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与惩罚中的顺从与反抗
福柯在分析“理性时代”的惩罚时，发现当作为公共景观的惩罚消失后，惩罚的仪式因素逐渐式微，只是作为新的法律实践或行政实践而残存下来。这样，惩罚日益成为刑事程序中最隐蔽的部分：“它脱离了人们日常感受的领域，进入抽象意识的领域；它的效力被视为源于它的必然性，而不是源于可见的强烈程度；受惩罚的确定性，而不是公开惩罚的可怕场面，应该能够阻止犯罪；惩罚的示范力学改变了惩罚机制。”[1]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对人的惩罚不再迷恋于烙刑、车裂、斩首等肉体上的震撼与可怕，而是强调一种低调、内敛但经过精心计算，且持续不断的运作机制。
现代社会为了使规训和惩罚能够顺利实施，需要通过纪律来分配人的空间：纪律有时需要封闭的空间，以便规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场所；在这个空间里，管理者依据单元定位或分割原则，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人；某些特殊空间被规定为不仅可以用于满足监督和割断有害联系的需要，而且也可用于创造一个有益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纪律作为一种等级排列艺术，一种改变安排的技术，它通过定位来区别对待各个肉体，但这种定位并不给它们一个固定的位置，而是使它们在一个关系网络中分布和流动。[2]同时，纪律还要分配人的时间，如制定时间表，规定每个时段的工作或生活内容。这样，每个人的活动都处于可控制、可监督，而且如机械般准确和有规律的状态。通过这种操作，就可以造就出符合要求的个体：单元性（由空间分配方法所造成）；有机性（通过对活动的编码，如制定时间表，以规定节奏、安排活动、调节重复周期）；创生性（分散的时间被聚积起来，从而能够产生一种收益，并使可能溜走的时间得到控制）；组合性（把单个力量组织起来，以期获得一种高效率的机制）。[3]
这个封闭空间里的运作机制毕竟不可能原样照搬到社会秩序中来，它需要在包装和改头换面之后将其精髓以温和甚至谦恭的方式作用于每一个人身上。因此，作为一种社会机制的规训，其运作模式是，一方面是二元划分和打上标记（疯癫/心智健全；有害/无害；正常/反常）。另一方面是强制安排，有区别的分配（他是谁，他应该在哪里，他应该如何被描述，他应该如何被辨认，一种经常性监视应如何以个别方式来对待他，等等）。这时，规训处罚所特有的一个惩罚理由是不规范，即不符合准则，偏离准则。[4]这种处罚因边际模糊而更显得无处不在，因只需指认“不合规范”而容易成为一种（温和的）专制和暴力。
总之，疯狂与疯人院对于福柯无疑成了一个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寓言，而学校、军队、医院则被福柯认为是和疯人院与监狱一样的社会压抑范型。有了这个理论背景，我们就能理解《看上去很美》实际上是以学校生活为载体，更为隐晦也更为深入地探询“规训与惩罚”所对应的“秩序与反叛”的命题。
影片在片名之后，就是一个平角度的全景，一个男子硬拽着一个小孩从纵深处走来。切成特写，一只戴白手套的大手紧紧地拉住一只戴棕色手套的小手。上阶梯时，小孩的脚明显不愿意动，大人的手一把将之抱起，响起男孩的哭声，“不好，不好，让我下去！让我下去！”小手想抓住墙角，但马上被戴白手套的大手扳开。这就是方枪枪被爸爸强行送进幼儿园的情景。当李老师来接待，问方枪枪叫什么名字时，方枪枪正在哭闹，但他爸爸马上代为回答，“告诉李老师，我叫方枪枪，马上就四岁了。”方枪枪一直在报复性地大哭，未说一句话，但在这个成人世界里，其实不用他说话。正像影片从未出现他父亲的脸部特写一样，父亲代表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一种秩序的力量，没有具体面容正可以指涉丰富。这样，方枪枪作为一个没有发言权的个体，就被强制性地送进一个被纪律控制的空间。这个空间，符合福柯关于规训的要求，即封闭自足（与外界没有太多联系）、单元定位（每一个小朋友有自己的位置）、有效监督（因封闭自足而处于李老师的全面监管之下）、等级排列（符合规范者可以当班长）。
