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伦理中的自如与两难
从表面看，影片《蓝色》呈现的是“记忆与遗忘”的双重主题，但从茱莉的处境中可以看到，影响她享受“自由”的仅是“记忆”的羁绊，而不是外在的政治经济制度、伦理道德的束缚、世俗的偏见与压力。因此，“自由与囚禁”才是茱莉真正的心灵困境，也是影片所要揭示的现代人宿命般的两难。
学者刘小枫曾将叙事伦理分为两类：人民伦理（集体伦理）和个人伦理（自由伦理）。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个体的生命热情是由国家——民族共同体的价值目的决定的，个体没有决定自己生命热情的机会，更不要说实现自己的生命热情，只有一个由意识形态政党规定的国家热情或民族热情。“这种叙事看起来围绕着个人命运展开，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的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这样，个体生命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抽象的共同体，属于民族或国家的利益，这与道德专制没有什么区别。”[2]
在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中，个体身体回到了自身，没有需要操心的他者关系，没有让人难过的与过去或未来的时间关系，而是依身体感觉的自然权利为自己订立道德准则，将社会的人伦秩序感觉化。“这种自由伦理不是由某些历史圣哲设立的戒律或某个国家化的道德宪法设定的生存规范构成的，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体的生活事件构成的。”[3]
同时，刘小枫指出，“自由主义伦理是人生终究意难平的伦理，既不逃避、也不企图超越人生中的悖论，但也不是仅仅认可人生悖论根本不可解决以及人性的脆弱，而是珍惜生命悖论中爱的碎片。”[4]而且，自由伦理不是自如，而是个人承负自己的伦理抉择。“自由伦理要求个人对自己的伦理选择必须自己承担责任，不可推给道德规戒（自由伦理不仅是艰难的，而且是欠然的自由）。”[5]
当茱莉在车祸中失去了丈夫和女儿之后，从某种程度上说，她获得了一种“奢华的自由”。因为，她生活在一个自由伦理的社会环境中，没有外人和外在戒律可以支配和左右她的生活。随着因亲人离丧而解除的社会关系，她不再是母亲和妻子，而是一个（独立，还算年轻、富有，还算漂亮的）女子。这时，她似乎可以依从自己身体的感觉和自然权利去决定自己的行为，她可以本着内心的要求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她可以在“自由”中为所欲为。但是，茱莉并不自由，她虽然没有“民族或国家的利益”需要操心，也没有“集体伦理”的道德压制，但她有着内心的羁绊，“回忆”的刻骨铭心成了心理的戒律，让她无法坦然面对新的生活，虽然这种新生活本应可以展开无限多样的可能性，但对她而言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逃避到一个触摸不到“回忆”的地方去过隐居式的生活。
基耶斯洛夫斯基来自社会主义国家波兰，他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伦理自然有彻骨的体认，他肯定能感受到那种伦理环境中人的“不自由”。后来，他移民到法国，这里有自由伦理的背景，人似乎得到了解放，个体能享有更多的自由，但是，真的有无限的自由吗？影片要思考的正是“自由”的限度。在茱莉身上，我们感受到的就是一种不自由，或者说一种沉重的自由。而且，茱莉在选择新的生活方式（去城里隐居）之后，必然要面对这种选择的后果，承担这种选择背后的责任。她必须要面对生命的残缺与孤独，必然要面对在真情召唤（奥利维）面前的两难，面对情感的无助时刻。而当茱莉决定（暂时）忘却过去，开始与奥利维的情感生活时，她仍然要面对这种选择背后全部的沉重。
也许，基耶斯洛夫斯基深刻地意识到，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道德困惑，“政治并不能解决最重要的人性问题。它没有资格干预或解答任何一项攸关我们最基本的人性或人道问题。其实，无论你住在共产党国家或是富裕的自由主义国家里，一旦碰到‘生命的意义为何？’‘为什么我们早晨要起床？’这类问题，政治都不能提供任何答案。”[6]这正是影片《蓝色》蕴含的一种思维向度。为了确证这种思考向度，影片除了茱莉之外，还设置了妓女露西娅与街头艺术家两个人物来呼应和丰富主题。
