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主题的概括方法
假如我们能看懂一个建筑物的设计图纸，再来分析这个建筑物的结构特点，那我们的分析视野将不仅全面，而且深入，能抓住建筑物的整体布局与细节特征。同理，我们要分析一部影片的主题内涵与艺术成就，也需要了解一部影片的创作过程。这个创作过程的起点应该是编剧，然后才是具体的拍摄过程，以及最后的剪辑和后期制作。
由于拍摄过程和剪辑、后期制作工序繁多，且有许多相当专业化的技术操作和术语，我们并不需要一一掌握。毕竟，我们在解读一部影片时，面对的是一个成品的影像作品。从这个角度来说，剧本（尤其是分镜头剧本）就是一部影片的设计图纸。我们在分析一部影片之前，先大致还原这部影片的“设计思路”，也就是设想这部影片的创作思维过程，编剧在设置这个故事、塑造这些人物、安排这些情节时依照的是什么样的情感逻辑和思维逻辑。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与影片创作者之间的对话，读懂影片的整体构思和细节处理策略。
因此，要解读一部电影，我们先要了解电影剧本的构成要素：主题、人物、情节。具体而言，一个电影剧本必须有一种明确的倾向性，无论是情感还是思想的倾向性，必须表达出创作者对于世界、人生、人性的某种看法，某种观点；这种看法或者观点的表达必须通过真实可感的人物形象，在一段完整的情节发展中具体生动地呈现出来。确实，我们在观看一部影片之后，必然会考量影片的主题是否明确、集中，人物是否真实可感，情节是否富有节奏性、逻辑性和感染力。
关于电影剧本的创作顺序，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上的先有人物，再有情节，然后水到渠成地有了主题。相反，当电影编剧受某一个故事刺激，得到灵感和创作冲动之后，当务之急并不是奋笔疾书，而是冷静客观地评价、分析故事，明确自己要从故事中提炼出的“主题”。也就是说，创作者必须对“故事”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情感倾向和价值立场，并将这种倾向和立场用准确的句子清晰地表达出来，进而发展成主题。例如，“因为真诚和执着，他们终于收获了真正的爱情。”“因为贪婪和自私，他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只要坚持梦想，就一定能够成功。”我们要记住的是，“主题”并不需要多么高深，也不需要多么辩证，甚至并不是真理，而只是创作者的一种价值立场和情感倾向。更极端的情况下，影片的“主题”明显有失偏颇（如“贫穷导致犯罪”），但只要影片通过真实的人物、合理的情节能够证明这个“主题”，观众能够信以为真，“主题”仍然是有效的。
总而言之，电影编剧在创作之初要先明确自己的主题，以“主题”作为剧本的主心骨，人物塑造的方向标，情节设置的试金石，为一部影片的最终完成保驾护航。但是，面对一部已经完成的影片，我们并不知道它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只看到了一个故事（情节），以及故事中的人物。这时，我们的切入点就可以是“人物”。因为，人物在克服障碍追求动机的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了情节。所以，分析“人物”是分析一部影片的起点。概括起来，电影编剧的创作顺序是“主题——人物——情节”，而我们分析一部影片的顺序却是“人物——情节——主题”。
那么，我们如何分析“人物”？从电影编剧的角度出发，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物都必须有“动机”，也就是他追求的目标。同时，编剧必须在人物追求动机的道路上设置各种障碍，让人物不断受到阻力和压力，然后在阻力和压力中进行选择，获得成功或者遭遇失败，完成成长或走向毁灭。由此，我们找到了分析人物的捷径：考察人物的动机和障碍。而且，我们可以借用格雷马斯的“动素模型”来形象直观地将人物的动机勾勒出来：
在这个“动素模型”中，“主体”就是“人物”，而且可以是任何一个“人物”；“客体”就是“人物”的动机或者说目标，“反对者”就是“人物”追求动机过程中的障碍，“辅助者”就是“人物”追求动机过程中的“帮手”，“发送者”就是考察是谁让“人物”有了这个特定的动机，“接受者”就是分析“人物”假如实现了动机其“受益者”是谁。一般来说，我们只要将一部影片的几个主要人物的“动素模型”列出来，这部影片的情节核心和主题内涵就跃然纸上了。
