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坍塌后的迷茫与失重
在1958年或者1976年，许多人都被裹挟在政治洪流中，他们主动或被动地为着一个神圣目标而奋斗，那是关于消灭阶级，实现完全平等和国家富强等等宏观甚至抽象的美好蓝图。尤其是1976年，当“政治”统摄了所有人的生活，许多人的“信仰”是关于通过“革命”来改造并纯洁社会的想象。当然，影片中的大多数人其实只有“私人信仰”，“政治信仰”毕竟过于高远与空洞。影片中唯一具有“政治信仰”的可能只有吴主任，他无法理解林大夫为了“爱情”欺骗组织，而将她指认梁老师摸了她屁股的行径视为“栽赃，抹黑，做手脚”；他也不能理解唐老师为了帮梁老师而建议主动检讨的诚恳性，而将其视为是一种别有用心的陷害。甚至，将“摸屁股”的罪行无限夸大，将找出“流氓分子”的政治意义无限拔高，都说明吴主任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革命信仰”。这就不难理解，吴主任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他阉割了诗情，压制了个性。这恐怕也是影片对于那个特定时代政治气候的一种委婉影射。
影片四个单元出现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方位上出现了南部、东部和西部，北部则在第三单元的那个秋天出现了。其时，唐老师去北京找天鹅绒，以满足小队长死前的最后一个愿望。这样，“北部”在影片中几乎是消隐不见的，但无论是1958年还是1976年，都是“北部”在统治中国，“北部”为全国人民提供“政治信仰”和“精神食粮”。所以，“北部”在影片中是一种“不在的在场”，像是付之阙如但又无处不在。影片的吊诡之处在于，唐老师去北京时正是毛泽东逝世后举行追悼会期间（因为，唐老师的朋友戴了口罩，唐老师受其影响也为村里的小孩子买了口罩，对唐婶说，“这是北京最时兴的。”）或许，影片意欲表明，毛泽东的逝世代表一种政治信仰的式微。对于影片中的人物来说，悲哀之处在于“政治信仰”式微并坍塌之后“个人信仰”又全面溃败。
母亲最初怀着对爱情的信仰和对于“英雄”的崇拜之情，跟随李不空，最后却发现所谓的理想与信仰背后不过是无尽的欺骗和伤害，而所谓的“英雄”说到底不过是一个自私而虚伪的男人，一个喜新厌旧的不贞之流。这种伤害和打击，虽然因为儿子的出生使她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但十八年过去，平淡的生活令她感觉迟钝，精神荒芜。而且，母亲悲哀地发现，儿子并不能成为自己的“理想与信仰”，她的世界依然一片空无，她不愿忍受这种空无，她想在现实中寻找奇迹与梦想，她想用石头建造一个伊甸园，但周围人都认为她疯了。影片在6分37秒才出片名，其时正是母亲“失常”后从树枝上摔下来。这种处理方式有一种讽刺的意味，因为片名是“升起”，画面却是“下坠”。对于母亲来说，她以这种“反常”的方式追随“内心的信仰”注定是一次在平庸俗世的“坠落”。
母亲与儿子最后一次谈话后，在一个平角度的正面近景中，母亲神情黯然，背景全是黑色，她像是坐在一片虚空之中，镜头推成特写，大特写，母亲眼睛里满是悲戚。母亲最后穿上李不空留下的那件军装失踪/自杀，算是对“回忆”和“过去”的一种祭奠，也是对于“理想和信仰”的一种祭奠。
再看李不空，他年轻过追随过“革命”，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也算是有过“理想和信仰”，后来还参加新疆石油管道建设。甚至，他曾经痴情地追求过唐婶，可以为爱生，为爱死。但是，李不空却可以在对唐婶的思念中与母亲“始乱终弃”，又在与唐婶结婚后与林大夫“暗渡陈仓”，可见他没有对爱情的信仰。而且，李不空虽然参加“革命”与“建设”，但并没有一种对国家的“忠诚”，他可以随时“失踪”，在个人的情欲放纵中甘之如饴。也许，唐老师最后的信仰是“天鹅绒”，那是他曾经的青春热情，爱情理想。这种圣洁之感被小队长用最粗俗的旧锦旗亵渎、玷污与庸俗化时，他毫不犹豫地以开枪来捍卫。
