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乡镇”与“城市”
影片《海角七号》有一个“乡镇”与“城市”的背景，虽然“城市”的意象在影片只出现了几分钟，但足以与“乡镇”构成多个维度上的对比，并成为影片中人物悖论式地面对的存在。
影片一开始，就是日语老师的画外音，画面是离开台湾的船上人群。在一种暖色调中，这个场景显得异常温暖，并带上了悠悠岁月的回忆基调。在这个场景中，摄影机只有平缓的推或固定机位的凝视。当画面右侧出现片名时，左侧是轮船在海面上行驶，画面显得诗意唯美。
片名之后，轮船的影像之上化入台北的夜景街道，前景是黑黝黝的建筑，且在倾斜构图的仰拍中呈现为一种闭合和压抑，后景是一幢隐约有灯光的高大建筑，画面显得杂乱而幽深，并略带神秘恐怖。和回忆部分的温暖色调相比，影片极力展示现实中都市（台北）的黯然甚至冷酷。画面切到寂静无人的街头一角，阿嘉推车准备离开台北。此时，属于回忆时空的抒情钢琴曲停止了，阿嘉在微微的晨光中骑上摩托，并在发动摩托前摔烂吉它，大吼着，“我操你，我操你他妈的台北。”这时，带有摇滚意味的现代音乐响起，阿嘉驾车离去，摄影机固定不动，随后大俯拍跟拍（并不作任何过渡由夜景变成日景），之后又在狭窄繁华的街道上空并不平稳流畅地推进。在一个下降镜头中，摄影机对准街上汹涌的人潮，并在横移中捕捉到了阿嘉，还可看到阿嘉摩托车后座上的铺盖卷。这时，摄影机有一个跳轴，从反方向给了阿嘉手臂上的纹身一个特写，这个纹身类似于吉它，但又有着张扬的力量。这个纹身铭记着阿嘉的青春梦想，现在又将成为台北留给他的烙印。这个特写之后，画面又切成阿嘉的正面近景，绿灯亮，阿嘉开动摩托，下一个镜头又是跳轴，是阿嘉手臂的特写，在阿嘉的摩托车后视镜中，台北正在远去。镜头拉开，跟拍，阿嘉在桥上疾驰，可看到河岸和远山，但工业文明的痕迹依然明显。此后，阿嘉行驶的方向统一了，不再有跳轴。这说明，对于阿嘉来说，台北是一个没有方向感的地方，或者说是一个找不到归宿的地方，唯有故乡有着明确的方向，可以成为心灵疲惫和受伤之后的憩息之所。在阿嘉一路疾驰的过程中，城市的痕迹越来越淡，渐次从建筑工地、街道，过渡到田野、暮光中的大海。黄昏时分，在一个固定机位的正面平角度全景中，阿嘉驶过名曰“西门”的古旧城墙回到了故乡（图7）。还是固定机位，不过在几乎可以忽略的淡出淡入之后，已是日景。一辆中巴驶过来，停下，司机说不能过，友子用不大标准的国语说可以，刚刚好。但司机坚持说不行（图8）。友子劝他试试，司机拒绝。
图7
图8
图9
下一个场景，是恒春镇闹市街头，配乐是欢快的电子音乐，一批身穿比基尼的性感模特在水果摊前准备拍照，旁边有大量的中老年人旁观。镜头反打，可看到摄影师，及他背后的一大群女中学生站在高处观看（这说明，乡镇的居民以老孺妇幼为主，年轻人都到外面打工去了）。模特（有白种人、黑种人，还有棕色人种，这可代表一种“异己”的国际元素来到乡镇）摆出性感妖娆的姿势，旁边是麻木或好奇的旁观者。友子帮助模特摆姿势并维持秩序，民意代表主席戴着墨镜挤过来，执意要从镜头前走过，狠狠地看了一眼摄影师（这代表了乡镇对于外来者的某种敌意和无奈）（图9）。摄影师则责怪友子没有做好秩序维护工作，友子显得相当无辜。
这个开头说明，“城市”只会让人受伤和失意，而“乡镇”可以成为诗意的居住地和疗伤的场所。而且，“乡镇”对于外来者设置了一道形同虚设的屏障，即那古旧的城墙。这道城墙会毫不犹豫地接纳漂泊归乡的游子，但对于外来者有一种委婉的拒绝。当然，这种拒绝是无力的，因为中巴虽然不能从城门通过，但仍以一种强势的姿态来到了乡镇，并引起强烈的关注。