当茱莉问露西娅为什么选择做这行（色情表演）时，露西娅平静地说她喜欢，“其实，我觉得大多数人都喜欢。”影片还暗示，露西娅没有一夜不能没人陪，且从不穿内裤。也许，在一个自由伦理的社会语境中，基于自己的生存感觉偏好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在露西娅看来，这是正当的，甚至是道德的。这正是一种只有在自由伦理语境中才能享有的“自由”，这种“自由”会令生活在人民伦理中的人羡慕和嫉妒，甚至愤恨。茱莉似乎也一度羡慕露西娅的率性而为。只是，当露西娅在身体享乐中怡然自得时，她没有意识到这种自由也会有边界。有一天，当她在舞台上进行色情表演而无意中看到了父亲时，她顿时遭逢了伦理的尴尬并不知所措。原来，身体的“自由”仍然深深地镶嵌在具体的伦理秩序之中。
图9
影片在露西娅的无助时刻由茱莉带领观众参观了色情表演场所，这里光影迷离，香艳诱人。这是只有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中才会出现的场所，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才能让表演者和观看者感觉伦理自如。舞台上同性或异性之间的性挑逗与虚拟性爱，将本应是人世间最私密的情感和行为化作公众化的商业展览，这本身就可以视为自由社会对“情感”的一种异化。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露西娅诉说着她的无助（图9）。她与茱莉坐得很近，但影片用横移镜头将她们的距离夸大了，而且几乎不用全景将两人并置在一个画面里。露西娅笼罩在暖色调的光影中，她的下方就是活色生香的人体表演，茱莉则处于阴影中平静地聆听。其实，茱莉什么也没为露西娅做，但露西娅觉得茱莉救了她一命。或许，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现代社会自由个体脆弱的一面，他们看上去轻松恣意，挥洒自如，但这背后掩藏的是一颗孤独的心灵，这颗心灵在脱离了许多社会关系的羁绊之后将处于漂泊的境地，许多苦楚无处倾诉，许多时刻无可依靠。我们无从评判这次“救场”对于茱莉内心的影响，她可能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在肉欲享受和感官刺激中忘却真实的社会现实，在一晌贪欢中沉醉迷离），更可能看到了“自由”的窘境（彻底的沉醉迷离只能存留于与普通大众相隔绝的虚幻时空中）。
正是在这个色情表演场所，露西娅意外地看到了电视上的茱莉。原来，是奥利维在接受电视台的采访，并公开了茱莉丈夫办公室的一批照片，照片的内容全是一些私密的家庭照，还揭露了茱莉丈夫有外遇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展览与露西娅在台上展示性爱没有两样，都是为“私密”除魅。或许，这正是自由社会的一种品质。因为没有了外在的道德戒律，必然会有个体依从“内心的情感需要”选择生活，必然会走向对“私密”的过分重视和过分不重视。
影片中还有一位街头艺术家，他看似落魄，但影片却不经意地表明，他有妻子和豪华汽车，在街头吹奏笛子更像是他休闲的一种方式（图10）。原来，现代人所渴望的“自由”更多地存留于想象一隅，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姿态，而非真正远离俗世诱惑的决绝。艺术家作为一个自由个体，当他对一种自由（正常的家庭生活）不满意时，当然可以寻找另一种自由（街头卖艺）。但这种街头卖艺的自由仍然是沉重和孤独的：只有茱莉和奥利维注意过他的吹奏；在他投入地吹奏时，他面前常常是匆匆跑过的忙碌人群。——艺术家有吹奏的自由，路人也有漠视的自由。每一种自由都是有限度的，都是甘苦自知的一种体认，都需要自己去担当这种自由背后的孤独与沉重。因此，即使不用卷入国家、民族、集体等外在束缚，即使不用为生计发愁，个体的“自由”并非就唾手可得，“自由”并非意味着轻松自如。
图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