同样有趣的是，在萨顿的科学史参考书目导引中，关于“特殊科学的历史”的著作中列出了教育文献。这个伟大的权威建议，科学史专家应该考察高等教育史。“建议研究科学家之生活和著作的学者，去查阅这位科学家曾经作为其中一员的大学和学院的历史。”[90]在关于科学史的专门著作中，我们应该注意布鲁克·欣德尔（Brooke Hindle）关于美国18世纪科学史的研究，其中他分析了学院师生的贡献。[91]塞西莉亚·梅特勒（Cecelia Mettler）关于医学史的详尽研究中，也有关于医学教育史的内容。[92] 埃里克·阿什比爵士（Sir Eric Ashby）主要是论述19世纪英格兰技术教育的论文，收录在查尔斯·辛格（Charles Singer）关于技术史的百科全书式研究中。[93]
还有更多历史的分支学科——政治史、经济史和外交史。此外，还有语言史、音乐史、艺术史、建筑史、人类学和人种学史、农业史、地理学史、考察和旅游史、图书馆和图书史、贸易史、商业史、宗教史、传教史、战争史、和平史，等等。假以时日，而且有充分的参考书目，我们可以确立起教育史与所有这些分支之间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有时是脆弱的。在这些学科中，有些学科与教育史的联系比其他学科更加明显。我们可以写构成某一教育时期课程的学科的历史。这样，地理、宗教和语言教学的历史就可以得到教育史学家的充分研究。战争与和平的历史包括通过语言进行交流，例如，在宣传资料中。因此，这是一个教育过程，人类冲突与和谐发展的一些时期是教育史学家探究的无可非议的课题。
还有必要注意一下教育史与史学史和历史哲学的关系。应该明确，教育史学代表着史学史的一个方面。这一事实在汤普森（Thompson）和霍姆（Holm）的力作中得到了证实。此书中提到了中世纪大学史和两本最完全的关于巴黎大学史文件汇编的作者海因里希·苏索·德尼弗尔（Heinrich Suso Denifle）。[94]然而，该研究对教育史学史的其他方面却鲜着笔墨——没有提到劳默尔、黑斯廷斯·拉什达尔、格奥尔格·考夫曼或者是韦森特·德·拉·弗恩特（Vicente de La Euente），所有这些人都在关于19世纪高等教育史的研究中贡献过重要的多卷本研究成果。为了对汤普森和霍姆公平，必须提到他们在书中有一章是关于新的柏林大学师生在促进新史学研究和教学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特别提到了巴尔托尔特·格奥尔格·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和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但这是作为一门大学学科的历史的历史，而不是关于大学的著作的历史。
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这个词不好界定，许多作者看起来似乎是有意回避给出一个定义。贾丁纳让我们了解了这个词意义的变化，从以奥斯瓦尔多·斯宾格勒和阿诺德·汤因比著作为代表的一种“沉思和系统化”，转变为一种关于“分析历史程序、类型和词语”的探究。[95]在阿尔弗雷德·斯特恩（Alfred Stern）看来，历史哲学是“理解历史并将其整合进人类整个经验中的所有努力的总和……”[96]根据这些阐释，可以推断，历史哲学也包括教育史哲学，它寻求对研究和写作的目标和过程的澄清、理解及提高其精确性。对历史意义的寻求与对教育史意义的寻求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