再看茂伯的遭遇，也显得意味深长。在一个近景的跟拍中，茂伯行驶在乡镇的田野间，哼着《野玫瑰》的曲调。若不是茂伯的摩托车、偶尔驶过的拖拉机，以及田间的电线杆，就那景色而言，观众恍然进入一个远离了工业文明的世外桃源。在一个平角度的远景中，茂伯的摩托驶离了画面，但镜头未跟移，而是注目于画面中飞翔的白鹤，前景的庄稼、后景的群山和蓝天白云。这是一幅诗意乡村的画面，宁静幽远，但中景处排列得并不整齐的电线杆告诉了观众，这里并不是世外桃源，依然是工业文明触角可及的地方。在一声打击乐中，画面切到中巴里，低机位的中景中，一位模特正脱下裤子准备去海里游泳，镜头上升，另一位模特脱下上衣，友子很是焦急，想要劝阻，但众人不理。司机被这满车春色吸引，频频回头，摄影师要他专心看路。友子抱着众人的衣服，大怒，“我也是个模特。”拐弯处，茂伯驾着摩托驶来。中巴司机猛打方向盘，两车没有相撞。待中巴驶远，摄影机下降并横移，茂伯摔倒在路基下的田野里，信件散落一地。如果要赋予茂伯这次翻车文化意义，可视为“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强势进攻，或者“工业文明”相较于“农业文明”的巨大优势。
主席偕同两个民意代表与酒店经理谈判时，经理要主席有地球村观念，主席大怒，“什么地球村，你们外地人来这里开饭店，做经理，山也占，地也占，连海也要给我占。我们当地人呢？都出外地人当伙计。这像住同一颗地球上吗？”主席在经理的房间看海时更是感叹，说这边的海这么漂亮，我们自己却看不到，这是为什么。另一个民意代表说，因为有钱人连海都买去了，却不留一点给我们。主席后来还向友子抱怨，“你看我们的海这么漂亮，为什么一些年轻人就是留不住？”乐团第一次排练时，主席面对抱怨的水蛙更是恶狠狠地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整个恒春放火烧掉，然后把所有年轻人，叫回自己家乡，重新再造，自己做老板，别给外地人当伙计。
因此，影片呈现了一个传统社区（乡镇）在面对工业文明进程时的复杂情绪：一方面，这种外来冲击使得这个社区不再安宁，年轻人都出去了，这里正渐渐冷清，这才会出现茂伯快80岁了还在当邮递员、作为小学生的大大为教堂伴奏的现实；另一方面，类似于度假酒店在这里的开设，既是“外来者”的“入侵”，同时也吸引更多的“外来者”来挤占乡民们的海滩。也就是说，“故乡”的吸引力正在减弱，即使如阿嘉，也是在台北失意后才回到故乡，但他的心永远也不会属于故乡了。因为，这个故乡正在远离历史潮流。——当茂伯发现阿嘉将未送完的信全部放在家里时，说，这样会误事，万一是人家结婚、生子，或者出殡的通知怎么办？阿嘉不以为然，“现在都打电话了，哪有人写信？”
那么，工业文明的潮流是什么？正如马拉桑推销的酒，是对原住民的小米酒进行重新包装，准备打入国际市场。而且，从那精致的包装和全新的营销理念来看，这也是“传统”进入市场的唯一方式。还有酒店经理的“整体营销”策略（请日本歌手在海滩演出，请台北的乐团来暖场），也体现了市场化背景下甚至国际化背景下“传统”的尴尬处境。因为，当主席说暖场要请本地乐团时，经理说你们本地根本没有乐团，影片插入的镜头是四个中老年人在树荫下演奏二胡、月琴等传统乐器，唱的是当地语言的慢歌（图10）。经理说他们要请很热闹的乐团，这时影片插入的镜头是两个穿得性感火辣的女子（其中一个是三点式）在霓虹灯装扮的舞台上唱劲歌跳艳舞（图11）。
确实，“乡镇”有它温情的一面。如水蛙去乡公所表演打鼓时，因为老板娘的三个孩子无人照看，他临时托付给一个卖香肠的。后来友子回乡公所时，观众可以看到三个小孩一人拿着一根香肠在欢快地吃着。这样的举动，恐怕也只有在传统社区才会出现。但是，相比于“城市”，“乡镇”在许多方面都显得弱势，而且在处事方式、行为理念上有违民主、理性的现代潮流。
图10
图11