方枪枪进幼儿园之后，尚是一个“异端”，因为他还没有穿上统一的服装，关键是唯独他留着一个小辫。李老师对此有点嫌恶，说：“方枪枪，来，我看你这小辫儿。”在这看似随和关切的话语中，却暗藏了一把剪刀，并趁方枪枪不注意一把剪下了小辫（图6）。这是一个“阉割”动作，是对个性的阉割，是将个体强行纳入一个体制和封闭空间的“割礼”仪式。方枪枪在受伤和欺骗中大哭，马上跑开，但李老师叫小朋友们抓住方枪枪。在一个景深画面中，前景处是焦点清晰的剪刀特写（握剪刀的手还示威般操作了几下剪刀），后景是焦点模糊的方枪枪（图7）。相对于剪刀来说，方枪枪显得过于弱小和无助，且无处可逃。在李老师完成剪小辫的动作时，周围有两个阿姨、唐老师、小朋友在饶有兴味地观看，李老师说：“这都是为了你好，你知道吗？”这时，唐老师拿出小红花，说他要是剪了小辫，就将小红花给他。这也是规训制度中的一种奖励措施。小红花是一个锦标，它让所有小朋友在为之努力的过程中接受“游戏规则”。此时，方枪枪并不想纳入体制，因而还未意识到小红花的重要性，一把扔掉，马上就由北燕捡起来。
图6
图7
幼儿园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规矩。正如吃饭时李老师要求，“小朋友记住了，加饭举右手，手掌伸直；加汤举左手，握成拳头。”在这种标准化动作中，要求的是统一有序，而不鼓励个性。而且，纪律涵盖了幼儿园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所有个体都被纳入这种纪律要求中，成为标准化零件。随着方枪枪剪掉小辫，换上统一服装，他开始成为这个集体中的一员，开始接受这个集体中的纪律。这个集体的奖励就是小红花，唐老师说，每天有五次争夺小红花的机会：不尿床、自己穿脱衣服、饭前便后洗手、按时上厕所，睡觉不说话。可见，每朵小红花背后都有相应的约束起作用。
可见，影片以“小红花”（好孩子的锦标，这也是电影的英文译名）为线索，把方枪枪想遵守规矩做好孩子而不得，到肆意破坏规矩绝望反叛，直至最后为规矩放逐而被禁闭孤立的成长历程贯穿起来。方枪枪身受的一切压制，都来自于军事化管理的幼儿园和恶魔母亲般的李老师。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是训练有素的孩子从一早起床开始便进入状态：“统一”穿衣服、叠被子、蹲厕所、排队洗手、按顺序擦手、吃饭、做游戏、听从老师哨声逐个擦屁股等。与之格格不入的是方枪枪的另类坚持、顽皮无礼、和成年人的较劲，对性的好奇和纯真的情感流露。尽管一入园，方枪枪那独具个性化特征的小辫子就被大剪刀无情“阉割”，但他仍懂得追索并质疑一个个规矩的“为什么”，甚至在幼儿园中掀起一次“暴动”，让光着屁股的小朋友们集体出动，用鞋带连接起来欲绑住李老师——方枪枪梦境中长着长尾巴的吃人妖怪。
于倩倩是这个集体中的优秀分子，她每天能得到五朵小红花。李老师问小朋友为什么要学会自己穿衣服时，于倩倩的回答是“小朋友应该学会自己穿衣服。”对于这种废话般的回答，李老师没有恼怒，而是加以鼓励。因为，没有思想，没有个性并不可怕，它无损于集体的有序；反而是力图张扬个性会破坏集体的整齐划一。这就可以理解，李老师等人对方枪枪简直恨之入骨，因为，他不合规矩，是害群之马。对于这种异端，体制有两种办法：一是加以惩罚，如关黑屋子，扣小红花；二是打上标签加以放逐，不许其他小朋友和他一起玩。前一种“惩罚”，是挽救的姿态，希望让个体意识到不合规矩的后果。如果个体不在乎这种惩罚，那就要将之“放逐”，要么完全排斥出这个集体，要么孤立起来不让其影响其他“正常”的个体。方枪枪经历了这两种处罚，而且后一种显然让他更为在乎了。在小朋友上厕所时，他不时去打其他小朋友，马上有人告密，但李老师说，方枪枪不听话，以后大家不许和他玩。当大家一起外出玩时，方枪枪近乎恶作剧地对其他人说，快告诉老师，我出队了。可是，小朋友对此表示漠然。因为，对于这种已经被放逐的异端，他的任何出格举动都可以视为正常。此时，方枪枪恐怕有一种深深的寂寞感，他意识到自己被漠视和遗忘了。如果没有强大的自我，这种茕茕孑立的处境将令人难以忍受。
最后，方枪枪逃出了幼儿园，但他来到的是一个医院，而医院仍是暗示着囚禁与规训的地方，仍然是不自由的地方。他听到一阵锣鼓声，他循声上前，却是一群大人胸前戴着大红花在锣鼓声中一列列走过。影片一度采用方枪枪的视点，在一个特写镜头中只展示胸前的大红花。镜头反打，俯拍着困惑的方枪枪，他的前景不时有大红花走过，而不详的音乐再次响起。焦点变虚，后景的方枪枪已经模糊不清（图8）。这个场景足以让方枪枪绝望，因为他发现不仅儿童的世界中充满了不自由，成人的世界同样有诸多规训（以大红花为锦标）。这时，方枪枪似乎迷茫、困惑于自己成长后将要面对的世界，他只有在外界的隔离和内心的孤独中找寻真正的自由，他只能蜷伏在石头上，以胎儿的姿势孤独地趴在石头上，安静地听着大家的呼唤，酣眠于暂时逃离囚牢的自由和宁静。
图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