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临证特色概要

张绚邦于临证时，不拘泥于古法，亦不时由西医学思维出发，以中医传统理论为主，古今融合，其常道：西医学是为我所用，而非我所崇尚的。在传承发扬的同时，张绚邦不忘开拓创新。以下就张绚邦临证特色进行简述。

1.论先后天调治之宜　张绚邦对调补先后天治则有四：一为肾虚精血不足治之不愈、诸病久治罔效者当需补脾。二为久病及肾，肾阳虚者，正补无忌；肾阴虚者，当兼健脾。三为病至虚实错杂，依证久治不应，虽无脾肾显证，却宜调补之。四为调男子病，治肾先于治脾；调女科病，治脾先于治肾；治小儿病，虽有肾虚，先脾而后肾也；治老年病，脾肾俱虚，兼顾不偏。

2.四诊详略逆从　张绚邦认为临证四诊时，望诊首重神色，闻诊首重声息，问诊首重取舍，脉诊首重指法。由详履略，知详略取舍，由博返约，去伪存真。诊取脉症时，同者为从，逆者为异，逆者证必乖异，当详究细查；从者病自和顺，即可略约处之，故“详略逆从”为张绚邦临证所宗之旨。

3.病证相寓相参　张绚邦曾言病证不可凿分，并指出：一病可有数证，但必有特征之证，而一证或系数病，但必有突出之病。如白喉之热毒结喉证，雀目病之肝血不足证便是。有病名中即寓有特征之证者，如热淋病，即寓有热邪阻滞膀胱气化之证，血痹病即寓有风邪之阻、血脉痹阻之证。诸如此类，病即是证，证亦即病。辨证的根本目的是要让治疗有更强的针对性，既得病证之关键，则治病治证便无须强分，仅分清主客，识其特异之症即可。

4.论临证方药技法　张绚邦常言方药运用是辨证论治过程中的最终体现，也是临床疗效成败的关键。其对于方药运用技巧极其重视，认为方药运用不仅是一种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尝以建筑结构比处方配伍，以用兵比用药。临证选方遣药上，除宗承古医大家法则外，尚需恪守循规逾矩、知常达变，权衡利弊、尽性全用，药有缓急、方有轻重，因势利导、出奇制胜四法。并在配伍组方上有其独到见解。尝将组方配伍比作建筑，分为“预制”和“组装”两部分。所谓“预制”，即根据某些病的特殊病因病机规律，事先订定某几味药合成“凝固构件”，以备临证使用。一般为2～4味药，是比药对更大的用药单位。这些预制配伍的药物，有的是针对病而设，有的是针对病的特征而设，如草决明、石决明、钩藤三药联用以治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杏仁、桑叶、茯苓、桔梗多用于治疗新疆地区感冒多燥者等。

5.阐发燥证理论　张绚邦在新疆耕耘数十年，极重六气致病理论的研用，尤其结合当地燥气亢盛的特点，对燥证的辨析和调治方法有独到见解和经验。临证常从燥证理法入手，进行辨证施治，并提出“肺燥脾湿论”及“外燥治肺、内燥治肾，均从脾论”二说。

张绚邦认为西北气候之因，燥证多为温凉燥湿并存，既有温燥，又伴凉燥，燥中有湿，湿中有燥。且新疆寒暑多变，风高土燥，柔体薄质难耐，惯以大块羊牛肉食，与内地切小薄片食不同，则其内燥自助，痰湿易生可知，此均燥湿共生之由。俗称“朝穿皮袄晚披纱，围着火炉吃西瓜”，既是一种奇特的人文景观，亦乃特殊的病因病机所在。

6.论心病治肾　张绚邦临证辨识疾病，崇尚阴阳整体、脏腑相关的思想，其中运用手足少阴互治、手足太阴互治之法，颇能得心应手，并依其临证经验提出“心肾同病同治或专治肾”“心病治心不宜而治肾”“心病治心不应者治肾”“心病反复者治肾”四论。

7.临证处方的风格及美学问题　张绚邦不仅重视方药运用技巧，并将中医处方学视作一门特殊的艺术加以研究，在处方的书写上极其重视文字的疏密布置、形神兼备、浓淡相宜等问题，其曾撰文《中医处方的风格及美学问题》，文中分别对处方风格的形成和体现、中医处方的美学特征和基本规律及如果应用美学规律创造新的风格等对处方及用药从形式到内容的完美结合进行探讨。

8.博采民族医药之精华　张绚邦临证多喜选用当地民族药，其经考证天山雪莲花性味功能后，将戈壁肉苁蓉、西域沙棘果、野阿魏蘑菇和新疆枸杞子等药与之配伍成具有滋阴扶阳、益气养血、填精补髓、充形旺神功效的“雪莲葆春精”。其以和田玉屑为主药修合成“和田碧玉散”，治疗口疳舌疡和顽固性溃疡；以奴乎特（鹰嘴豆）、比也（温勃）及卡孜力古丽（玫瑰花）三药所组成之药组治疗气滞食积或中消之消渴病等多有良效，并集40年临床经验总结出“心脑喜康”及“天香丹”等协定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