在选拔乐器的那场戏里，影片的几位主要人物都登场了，同时这也是乡风民俗的一次展览。在表演现场，劳马父子最初表演的是口琴，虽然悠扬，但从现场的人声鼎沸来看，观众还沉浸在聚会的快乐中。此时，影片用的是正面中景的仰拍，两人的空间环境被忽略，像是沉醉于自己的音乐世界中。友子对现场的喧闹很是烦躁，出去透透气，她在过道里与阿嘉擦肩而过。这是两人第一次出现同一个时空里，影片用一个固定机位的中近景捕捉了这一次擦肩而过，两人各自离开画面后，镜头未动，留下一种回味。
阿嘉不满代表会主席自作主张替他买了吉它并逼他参加挑选，带着情绪上台弹奏。在一个俯拍中，阿嘉面对着观众独自弹奏起电吉它。音乐一响，劳马等人顿时被吸引，全场安静下来，入神欣赏，连一直听Mp3的大大也摘下耳机听了一会。这再次说明，传统的口琴带来的那种宁静悠扬早已不适合喧嚣的现代社会，只有摇滚乐才能以一种强势力量使人“震惊”。在乡公所外面，阿嘉又一次遇到回来的友子，两人互看了一眼，没有搭话。骑着摩托车回家的路上，阿嘉陷入了回忆，摇滚乐再次响起，镜头跟拍阿嘉的侧面近景，叠印棒槌和手指弹拔水面，以及阿嘉在台北和乐团成员表演的画面，音乐突然停止，阿嘉跳入海水中。或许，吉它和音乐已经成了阿嘉耻辱和伤痛的回忆，他不能忘却，可又不想再去面对。此时，音乐换成舒缓的钢琴曲，在一个俯拍中，阿嘉躺在一片蔚蓝中，镜头旋转，渐隐。
在众人决定乐团成员的那场戏中，可看到恒春镇与现代文明在理念上的差异。在这个传统社区里，是一个熟人社会，其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秉着科学、理性、民主的方式来进行，而多少带有许多人情味、个人决断，甚至胡搅蛮缠。一个民意代表因为只有水蛙会打鼓就决定叫他打，甚至认为劳马的父亲会吹口琴也一定会弹贝斯，“会吹那个就会弹那个哪，你以为我不懂音乐？”面对这种歪理，友子和酒店管理层很是无奈，可又不敢顶撞。因为，代表会主席还有更厉害的威胁，例如不准他们办海滩音乐会，甚至要去选镇长为难他们。因此，在这个社区里，现代文明的许多理念都派不上用场，这也是友子深感绝望和厌烦的原因，她无法用科学方式去选拔人才，更不能用规范要求去管理乐团，她无法调和乐团中许多人情上的变通和自由散漫的作风。
恒春镇这种靠人情和胡搅蛮缠来处理事情的方式有时确实能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酒店已和台北乐团签了合同，但在主席看来，退掉就可以了；阿嘉将没有送完的信放在家里，或者偷拆邮件，在主席看来，大家一起帮着送完就可以了；茂伯发现了阿嘉的“违规”动作，没有举报，而是想着趁机进乐团。但是，这种种乡土社会的处理方式，毕竟与现代社会所倡导的那种法治观念、民主精神背道而驰。正如酒店经理所说，他们要走的是整体营销的策略：请外国的模特，请台北的摇滚乐团，请日本的“疗伤歌手”，以完成一场完美的海滩音乐会。对于恒春镇来说，这都是些“外来元素”，但都具有强势力量，并反衬了本地慢节奏的二胡、月琴之落伍。更具反讽意味的是，主席一直坚持要用本地乐团来暖场，但其形式仍然是摇滚乐团。可见，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确实处境尴尬，要不处于全然的弱势地位，要不就是被隔绝（如茂伯的月琴）。“传统”若想重现光彩，必须借助“现代”包装。再如茂伯的月琴，若不是借着阿嘉他们的摇滚乐，一定不会有机会登台表演并为观众欣赏。如原住民的小米酒，若不是用全新的商业理念进行包装与营销，一定不会走进市场。
因此，《海角七号》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勾勒了全球化背景对一个传统乡镇的冲击。这种冲击，对一些年轻人来说是打开了一扇窗，提供了无数机会，对一些老年人来说则痛心疾首于故乡的被“侵占”。对此，影片同样显得犹豫不决：一方面沉醉于这种传统乡镇的安宁和谐，另一方面又欣赏现代工业文明所倡导的那种积极开放的生存理念，以及因此而拓展的人生境界。