影片虽然在结尾出现一轮朝阳，希望人们能挣脱现实的种种羁绊，活得自由而舒展，活得纯粹而灿烂，活得兴兴头头又超然物外，但影片的悲凉底蕴是关于理想和信仰如何在现实中失落和沦陷的悲剧，是普通人如何在现实中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精神之灯而最终归于寂灭的绝望。影片名为“太阳照常升起”，从政治层面上讲有一种悲凉和绝望（“太阳”仍会升起），从理想和信仰的角度讲也有一种悲凉和绝望（“太阳”再也不会升起了）。
在第四单元，唐婶表达了她对爱情的“信仰”。在那个场景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新疆戈壁和荒原中，唐婶和母亲各骑着骆驼，一路上都是唐婶在讲述着唐老师追求她的种种事迹，母亲则一言不发。这个场景从影片的92分44秒开始，至95分11秒结束，却用了十六次镜头之间的“化出、化入”（溶变）。由于“溶变”可以避免切换镜头的跳跃感，产生柔和、抒情的效果，因此使这个场景显得异常温暖、亲切。观众在唐婶如拉家常的絮叨中轻柔地触摸了一段缠绵热烈的爱情往事，并被唐婶欢快殷切的情绪所感染。影片通过唐婶的语调表明了她对于这种跌宕起伏的爱情的钟情与痴迷，或者说她有关“地老天荒”、“坚贞不渝”等爱情神话的信仰。影片安排她们行走在一片荒漠般的戈壁里，在同一天里历经阳光明媚和大雪纷飞的天气变化，多少也是为了传达类似的隐喻意味（变幻不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人的行走由于地处荒漠，没有明确的轨迹和方向，在十六次“溶变”中，也将镜头组接的方向打乱。最终，两人的行走在观众看来更像是一次漫无目的的闲逛，一次没有目标的追寻。
图11
影片的94分40秒，在一个特写中，出现一个写着“尽头”的箭头，切，另一个方向的箭头上则写着“非尽头”。镜头反打，在一个仰拍近景中，母亲神色黯然，唐婶则十分惊喜。因为，唐老师说了会在路的“尽头”等她。在影片的100分48秒，唐婶真的看到远处出现一只逆光中的大手掌（“翻云覆雨”手？），上面写着“尽头”二字，唐老师从手掌后面走出来，叨着烟，拿着一把枪（图11）。两人拥抱在一起，镜头旋转，唐老师吐出一口烟后说，“你的肚子像天鹅绒。”然后举起枪放了一枪。在一个逆光的仰拍远景中，唐老师又放了一枪。在这几个镜头中，隐喻意味非常明显，母亲沿着“非尽头”走下去，迎接她的是李不空的欺骗，以及她在此后生活里没有尽头的孤苦与空虚，以及觉醒与绝望。至于唐婶，她和唐老师真的在“尽头”相遇，表明他们的爱情走到了尽头，那份热烈浪漫的爱情将在婚姻生活中华丽落幕，只留下千疮百孔的背叛与疏远。因此，影片对于爱情的“信仰”在唐老师与唐婶结婚之后就破灭了，在长年的两地分居以及唐老师习惯性的出轨之中，唐婶放弃了“坚贞”，与小她20多岁的小队长偷情。
本来，小队长作为一直生活在山村的孩子，是异常单纯而善良的，但遇到唐婶之后，他对“外面的世界”的好奇，对优雅与美丽的感觉似乎开启了。对于小队长而言，“天鹅绒”更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圣物，具有难以言表的美丽与神秘，但当他发现所谓的“天鹅绒”不过是一块布，而且唐婶的肚子甚至没有破旧的锦旗一般细腻有质感时，他几乎是在向唐老师求一死。因为，他再无“信仰”了。
可见，影片中大多数人物都在生活中遭遇了信仰危机，这种信仰是丰盈人生的支点，是对于生活的憧憬，对于爱情的美好想象，他们最终都主动选择了与世界的告别（除了唐婶）。这样，影片就留下一个“信仰”坍塌的世界，在“政治信仰”与“个人信仰”的废墟上留下一片狼藉。
在1976年东部的那个夏天，影片还为观众呈现了“政治信仰”如何受到冷落和戏谑。本来，“革命样板戏”是当时对民众灌输政治信仰，进行政治教育的权威载体，但银幕上放映“革命样板戏”时，观众看似一个个正襟危坐，但其实没有一个人在与银幕上的政治情感进行沟通、对话。
