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肾为主，清化为辅论治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

20世纪50年代，中医治疗肝炎多以清热解毒法为主，所用药物大多苦寒之品，主要用于治疗肝胆湿热所致的黄疸型肝炎，如茵陈蒿汤、黄连解毒汤等，常可收到肝功能改善、临床症状明显减轻或消失的良好效果，但却无法使病毒指标转阴，达到临床痊愈。在乙型病毒性肝炎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免疫机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单纯应用清热解毒利湿之法往往难以取效，尚需通过调控机体免疫功能方能奏效。“欲疗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机”，王灵台从临床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对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的治疗若拘泥于清热解毒利湿之法则难以取效，应当另辟蹊径，寻觅新法为治。王灵台对临床收治的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仔细分析发现，相当部分患者除了有湿热症状外，尚有肾虚、间或尚有命门之火不足的表现：如面色无华，神情委顿，眩晕耳鸣，腰酸膝软，阳痿遗精或带下清稀，甚或形寒畏冷或月经失调等表现，舌象可见舌苔薄白，舌质淡胖，边有齿印，脉细滑。况且，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病情缠绵，病程较长，患者感染的乙型肝炎病毒旷日持久，必然暗耗肾精，即所谓“五脏之真，唯肾为根”“五脏之伤，穷必及肾，轻伤肾气，重伤肾阳”。即“久病伤肾”之说。此外，本病多湿重热微，湿为阴邪，易伤阳气，轻则脾阳不运，重则脾阳不振，暂则脾病而已，久则肾阳亦虚，正所谓“湿久，脾阳消乏，肾阳亦惫”。因此，王灵台认为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的病机主要体现在肾精肾气亏损，或命门之火不足，湿热未尽。无论是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导致肾虚，还是在肾虚的基础上发生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肾虚都是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的主要病机之一。

中医学认为“肝”与“肾”之关系十分密切，肝肾两脏同居下焦，经脉皆起于足，循行于下肢内侧，入腹达胸，并有多处交会，经脉相通。肝属木藏血，肾属水藏精，肝木赖肾水之滋润，肾阴滋养肝阴，肾精肝血同源。木乃水生，母实子壮，肝之疏泄与肾之藏精息息相关，相互制约调节，保持藏泄平衡，不及与太过均能导致病变。朱丹溪曰：“相火其于人者，寄于肝肾两部。”张景岳曰：“命门为元气之根，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医宗必读》谓：“东方之木，无虚不可补，补肾即所以补肝。”故应当肝肾同治。

王灵台根据益肾温肾为主，清化湿热为辅的治则来选方用药，拟定了补肾方。益肾温肾的中药有刚燥、柔润两类，前者如附子、肉桂、干姜等辛热剽悍之品，功在温里散寒、回阳救逆。后者如巴戟天、淫羊藿、肉苁蓉、菟丝子等甘温缓和之品，温补命门而不热，补益肾精而不峻。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的肾虚表现在肾之精气，而不是阳虚阴盛内寒，故当选用的是后一类药物，补重于温，而不是温重于补，益肾只宜柔润；再者，肝脏体阴而用阳，喜柔恶刚，“大抵肝为刚脏，用药不宜刚而宜柔，不宜伐而宜和”；此外，乙型病毒性肝炎尚有湿热一面，温燥太过，不唯助热，且有伤阴动血之弊。因此选用巴戟天温而不热，健脾开胃，既益元阳，又填阴水；肉苁蓉厚重下降，直入肾脉，温而能润，无燥热之害，能温养精血而通阳气；枸杞子滋补肝肾之阴；生地养血补阴，有填精补肾之效，且补而不腻；虎杖、黄芩清热解毒利湿；丹参活血化瘀，青皮起理气兼引经药之作用。总之，补肾方全方主次有别，相辅相成，所选补肾药温而不燥，补而不峻，在补肾之同时又可充实肝体，改善肝脾之功能，使“命门火旺，蒸糟粕而化精微”，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补肾方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被列为国家“六五”“七五”“八五”攻关项目，除了进行药物的药效、毒理等研究之外，还进行了临床疗效验证。该项目由曙光医院和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等医院完成，采用多中心、随机、开放、阳性药对照研究的方法。试验对临床明确诊断为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的328例患者分别应用补肾方、清热解毒方和干扰素（赛诺金）进行对照研究，治疗6个月并随访至1年。试验结果表明：补肾方对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临床症状与体征的改善具有明显的作用，治疗后，乏力、腹胀、腰酸、遗精及睡眠不佳等症状改善率，分别为81%、78%、86%、92%及87%；肝脏缩小（45%）、脾脏缩小（47%）、黄疸减轻（75%）以及出血倾向改善（62%）；补肾方对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肝功能具有明显改善作用，治疗前后、与中药清热解毒冲剂对照组比较，具有明显差异（P＜0.01）；补肾方对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血清病毒学指标HBeAg和HBV-DNA转阴率约40%，与赛诺金的疗效无显著差异；补肾方可提高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血清CD3和CD4及CD4/CD8水平，增强细胞免疫功能，保护肝细胞超微结构，抑制肝细胞膜Ca2＋通道以及肝细胞的糖原蛋白质代谢都有肯定的作用。临床和实验研究部分阐明了其机制，结果证实了中药补肾方治疗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