例如，我们来分析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对于这部影片，我们可能会先入为主地认为它抒写的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和勇气，高扬的是一种民族大义和民族自信心，但是，我们只需要通过两个“动素模型”就可以发现影片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红高粱》前半部分的情节内容可以用“动素模型”表述如下：
在这个“动素模型”中，“我”爷爷是一个有着充分主体性的“行动元”，他明确地知道自己的“客体”是什么，并为此积极行动。“我”爷爷身上体现了一种原始的生命活力，他蔑视人间的伦理法则，挑战严酷的现实秩序。这正是影片要肯定的那种生命意志：强悍、粗犷、豪迈。
当“我”爷爷如愿与“我”奶奶结合在一起以后，一个新的平衡秩序建立起来了，但随着罗汉爷爷被日本人杀害，这个平衡被打破，于是“我”爷爷率众伏击日本人，几乎全军覆没：
这意味着，“我”爷爷等人行动的推动力是民间社会的“报仇雪恨”，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赞赏的“民族大义”或者抵抗外族侵略的决心。
因此，在《红高粱》中，张艺谋营造了一个几乎自主自足的民间世界，这个世界似乎不受外界的伦理法则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支配，人物本着一种自发的生命意志行事。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两个“动素模型”中，都没有外来的辅助者。这体现了张艺谋的某种艺术立场：放弃对宏大叙事的追求，与社会、历史、政治保持一种疏远的态度，专注于民间世界的纯粹、圆满，进而实现自己的艺术追求和思想表达。
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动素模型”来揭示张艺谋2002年的《英雄》如何疏离一个正统的“以武犯禁”的侠客故事。在《英雄》的开始，当无名拿着长空、残剑、飞雪三名刺客的兵器去见秦王，并试图刺杀秦王时，“动素模型”可以概括如下：
开始，无名是一个正统意义上的“侠客”。这种侠客，不畏强暴，反抗强权，恩怨分明。只是，随着秦王对无名讲述的一次次质疑，影片带领观众进入一个层层去伪的故事核心：只有秦王才能统一全国，平息多年的战火纷乱，他实际上是天下人的福音。这个观念，来自残剑，并最终得到了无名的认可。这时，影片的“动素模型”已经变化：
这样，《英雄》将“客体”转换成多少有些空泛且对于一般侠客来说过于高远的“和平、统一”。影片轻易地从一个普通的复仇故事，变成了一次对宏大命题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宣讲，因而显得多少有些笔力不逮和空洞矫情。而且，在这个“动素模型”中，无名和残剑两人的动机没有任何个人意义上的利益，而是为了“天下人”而牺牲。这种境界不是说不可能，而是影片缺乏相应的铺垫和逻辑支持。对于观众来说，他们更愿意认可一个有朴素的个人意愿，追求合理的个人利益的人，而不愿意认可一个过于超拔、境界过于高尚的人物。同时，当无名开始接受残剑的观点，理解并尊重秦王时，影片已经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反对者”了，真正实现了“一团和气”，失去了一个故事最应该具有的戏剧冲突和情节矛盾。
综而述之，我们可以先通过分析人物动机以及实现动机所遇到的障碍来概括影片的主题。这是解读一部影片的第一步。
之后，我们就要细致地讨论影片是如何通过电影化的方式来讲述故事、表达主题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运用叙事学的概念和理论，也要对电影的画面、声音、剪辑进行专业化的分析。
最后，我们还要从整体上对影片的成就得失进行评判。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对影片的题材选择、题材处理策略、叙述方式、人物塑造、细节安排、影像表达、主题传达等方面进行整体性评价，突出影片在上述方面最为鲜明的创新与突破，从而肯定影片的艺术成就。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影片的不足之处，如情节的逻辑性、结局的处理、人物命运和性格转变的合理性、主题表达的深度与层次、影像表达等等。有了这种视野，我们对一部影片才谈得上完成了全面深入、准确客观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