在影片的42分40秒，银幕上出现跳芭蕾舞的女演员脚尖踮起来的近景，虽然是彩色，但色彩还原明显失真，颜色不饱和。随后，影片有四个摇镜头来呈现观影人群的各色形态：在一个仰角度的侧面近景中，两个老人看得异常专注，但他们是从一个侧面去观看银幕，使得影像全部扭曲变形；在一个平角度的正面全景中，两个人端着饭碗坐在树上边吃边看；一个俯角度的背面中景中，一群小孩在看水中的影像并用石头扔进水中；摇到放映机所在的方位，放映机的光束更显出周围的昏暗，人群中大多数在交头接耳。影片还特地播放了一段“革命样板戏”，让戏里戏外的观众看到银幕上夸张的表演与动作，梁老师看得不由哑然失笑，随着银幕上的音乐节奏晃动肩膀。可以说，“革命样板戏”在这个场景中被解构了全部的庄严与神圣，成为空洞、虚假、做作的艺术样式和情感表达方式，其政治教育意义也可忽略不计。这不是因为没有一个人在认真观看，而是许多人都在以一种调侃甚至恶作剧的方式将观影过程当作一次娱乐。否则，就不能解释一声“抓流氓”就可以令所有男人“群情激愤”、闻风而动，更不能解释在这样庄重的场合有五个男人在摸女人的屁股。
也许，在1976年，人们真正的“信仰”是女人的屁股，影片不厌其烦地多次在女人的屁股上停留：
1.41分21秒，梁老师与林大夫两人拧床单时，前景是林大夫白大褂里透出来的白内裤的轮廓。
2.46分12秒，46分16秒，一号和二号的手狠狠地捏住林大夫白大褂下透出白色内裤边缘的屁股。46分23秒，三号的手指犹豫地触碰了林大夫的屁股。
3.50分04秒，梁老师看到那个在银幕后面看“革命样板戏”的姑娘，她紧凑的屁股充满了诱惑力。
4.50分24秒，在一片慌乱中，梁老师的手无意间靠在姑娘的屁股上。
5.51分49秒，林大夫来病房里看望梁老师，从梁老师的视点又看到林大夫透出内裤边缘的屁股。
6.64分34秒，林大夫拎着两袋东西来到唐老师房间，走得婀娜多姿，尤其白大褂下的白色内裤看得异常清楚。
7.85分21秒，唐婶与小队长偷情被发现的第二天早晨，唐婶在准备早餐，她的屁股对着镜头。开始是虚焦，待焦点清晰，唐婶的屁股异常清晰和突出。
在这些“屁股”登场的画面中，“屁股”先是作为一种肉欲的诱惑（林大夫），后也间或作为一种优雅的吸引（那个看“革命样板戏”的姑娘），最后成为一种冷冰冰的拒绝（唐婶）。或许，在1976年，“屁股”的严肃性远甚于“阶级斗争”。在第二单元，当梁老师不确定自己是否摸了前面姑娘的屁股时，唐老师很是不满，“梁老师，这个恐怕你得确认，那可是屁股啊。如果不是手摸了屁股，难道是屁股摸了手吗？”吴主任对于“摸屁股”事件也高度重视，甚至惊动了公安局。其实，无论是唐老师被林大夫的屁股俘获，还是观影的人在黑暗中享受犯罪般的猥亵快感，都是信仰坍塌之后走向庸俗的必然选择。至于梁老师，他的悲哀之处在于他“超尘脱俗”的欣赏最终（在别人眼里）演变成了一次下流的情欲冲动；唐婶的屁股则呈现了爱情褪色之后的世俗本相：当年唐老师眼中的“女神”在时间的磨洗中只留下一个张扬并透着疏离与拒绝的“屁股”。
因此，影片中的1976年实际上是一个“全面陨落”的年份，不仅政治权威相继谢世，民众的“政治信仰”早已名存实亡，“个人信仰”也无枝可依，所有人（除了吴主任）都成了飘零者，在生活的浪潮中一番挣扎后终于黯然撒手或者随波逐流。
因此，《太阳照常升起》虽然晦涩，但并非浅俗或故弄玄虚，它仍然有非常强烈关于爱情，关于理想与信仰，关于政治，关于人性的表达欲望。当然，影片拒绝了平实流畅，选择了艰涩晦暗，甚至有意远离历史与现实，当然更远离政治，以一种精英的姿态将梦境、回忆、幻觉不加暗示地镶嵌在现实性的场景中，用省略、断裂的方式留下许多情节和情绪上的空白。本来，这可以成为一种艺术上的创新，但如果处理失当，裂隙太大或者沉醉在梦幻情境中不可自拔，呈现的就可能是艺术把握能力上的欠缺，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一厢情愿与自负。
【注释】
[1]李杨.《暴雨将至》的叙事结构论析［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